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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浪漫主义泛滥之后，其沉淀物肥沃了大地，于是，德意志哲学的所有学科都竞相茁壮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颜色。由于环境不利，虽然它与当时形势的联系比以前更为紧密，却更加远离现实了。
黑格尔是个伟大的例证。1819年卡尔·桑德刺杀了科策比；在这一年前，1818年10月23日，黑格尔首次登上了柏林大学的讲台。他在开场白中向听众宣布了他的纲领，这个纲领表明，黑格尔哲学和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是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哲学是建立在思想万能的基础之上的，从而这个国家就建筑在文化和知识的力量的基础之上。当时，普鲁士违反它的本性和传统，对奥地利俯首帖耳，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实行反动政策。卡尔斯巴德决议
签署了，正是普鲁士首先采取了残暴的手段。不久，这残暴的手段就把整个德国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了。黑格尔像仇恨情感哲学一样，仇恨大学生协会成员的情感政治；对于他来说，瓦特堡聚会是一场浪漫主义的闹剧，桑德的行刺是一种暴行。在《法哲学》——他在柏林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的导言中，他不仅为迫害宣传者的行为进行辩解，而且还卑躬屈节到了替警察当局效劳的地步；他向政府告发了他过去的同事弗里斯：“但愿职务和学衔不要成为破坏道义和法律良心以及公众秩序和国家法律等项原则的护身符。”黑格尔现在成了德国哲学界的独裁者。他在柏林统治着整个德国思想界。
但是，在这同一哲学里，甚至在这部如此保守的著作——《法哲学》里，就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含义，它孕育着未来。就在那篇名声不佳的导言里，就写有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不朽箴言的那句话。它在开始时受到了复辟年代保守主义者的热烈欢迎，而随后却被更为年轻的黑格尔的信徒用来当做攻城陷阵的武器了。这句话把它排成两行就是这样的：
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这说明什么呢？黑格尔表明，如果感情认为现实的是空虚的，是无价值的，那么，这种感情本身就是错误的；反过来，如果思想被认为是纯粹的观念，那我们就得承认，除了思想之外，没有什么是现实的。问题就在于，要在现时、暂存事物和瞬变中去发现永恒。换一种说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去建设一个国家，而是去理解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
黑格尔传记的作者海姆说得很有道理，就是神权理论也没有这个命题那样危险可怕，因为它认为所有的存在只是在它存在时才是神圣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有理由加以强调说：革命青年的破坏冲动并没像这种学说走得那样远；这种学说只是肯定合乎理性的才是现实的，而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虚伪的存在而已；所以，人们应该反抗这种存在，应该也可以把它抛置一边，把它打碎和炸毁。因此，罗伯特·普鲁茨在谈到这个命题时说，它排除了所有的疑虑，黑暗王国陈旧的上帝应该被推入深渊，而一个新的、永远主宰一切的宙斯，一种理解自己的理念，一个思想着的人，却应该被扶上宝座。
对黑格尔哲学的种种阐释是如此不同，这不久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这种学说和歌德的诗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有内行的人都感觉得到的。黑格尔成了柏林歌德崇拜者小圈子的强有力的盟友，对这两个人的敬畏之情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称歌德是纯粹的诗人，称黑格尔是纯粹的哲学家。正统的黑格尔信徒甚至认为黑格尔生于8月27日，歌德生于8月28日，这都是意义重大的巧合。在二十年代，这些忠实信徒每每于8月27日晚上坐在一起，在隆重的晚宴上为思想王国的大师祝福干杯，并追忆这只密涅瓦的枭鸟
在《法哲学》一书的导言里写下的词句。黄昏降临时，枭鸟就开始了它的飞行。不久，午夜的钟声敲响了，一个演说者站起来，宣告令人欣喜的消息：阿波罗，这位太阳神和诗神，在天空中乘坐他的太阳车，带来了光辉灿烂的白天——8月28日。
在1813年把敌人驱逐出国土的那种民族情感里，包含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成分：一种是历史的、回顾过去的倾向，它不久就发展成为浪漫主义；另一种是自由思想的、进步的倾向，它发展成为自由主义。当反动势力到来时，它得到浪漫主义理论的大力支持，而后来就完全使之为自己效劳了。诸如格雷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这样的人以及其他的人，都从浪漫主义的营垒跨到反动阵营中去了。
热爱自由的组织在反对拿破仑战争期间，自然也像浪漫主义者一样仇恨法国。但是，在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中，又逐渐地产生出对于新闻自由、君主立宪和选举权等方面的愿望和要求，这样，对法国的仇恨就必然要缓和下来。反动势力越是猖獗，他们的目光就越是被强烈地吸引到实行议会制的邻国那边。不久，法国的自由主义英雄们也赢得了德国自由主义者的器重和信任，他们在远方的影响要远比在国内的影响大得多。在德国，在战胜拿破仑后，如同从前被拿破仑打败后一样，公民的第一义务就是要沉默
。在这里，服从和沉默就是一切。如果一个有着高度才能而又怯于行动的民族不能摆脱掉桎梏，那结果就会像通常那样：压迫造成自轻自贱，自轻自贱又会造成一种绝望的诙谐，一种站在绞刑架下的幽默；在优秀分子中就会迸发出一种真正的激情，用玩笑来为自己的无能解嘲。目睹国家现状，这就为他们的自我解嘲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浪漫主义的狂热和忍耐，在政治领域中的奴性和在宗教领域里的正统与虔诚，都受到了揶揄。漫画化的国家生活，宗教和诗歌，激起他们去讥笑和嘲弄；这种讥笑嘲弄有时严重地伤害了爱国情感，有时又用了轻浮的调子；由于这种轻浮的调子同法国人关于自由主义的知识有关，它就不免看来是法国式的，而不是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