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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的热爱自由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分别体现了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形形色色的意见。阿达伯特·封·沙米索同法国精神和法国文学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而他的那部著名的散文作品《彼得·施莱米尔》和他本性中的某些方面，却又显示出他是德国浪漫派的一员；他的许多独具特色的诗歌，甚至他那些短小的格言诗，都表明他是那些对越来越猖獗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反动感到灰心绝望的优秀人物的代言人。早在《黄金时代》（1822）一诗中，他就讽刺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个人说出了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认为是雅各宾党人。在《更夫之歌》中，他鞭挞了耶稣会的统治。在《约书亚》和《蒸气马》中，他嘲弄了那些掠夺了时代的秘方，知道如何把它逐日地拉向倒退的人。在《寡妇的祈祷》一诗中，他极为悲观地描绘了一幅当权者对普通人民的遭遇无动于衷，只知实行无情统治的图画。最后，他在那首只有四行的幽默短诗里，概括了他对那个时代的基本看法。这四行诗远不是一曲多部轮唱，而是悲哀情绪的表现：
这是沉重的时代苦难！
这是苦难的沉重时代！
这是时代的沉重苦难！
这是沉重、苦难的时代！
沙米索
奥古斯特·封·普拉顿-哈雷蒙特伯爵年轻时致力于创作，按照浪漫主义的原则选择题材和模仿西班牙戏剧的形式；然而，在这之后，他却又掀起了一场反对浪漫主义的有系统的战争。他鞭挞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回光返照，却缺少必要的机智去区分谁属于浪漫主义阵营，谁不属于浪漫主义阵营。他越来越相信，是公众事务中的悲惨的现状，造成了德国人民不能欣赏诗歌中的力量、风格和形式；于是，他就从创作文学戏剧转向了写政治抒情诗。他无法再在德国生活下去，就躲到阳光灿烂的西西里，去欣赏南意大利的古代遗迹，借此来忘却北方故国令人窒息的空气和政治方面的种种陋习。即使这样，他还是无法使自己的思想摆脱开祖国所蒙受的耻辱。他写了《柏林国民歌》，开头是这样的叠句：
这个吻是献给莫斯科人的，
他们的鼻子是那样的漂亮；
罗马和它的耶稣会士
紧紧握住了伸出的双手！
人们在他的诗里感觉到了民族自卑感的痛苦的表达。他对检查机关糟蹋他的诗歌极为愤慨，并为此写道：
啊！诗人，你该满意了，
这个世界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这个地球上你早就知道，
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德国人更糟。
亨利希·海涅是富于浪漫色彩地作为普拉顿的对手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不久，他的散文作品里就表现出了时代精神。甚至在弹起政治琴弦之前，他就在自己的《游记》里对德国的现状和德国的苟且偷安与迟钝进行了刻毒的嘲讽。至于路德维希·伯尔内，尽管长期以来他只关心纯美学问题，数十年来一直是以剧评家和短篇小说作家的身份出现的，但实际上，他真正热爱的却始终是抽象的政治自由。
这些作家有着自己的读者和赞赏者，这就证明，在德国人民中，肯于思想的人在二十年代末期，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一般精神领域，都已抛弃了他们对权威的崇拜。在这一时期，对大学生协会的迫害变得极为疯狂，他们在许多地方的组织都被解散了。然而，这些组织却又一再被重建起来；在德国诸邦国之一——巴伐利亚，当路德维希一世登基后，它们甚至得到了警察当局的许可。在大学生协会中产生了分裂，这种分裂表现了当时公众舆论中的不同潮流。自1827年起，在埃朗根形成了三个思想互相敌对的派别：条顿尼亚派、阿尔明尼亚派和日耳曼尼亚派。
条顿尼亚派是纯粹浪漫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组织，它声称它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阿尔明尼亚派的根本宗旨是基于严格的道德和科学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奋斗目标是用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来改造现状。日耳曼尼亚派则适应这个时代的激进思潮，摈斥旧时的道义同盟对于道德的严格要求，并使自己摆脱了所有权威——包括宗教上的权威在内——的束缚。它公开宣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尽管从本质上看，它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但如果把它看成是重要而危险的组织，那就会是可笑的。
这三种运动不久在德国所有大学里就都有了自己的代表；而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尼亚派所代表的运动通常是最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