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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到1828年之间所产生的法国文学，不但重要，而且令人惊叹。经过革命的动荡，帝国的战争，以及路易十八统治的衰微，崛起了年轻的一代；他们以满腔热诚，孜孜从事那些久经忽视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的几次战争时期，法国青年所承担的使命不是文学改革和艺术创新。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华已经转向了政治生涯、军事冒险和民政管理等方面。现在，一股巨大的长期遭受禁锢的思想洪流，突然奔放开来，倾泻而出了。
波旁王室复辟和七月君主政体这一时期，可以确定为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登场的时期。随着拿破仑的垮台，开始了历史上的工业时期。如果我们只是注意法国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曾经在革命时期创造的，并由拿破仑的经济使节对欧洲其他区域加以维护的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现在开始产生了必然的后果。限制工商业的一切桎梏都被解除了；各种垄断权和私人特权废止了；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和贵族庄园被弄得支离破碎，售给那些以最高价格收购的买主，这些地产主比以前起码要多二十倍。其结果便是，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现在开始成为社会的动力，因而也就成为个人欲望的对象。七月革命以后，财富的力量逐渐取代了出身门第的力量，并使皇室力量也为财富效劳。富人得以跻身于贵族的行列，获得了贵族的特权，而且利用宪法，能够从君主专制政体获取与日俱增的利润。于是，对金钱的追求，为金钱的斗争，及大工商企业中对金钱的运用，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特征。这种庸俗的贪婪独占和前一时期革命热情和军事热诚形成强烈的对照，在这个背景上，它有助于给当代文学留下浪漫和理想的痕迹。这个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中，只有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即巴尔扎克，对于这个时期并不感到反感，反而把新生的资本力量、灵魂的新统治者——金钱作为他伟大史诗的主人公。而当代另外的艺术家们，虽然往往是获得物质利益的前景鼓舞他们辛勤创作，却在他们的热情和作品中，尽量远离这个新的现实。
1825到1835这十年间，从文艺的观点看，是最不同凡响、也最富饶多产的时期，而从政治观点看，却是暗淡无光和名誉扫地的时期。这十年的焦点是七月革命，然而这次革命却是点缀在一片灰茫茫中的一斑孤零零的血痕。
这十年的前五年，即从1825到1830年查理第十的统治时期，是宗教反动时期。三届内阁——维莱尔、马蒂纳克和波里纳克——与其说标志着反动的三个阶段，不如说是三种不同的调子：急调、缓调和大急调。在维莱尔内阁时期，耶稣教会派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修道院恢复了；有关渎神罪行的中世纪的严刑峻法施行了（例如，抢劫教堂者处以死刑）；所有拿不出信仰证明书的贫民都被拒绝予以救济；而且在1827年，提出了一道限制出版自由的法令，这就足以使得教会的敌人箝口不言。但由于贵族院的反对，政府才被迫撤销这个提案。国民军被解散了，出版检查又恢复了；于是，这届内阁被议会大多数人击败，于1828年1月辞职。接替这个不妥协的教会分子内阁的是一个执行让步政策的内阁；马蒂纳克内阁作过一些微薄软弱的努力，以遏止教会的权力，而这种努力的唯一结果，却是国王抓着政府在议会中遭到第一次溃败的良机，解散了政府，并以波里纳克为首的内阁取而代之。波里纳克做过前任驻英国宫廷的大使，是一个深得国王欢心的人物。波里纳克相信君权是上帝在尘世的影子，而且相信（并且在信仰中以幻觉来证实了这种信念）他曾受命于上帝来恢复君权古已有之的烜赫荣华。但是，他的政府不孚众望，以致它征服阿尔及尔人的那次唯一军功，受到国人冷遇，强大的反对派还对此公开表示遗憾。尽管主教们给教区教友写了公开信，尽管国王亲自插手干涉，议会的解散引起了反对派重新竞选，随着竞选接踵而至的就是政变。经过了三天的战斗，公众情感的巨澜把这届内阁席卷而去，连带也冲跑了国王的宝座和波旁王室。
不过这十年的前五年，虽然从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反动时期，但从社会观点和才智角度来观察，它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首先，压迫本身就产生了对自由的渴望。资产阶级和职业阶层在整个这个时期都处于与日俱增的不满和敌对状态之中，终于借助首都民众和学生的支援，把波旁王室从国王宝座上驱逐下来了。这桩事件的后果之一，便是文学的情调完全改变了。这种文学最初同政治一样，都为反对十八世纪末叶各派学说和行为的反动精神所充分激励着，而且从一开始就对天主教、君主政体和中世纪都是有着一些热诚的。夏多布里昂被维莱尔内阁免职一事，就是一个征兆（参阅本书第3分册）。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规定文学情调和风格的最高级社会团体的文化精神生活，仅仅是在表面上对政治的反动有所同情。从一个方面来看，君主复辟是十八世纪在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余波，是人文时代在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余波。从涂脂抹粉的宫廷散发出一股宫廷式的风度和习俗，从古老贵族的沙龙散发出使十八世纪荣极一时的涉及道德和宗教问题的自由思想。这些最高级团体为之防卫并竭力使之延续下去的民族传统的重点之一，就是承认千姿百态的才能；他们以其多种多样的文化教养和广泛博大的同情关注着文学和艺术。在宗教问题方面本着一种宽容的怀疑精神，在道德领域里抱有一种融洽无间的放纵和体贴入微的宽恕（姑且这么说吧），正是一个美好社会吸入和呼出的气氛；而对于一种在欣欣向荣成长过程中的文学来说，简直难以找到比这更为滋润、更能使其硕果累累的气氛了。既然反动的压迫产生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那么最美好社会的文化教养就给非政治性的文学在感情领域和思想领域两方面开辟了自由驰骋的用武之地，别的什么也不要求，只要求形式的精美和完善。于是，文学就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使一次新的文化创作运动摆脱束缚，起程飞跃了。
七月王朝建立了，“三色旗的市民君主政体”宣告成立，路易·菲力普被人偷偷地捧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使他处于一种蒙受革命恩典的国王的难堪境地。
在他的政府中孕育着的那些特征，在他统治的最初五年就表现出来了。首先，它缺乏一种坚定而庄严的外交政策，而这正是一个为昌盛繁荣的中产阶级所专门支持的君主政权不可或缺的。谨小慎微、爱好和平的国王使法国一次一次丧权辱国。为了各国和睦共处，他对比利时奉献给其次子的王位拒不敢纳；出于同样的动机，他竟默许奥地利镇压意大利的几次革命，而这几次革命正被法国国民正确地视为七月革命的产物。对于镇压波兰起义和华沙投降，他无力防范；而这次事件却使法兰西民族笼罩在一片沉痛哀悼之中。列强之一的法国，威望和影响日益衰落。而在国内事物方面，政府也同样威信扫地。皇室经常勒索金钱，偏偏几乎一定要遭到议会拒绝，这就产生一种大杀风景的印象。
在一个短时期内，路易·菲力普是很得人心的，他之得人心是作为瓦尔米和盖马普的一名士兵，作为公民国王，作为从前的流亡者和学校教师——拉法耶特
亲自称之为“最好的共和国”。尽管他一开始就热心争取人望，然而他却没有保持人望的才能。他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本质上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是令人羡慕的；他一天到黑忙于家务，生活习惯有条不紊，几个儿子都上了公立学校。他本人穿上一身普通市民服装，带着那把有历史意义的伞，一个侍从也不带，在巴黎街道上踱来踱去；他随时准备说一两句友好的言词，或者握一握手以回敬人们朝他鞠躬致敬或高喊“国王万岁！”但他所表演的这一番资产阶级的美德，并不是法国人所重视于统治者的美德。“我们要求骑在马上的统治者！”——曾经向患有痛风病的路易十八发出过的这种呼声，也反映出导向路易·菲力普退下宝座的形形色色的感情中的一种。
因为路易·菲力普真的骑在马上时，那副景象无论怎样也是谈不上仪表堂堂的。1832年6月，在一次巴黎数不清的小规模叛乱之后，他宣布全城戒严，并且就在这时举行一次五万国民军和正规军的检阅，士兵们都队列整齐，集合在林荫大道两旁。国王陛下不从大街中心驰马前进，而是首先沿着部署着国民军的林荫大道的右边乘马经过，从始至终都在马鞍上歪斜着半边身子和尽可能多的士兵一一握手。两小时以后，沿着正规军的行列走回来，同样也是那么一套一一握手的方式。瞧他那副样子，仿佛肋骨免不了要折断似的。整个时间里，他都是满脸堆笑；卷边帽滑下来覆盖着前额，显出一副可怜相。他那双眼睛，含着哀求的表情，仿佛是想博得人家的好感，又仿佛在请求大家原谅他宣布了全城戒严。老一辈的人们曾经见过拿破仑·波拿巴纵马经过，“面容像一尊雕像，宛如恺撒再世，目光凝聚有神，他那双手啊，是不可接近的统治者的手！”
对于感受性强烈、想象力丰富的人民，对于曾经见过拿破仑雄姿的那一群人，路易·菲力普的这副尊容是怎样的景象呢？
尽管国王极力热心地争取“万众归心”的局面，然而在他的宫廷和人民之间，比起复辟时期家长式君主政体和人民之间却存在着一道更为广阔的鸿沟。旧贵族对新宫廷避而远之，各个阶级之间的悬殊更加明显。地主们眼巴巴地观望着证券交易所的阔佬篡夺了一切权力，心怀敌意和憎恶。合法王朝派和上层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艺术家，都不再继续联合了。古老君主政权下的沙龙，一个一个纷纷关闭，高雅
时髦社会
的狂欢游乐和蒙昧自然也随之消逝。随着古老政府体制的消失，附丽于它的那种冠冕堂皇的温文典雅和优美动人的轻佻儇薄也消失了。高尚贵妇们生机活泼的联珠妙语和娇媚迷人的大胆恣肆也烟消云散了。在为国王所宠幸、皇太子婚前所笼络的豪富银行家的团体里，那种英国式的体育运动和俱乐部之类的时髦玩意儿，庸俗不堪地沉溺于口腹之欲以及低级趣味的排场和奢侈，取代了上述一切优美的东西。国王原本是个伏尔泰派，由于家族的盟约关系，曾经显露出新教的倾向。可是出于一种急切要保持宝座安全的愿望，他慌慌张张地改换了门庭；他卑躬屈节以求赢得教士的青睐（事实证明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宫廷内的情调也变得更虔诚了。上层中产阶级出于对第四阶级
的畏惧，同时也逐渐显示出一种一半儿恳切一半儿做作的虔诚模样。贵族反动文学熏陶出来的伪善作风，现在也开始渗透到资产阶级里去了，自由思想在一个妇女身上就被认为是“品质恶劣”。从外表上看来道德是更为严格了，一种更带英国风味的情调风靡一时；而在实际上人们更加不讲道德。社会对于百万富翁的招摇撞骗宽大为怀，但对待一个情感误入歧途的妇女，却拘泥礼节，百般挑剔。正像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所说：“前一时代的人，无论是对于教士背离教会或者妇女背弃丈夫，只要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社会从来都未曾加以严禁。而现在仅仅是要希望恢复离婚，这一点便可成为
伤风败俗
的迹象，更不用提教士的结婚了。”金融大亨们的住宅区圣奥诺莱区，代表了当时的风尚。
那柄伞不久变成了这次君主政权的象征，而且“中庸之道”这个词儿——国王有一次谈到应该采取的政策时曾经巧妙地用过它——变成了用以称呼一切软弱无能的事物，称呼一个暗淡无光、尊严扫地的政权的诨名，这就毫不足怪了。
如果我们把1825到1835这十年当做一个整体，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从美学观点来看，这个时期似乎是如此令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