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七月革命的影响

在这种沉寂中，在这种压抑下，在自暴自弃和希冀期望中，在自我解嘲和渴求自由这些成分的发酵期间，传来了1830年在巴黎爆发七月革命的消息，它对德国公众的觉醒，起到了电击一样的作用。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巴黎，在精神活跃的阶层里，人们感觉到了一种热情。

人们注意到，也许它对青年人起的作用更为明显。

在革命之前两个月，从他的短篇小说里看得出，年方十九的卡尔·古兹柯夫，对欧洲的政治还是毫无所知。他既不知道谁是鲍里格纳克 ，也不知道嘲弄法兰西宪法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德国大学生协会尽管受到种种迫害还依然存在，德国的问题在于实现统一。如果说他想到革命能加速事态的发展，那么，他所期待的，是宁愿革命在埃朗根或耶拿发生，而不是在巴黎；至多他所能想到的，是一群热衷希腊式自由的返乡人能在施特拉尔松登陆，他们手执武器控制了城市，号召波美拉尼亚的国民军拿起武器；至多他所能想到的，是农民也许为饥饿所迫而参加起义。

在这个时期，法国政论家吉拉尔丹·圣·玛尔克来到柏林，他来是为了研究德语、德国的学校制度以及由施莱尔马赫和伦德尔为代表的天主教神学，他也要熟悉在哈雷发展起来的虔信主义。作为《论坛报》的撰稿人，他定期收到从巴黎寄来的报纸；而作为一个部长职位的竞争者，他又极为注意反对党在法国的进展情况。古兹柯夫每天教他一个钟点的德语，他们一起读科策比的喜剧；这个法国人宁愿用科策比的作品来做学习材料，也不愿用歌德的或席勒的。他俩在谈话中一直谈论政治。古兹柯夫对吉拉尔丹·圣·玛尔克毫不隐瞒自己对法国宪法的政治意义的轻视，他率直地肯定耶拿大学生协会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要远比巴黎众议院的大得多。吉拉尔丹含笑予以客气的回答。这类谈话有时被爱德华·冈斯所打断。这位杰出的普鲁士教授——黑格尔在法学领域里的最著名的学生，瓦恩哈根和海涅的朋友——所讲的法文极为出色，他也参加这种政治上的争论。长着一头黑色鬈发，满脸络腮胡子的冈斯引起吉拉尔丹极大的注意。

这位衣着时髦，巧言善辩，喜欢嘲弄的在职教授拿大学生协会运动开玩笑，并以戏谑的口吻忏悔说，他过去也被吸引参加了萨勒河畔的集会，辩论如何能更好地使德国成为一个帝国。古兹柯夫听到这种话就对这位法国政治家发誓说，不要相信德国青年会像冈斯所想的那样。“这我知道，”吉拉尔丹·圣·玛尔克回答说，“你们要用梵语来解放世界。”

1830年8月3日，在柏林大学的大厅中举行了欢庆国王诞辰的集会，会上有歌唱和演讲。大学生们都拥挤地站在栏杆前面，栏杆后的高台上坐着教授、官员和军官。语言学家伯克是讲演人。在他的上方，音乐学院的合唱队在乐队指挥蔡尔特——歌德的通信人——的指挥下正在唱歌。大学校长、法学教授施玛尔茨戴着发套和短剑，从一个座位到另一个座位走来走去，和达官贵人们不时交谈几句。可冈斯却激动起来，变得急不可耐；他刚从巴黎接到弗里德里希·封·劳麦尔寄来的几封信，他让这几封信在大厅里被传阅。后来成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亲王含笑坐在这里，但所有人都知道，几天以前在法国，一个国王被推翻了；这就像街垒上的大炮轰鸣冲进了大厅似的。伯克关于优美艺术的演讲吸引不了听众的注意力，当黑格尔在讲坛上宣读本年度获奖的那些人的名字时，除了获奖人外，没有人对此表示关注。古兹柯夫本人虽然用一个耳朵听到了他获得了哲学系的奖金，但却又用另一个耳朵听到了一个国王被人民推翻的声音，听到了大炮在射击，听到了在战斗中牺牲了成百人。他对人们向他表示的祝贺充耳未闻，甚至连那个装有镶着国王肖像的金奖章的小匣子都没有被打开；这时他已忘记了，获得这项奖的希望与他对教授头衔的希望曾是连在一起的。他像聋子一样站在那里，在想吉拉尔丹·圣·玛尔克，在想他的预言和他本人对德意志大学生协会的期望。会后，他跑到菩提树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在那儿以极大的热情读一份报纸，这在他生平中还是第一次。他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在等待当天晚上官方报纸的出版；这不是因为他要看到在报纸上登出学院奖竞赛获胜者的名单，而是要知道巴黎的形势如何，街垒是否还在，法兰西在拉法耶特的手里是成为一个共和国呢，还是一个王国。他写道：“科学在我身后，历史在我前头。”

他的形象在当时德国最年轻的一代——二十岁的人中是十分典型的。

几乎就在卡尔·古兹柯夫在政治上觉醒起来的同时，在年已八十一岁的歌德的书房里发生了那次著名的误会：一个来访者受到了老人的款待，歌德为巴黎的伟大裁决而兴高采烈，来访者起初以为歌德谈的是巴黎七月革命，可随后他就明白过来，老人指的是居维叶在同圣·蒂莱尔 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论中所取得的胜利。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件值得深思的误会中只看到，这是歌德对待政治问题所表现出的局限性的一个证明；可另一方面，从这个逸闻中也可以看出，这个睿智的老人在面对一件被过高评价了的政治事件时的表现胜人一筹。事实上，比起法国的这次政治革命，这次科学上的争论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更为重要，就其对精神世界的面貌所起到的变革性作用而言，也更富有意义。圣·蒂莱尔关于种类统一的理论确实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先驱。但是，最年轻的一代人被法国的政治灾难所主宰的这幅画面，在歌德的冷漠的背景上显得格外清晰。

这给了那些名流——他们既不是最年轻的一代，也不是老派人物——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代极富于思想的女人拉蔼尔——歌德的最热烈的崇拜者，这时虽已六十岁了，但仍和从前一样敏感，她对革命充满了同情。作为一个女人，她对革命的社会性这一面远比对其政治性的那一面更感到关切。她相信圣西门主义，她以一种富于青春活力的思想感受到实现圣西门主义的可能性，她在七月革命中看到了圣西门的社会思想的胜利的开端。

七月革命所造成的活跃而热烈的印象现在同波兰起义爆发所造成的印象交织在一起了，这给年轻一代的政治激情又加上了一把火。在普拉顿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狂暴的激动中，他在一首诗歌中向普鲁士亲王提出了要求，要亲王关心不幸的波兰；这就是说，亲王会对波兰怀有善意。普拉顿写了他的《波兰短歌》，这在他的诗歌中还是绝无仅有的。他在这些短歌里充满激情地唱出了骄傲的自由之歌，对独夫沙皇——他在德国宫廷中被尊为全能的主——和那些被他的卢布所贿赂收买的人恣意地加以嘲弄。

对伯尔内来说，七月革命的消息就像是一道闪电的光芒，直刺入他的心胸。

1830年夏天，伯尔内正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佐顿温泉疗养，医治慢性痛风热和经常发作的咯血。他这时期写的《日记》表明，他所有的政治期望都已完全破灭，他所有的希求都已无声无息。像这样一个灵魂，他对自由的思念已成为一种激情，他对正义的饥渴消耗了他生命的力量，到后来，已使他不能忍受政治反动的压力了。

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从解放战争时代以来，就是说，从他成为一个青年和成年人以来，所经历的只是邪恶的胜利以及对正义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的迫害。如果看不到坐在统治者宝座上的独夫对每一种巨大的激情、理想，甚至对青年人都怀有死命的恐惧，那伯尔内是不可能把他的目光从他的稿纸上移到别处去的。骄奢淫逸，享乐无度，这就是梅特涅和甘茨的信条。伯尔内从未放弃他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的信念，但在世界上空飘荡的却是一块居丧用的黑纱。他生活在德国犹如生活在海底，只有潜水员的氧气箱才能给他一点少得可怜的空气赖以活命。在巴黎，他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太阳的光华，人们的声音和生活的嘈杂声使他入迷。现在，他在海底鱼群中，又稍许感到了寒意。他忍受着可怕之极的无聊。孤寂使他生病，索居令他痛苦。

他把自己描绘成是一个有着这样天性的人——他无法忍受生活中的单调的声音，他需要“贝多芬的交响曲或是暴风骤雨”。他是那样一种人：在生活的剧场里不要包厢，他要坐在下面，同周围的人在一起。

对他说来，生活在德国地下般的子夜的寂静里，生命的价值就犹如一枚伪币。在德国，劳动者不能享受，而享受者却不劳动。这些享受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生命的价值消耗在鬼蜮勾当上。在法国，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过的是使者的生活，他带着急件前往那些陌生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在长时间的旅行中，他看到种种不同的事物，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而在德国，他却生活得像一个驿卒，总是在两个固定的驿站之间短暂地驶来驶去，而他的幸福就在于为此而得到一笔可怜的小费。当然，这个驿卒就是在睡眠中也能行车赶路，因为他熟悉这条两里半长的路上的每一块石头；而在德国，人们却把这称做是彻底性。但伯尔内却对提供给他的这种少有的“彻底性”的机会毫无喜悦可言 。此刻，他正坐在索顿的一家小旅馆里，观看群鹅的争斗，庭院中雄鸡的争风吃醋和母鸡的发嗲献媚。

这时他得到了消息，鲍里格纳克内阁发表公告，宣布中断宪法，于是所有人都预料到了随着这一步骤而来的将是什么。伯尔内喊了起来：“上帝在说，天亮了！”

随之传来了革命爆发的消息。他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报纸，他天天走到公路上，盼望邮差的到来。他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等候，于是干脆步行到赫希斯特，报纸就是从那儿分发的。不久，他就难以在索顿待下去了。他返回法兰克福，周围的人因他的热情而感到惊愕和诧异，都再也认不出这个从前是寡言少语的伯尔内了。他现在容光焕发，在他身上像是发生了奇迹，他变得又年轻又健康。他所有的旧梦像是要变成现实，长期以来在他内心受到压抑的一切，现在就如同失去了压力的弹簧，又都蹦跳出来。

不久，他无法再在法兰克福忍受下去了，于是就到了巴黎。

9月7日，他在从斯特拉斯堡寄出的信中写道：“我在一个由斯特拉斯堡来的农民的帽子上看到了第一个法兰西的标志。他在科尔地方从我身旁走了过去。在我看来，这就像是我们时代里久日阴雨后的第一道长虹，是宽恕了人的神的和平标志。啊！当我看到三色旗朝我飘扬时，我的激动心情是无法描述的。心脏跳动得使我难受，只有眼泪才能使我感到压抑的心胸轻松起来……旗帜树立在桥的中间，旗杆插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但是旗的一部分却在德国上空猎猎飘动。您不妨问问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这是不是侵犯了别国的主权。在我们国土上空飘动的只是国旗上的红色飘带，这也是法国自由的唯一的颜色，它也会成为我们的颜色。红色，鲜血，鲜血——啊！可这不是战场上的鲜血。”

伯尔内只是一种感情的代表，德国的绝大部分人都怀有这种感情，他们都是极易冲动的人。在les　trois　jours　glorieux 期间，法国的工人、学生和工艺学校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英雄行为在这里受到人们的钦佩，就像在法国一样；而令人更加钦佩的是他们显示出来的力量，而这正是德意志民族所缺乏的。人们到处都以一种夸张的冷嘲口吻，谈论自己民族的弱点：缺乏政治思想和眼光，在关键时刻缺乏能力。

如果说这次革命对像伯尔内这样性格的人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影响，唤起了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热情，那我们再观察一下这次事件给反动人物所造成的印象，这幅画面就变得完整了。

当政变迫近眉睫时，那个从前对查理十世的能力加以欢呼的甘茨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查禁书刊和报纸的命令，我认为这是一项巨大的冒险行动，我还看不出它能行得通……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力量和手段有把握时，才可以玩弄这样的武器。像鲍里格纳克和佩罗内 这样的人，他们玩这一手那就要垮台的。”在此期间，当第一个危险信号出现时，他便和他的同伙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利用自由派犯下的任何错误，来从中捞取好处。他们干得很聪明，通过无情的镇压和迫害，检查和钳制，使得七月革命的影响反而造成了德国自由运动的长期中断。革命可以把一个恶劣的节日变成一个美好的节日（就像梅特涅一两年后在谈及汉姆巴赫集会时所说的那样）。而且也确实如此，那个一度对未来感到渺茫的甘茨在一年后写道：“排除掉所有那些绝望的念头！我们不会死亡，欧洲不会死亡，凡是我们所心爱的都不会死亡。我胡思乱想得太多了，我不感到灰心了。”

正如梅特涅有足够的文学鉴赏力去称赞伯尔内一样，甘茨是一个狂热的海涅迷。在七月革命前，还可以把海涅看做是一个描写不幸爱情的诗人，一个幽默的诗人，一个对神明不大尊重，作风有些轻浮的诗人。

1830年夏天，亨利希·海涅正逗留在黑尔戈兰岛。他在海滨沉入梦乡，远眺大海，谛听涛声。他已放弃了对更美好的时代的希望。他在埋头阅读随身携带的寥寥可数的几本书：荷马、《圣经》、伦巴第历史，也读一些有关巫术的古籍。他几乎不能理解，自己前不久竟在慕尼黑的《政治年鉴》做过编辑。七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天（当时消息尚未传到黑尔戈兰），他在从那儿写的一封信中宣称，他现在决定把政治和哲学都弃置一旁；所有那些折磨人和消耗精力的事都是无益的，他要致力于艺术和对自然的观察。如果说，他还要为大众的事业而献身的话，那这样做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微不足道的。世界虽说不是处在僵化静止的状态，但它也只是在做绝无效果的循环运动而已。当他还年轻和不谙世故时，他相信，即使在人类解放斗争中个别的斗争者会失败，伟大的事业也终归是要胜利的。可现在他认识到了，人类宛如大海一样，是按照潮汐的规律在运动着的。

即使说这段表白后来才被编入集子里去，即使说这封信不是真的，而只是一部回忆录的片断，只是后来为了取得对比的效果，才作为衔接部分插进《论伯尔内》一书里去的，那人们在这封信里，也还确实可以确切无疑地对海涅在那些日子里的心境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8月6日，海涅写道：“当一捆厚厚的报纸——那上面刊载了令人兴奋的，热情灼人的新闻——从大陆送到这儿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读保尔·瓦尔纳弗利德的《伦巴第史》。这些消息是阳光，它们都被裹在报纸里，它们在烧着我的灵魂，直烧得烈焰喷吐。我觉得，我好像能把整个海洋直到北极都用热情的火焰点燃起来，疯狂的喜悦在我内心熊熊燃烧。”这对他来说宛如梦境，特别是拉法耶特这个名字，在他听起来就像是孩提时代的一个传说。他几乎不能理解，这个人曾领导着现在活着的一代人的祖父参加过美国的自由战争，而现在又重新骑在马上，成了民族英雄。海涅觉得，他必须亲自去巴黎看看。

他怀着狂热的激情，但同时却又用一种轻松的自我解嘲来遏止它；他写道：“拉法耶特，三色旗，马赛曲……我如痴如醉。大胆的希望热烈地迸发出来，有如枝叶繁茂和金色果实累累的大树，它们高高地直冲云霄……我曾渴求过安静，现在不了；现在我又知道了，我需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是革命的儿子，要重新拿起擦亮的武器，我的母亲为我的武器念过咒语……花，花！我要头戴花环去进行殊死的战斗。还有七弦琴，给我七弦琴，我要唱一曲战斗之歌……歌词像燃烧着的星星，它们从高空直冲向地面，点燃宫殿，照亮茅舍……歌词像标枪，它们直射向七重天，击中虔诚的伪善，这种伪善业已侵入至神至圣的所在……我是欢乐，我是歌，我是火焰，我是剑，也许我也完全是疯了。”

海涅谈到几天后遇到的一个摇船到海滩——人们都到那儿洗澡——来的渔夫，渔夫高兴地笑着告诉他这个新闻：“穷人胜利了！”海涅对普通人的正确的直觉感到惊奇。但事情却全然相反：获得胜利的是富人，他们最终成了胜利者。

上面所援引的言论，表明了德国作家是如何理解七月革命的。他们怀有一种宗教的感情；四十年前德国知识界的名流就是以这种感情来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在他们看来，这次革命并不是表现自由资产阶级的强大和他们有能力去让下层阶级为了他们去劳动去流血，而是人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宗教上得到解放的一个信号；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一种伟大的行动，它以猛地一击粉碎了人民身上的枷锁和思想上的压力。

在四十年代的激进作家中，罗伯特·普鲁茨是最为杰出的一个；七月革命时，他才十四岁。1847年，他出色地表述了革命给他的印象，他说：“十五年来，世界历史的永恒创造力仿佛已经瘫痪了。十五年来，人们在建造，在修筑，在举行会议，在建立同盟，在把警察统治的罗网撒遍欧洲，在锻制锁链，在往监狱里塞人，在树立绞架——而推翻国王的宝座和令所有的宝座摇摇欲坠，却只要三天的工夫就够了。公侯们所吹嘘的以及御用浪漫主义者所歌颂的庞然大物，好像并不是真实的。” 神圣同盟的千年王国只存在了十五年。因此，现在仿佛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新春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