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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内以他的《巴黎书简》，特别是这部著作的第一卷达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顶峰。他不能够写出书来，连论文和研究文章也写不出来。没有什么体裁比书信的形式更适合于他的情感和思想的爆发了。这都是些真正的书信，不是用于报刊的文章，也不是写给一家报纸的通讯；这都是他写给一位女友的信。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去发表的念头，直到这位女友首先想到，并取得了伯尔内的同意，这才试图从中选出会使更多的读者感到兴趣的一部分来。
这位女友的名字是扬纳特·沃尔夫人，她在伯尔内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尽管他在她的生活中并不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从他最初认识她的1816年起直到他逝世的1837年止，也就是说在整整的二十年内，他对她是绝对信赖，没有同她磋商，那他是什么也不做的；与此同时，他的写作，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日常起居，也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她第一次看到他时，他是三十岁，她是三十三岁。她与一个富翁结过婚，但婚后生活很不幸福。她的丈夫长年卧床，她服侍了他一段时间后，便与他离婚了，既不要他的任何财产，也不再用他的姓。当她与伯尔内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便把自己写的东西读给她听；当他们生活在两地时，她便成了他的严厉的监督者，催促他工作，并想方设法使他获得名声，使他在生活上能够自立。可过不了多久，她又害怕他过度的勤奋会损害他本来就不怎么健康的身体。她是一个胆怯的女友，她恳求他不要过于把他与出版商之间订立的契约挂在心上，而应当注意休息和疗养。
扬纳特·沃尔夫人
她为他的名誉操心，当她发现他逃避他对读者应尽的义务时，她是怀着怎样长期的恐惧和不安啊。伯尔内曾收到了《天平》第二卷的订购者的预先付款，可他在完成了该刊的第五期后，就休息了很长时间；这是因为工作使他疲劳不堪，而且，经济上的拮据也使他有必要去寻求金钱上的资助。这时，她在信中——他一直是在一种能使他体温增高的紧张情绪中等待她的来信——以她独特的才能和一个体贴入微的女人的毅力，用种种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使他记起《天平》来。她请求和威胁，她提醒和嘲笑，她寄给他四张大纸，上面只写了一个字：《天平》。
另一方面，她同样是一心希望他能得到快乐和消遣，能够不过度疲劳，能够不至于因一些不顺心的事而发脾气。当他在异乡身患重病时，她一再为不能在身边伺候他而伤心；有一次，她甚至下决心去照顾她，而不惜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她知道得很清楚，周围的人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关系是只限制在友谊之内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友谊和爱情混杂在一起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在扬纳特·封·沃尔的遗物中，人们找到一本法兰克福自由城的普通的雇工登记册，伯尔内于1818年11月在这本小册子的表格栏里填写了他的名字和下列事项：
对于一种毕生的忠诚，不能有比这更为简洁明了的表达了。这在最后一项里写得是清清楚楚的。扬纳特是这位垂死者的目光所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您使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幸福”。
根据伯尔内本人的细致描述，扬纳特·沃尔是这样一个女人：稍长的脸，仪态端庄，高高的额头，线条美丽、富有表情的嘴，目光明亮慈和，坚定的下巴显示出一种力量。她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悦耳动听。她没有什么突出的禀赋，更缺少一种有创造力的性格；但她却是个能对一个男人十分忠诚的女人。在作为作家的伯尔内面前，她具有一种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那么自然的特性，她使这个男人有了自信。伯尔内对自己的才能和成绩的贬抑态度令她十分生气，仿佛这些话是出自别人口中。她是他的一种慰藉。他对她绝对信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她，不怕会有什么危险，也不怕会有什么误会，更不用说背叛和出卖了。他可以把他的全部文学活动托付于她。她是他为之写作的理想的读者的一个缩影。在一封推心置腹的信里，伯尔内声称，他从《新爱洛绮思》里找出了一段话来说明他对扬纳特的感情：“在你的身上，我倾慕的是那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永恒的温柔的结合，是那种对他人的一切不幸的亲切的怜悯，是那种只有灵魂纯洁的人才具有的纯洁正直的精神和高雅的情趣；总之，在你身上，我倾慕感情的美远胜过倾慕外表的美。”从扬纳特写于1833年——这是他们结识后的第十七个年头——的一封信里，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她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大，他本人对她就是一种吸引力，成了她摆脱不掉的一种念头，成了她感情上的一种慢性疾病。她就在这种状态下期待着他的来信。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劳作，躺在沙发床上；当信到了时，她高兴地哭了起来。
她为他料理金钱，计算他的稿酬收入，照管他的警察退休金。有一次，当他产生了急于去意大利旅行的愿望时，却缺少钱；于是，她买了一张彩票，希望能中彩，好得到一笔旅行费用。当这个希望落空时，她就想卖掉她的钢琴，但买主所开的价却不够所需之数。
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情爱的成分在内。她还设法使她的朋友也为伯尔内出力。当她想到要把伯尔内给她的信出版时，她就向她的一个表妹提出了一个天真的问题，这些信在它们的发信人还活着的情况下能不能出版。被问的人给她的回答是，她从不怀疑，只要是对伯尔内博士有用，扬纳特甚至愿意把自己也埋葬掉。
他们经常一同旅行，有时，好像还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却从未有过什么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结交的初期，伯尔内是企图使他的女友跟他结婚的，但这个企图失败了——后来伯尔内自己也望而却步了——因为她认为一种平凡的婚姻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失去魅力。如果不是存在着一种微弱的、即使是很少被意识到的生理上的反感，或是来自女方或是来自双方的冷淡，那几乎就无法解释他们的关系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上。他们两人都是自由的，都是自己的主人。表面上的一个障碍在于伯尔内在信仰上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扬纳特则是一个犹太女人；她那正统守旧的母亲是会激烈地反对女儿改信基督教的。在那个年代，一种由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结成的婚姻是会带来许多巨大的困难的，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扬纳特本人在她的信里写道，同伯尔内结婚，就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而这正是她所没有的。我们知道，伯尔内曾是那样一个痴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因自己那好妒的性情而苦恼；但在这种关系中，我们看到，他很快就发展到一种纯粹的献身的高度，为了扬纳特的利益，他不少次要求她去与一个值得她尊敬、并能与她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男人结婚。
他在这封信中的冷静的言词表明，他和她之间的如此独特的爱情不仅不会因她同另一个男人结婚而失去什么，反而会因这样一种例外情况而得到充实。当扬纳特在年纪稍大后陷入一种真正的尘世之爱时，她就与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结了婚。伯尔内在这对夫妇的共同生活中感到了同样的欢欣。在扬纳特回答斯特劳斯的求婚信里，有很长一段是谈及伯尔内的，它所用的朴实善辩的言词是那样的富有特色，这对分析作为一个作家的伯尔内的人品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她写道：
“博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别人，对于他来说，我是朋友，是姊姊，是生活在友谊、关怀和善意的名义下所给予他的一切。您会因此对他不悦吗？——他在生活中一无所有，听天由命……甚至为此而感到满足。……我不能别做其他考虑。博士必须与我们在一起，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多长时间；若是他愿意的话，可以永远——我现在不能够用您来称呼，我有满腹的话儿要倾诉——
你
难道会另做它想吗？——那一切都会另当别论，就会与我想的全然不同了。我！我们！应当离开像博士这样一个人吗？——那他会成为一个完全崩溃、一蹶不振的人！我宁愿失去一切，宁愿不活，我也不能在良心上承受这份重担；就是我想这样，我也不能……我写下这为数不多的几句话，它已使我颤栗，使我像死尸一样的没有血色。哪怕是瞬息即逝的背叛念头，哪怕是以不忠对待忠诚的一闪念，也没有比这更令我害怕的了。只要我还活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都会对伯尔内怀有女儿对父亲的，姊姊对弟弟的，朋友对朋友的那种忠诚、爱情和信赖。如果你不懂得、不理解这种关系，对我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一切就结束掉，算了，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这很好。现在事情总算讲清楚了。”
事实表明，扬纳特未来的丈夫斯特劳斯在所有方面都分担了她的感情。他成了伯尔内的一位忠实的朋友。1833年夏天，伯尔内在瑞士同这对夫妇一起生活了五个月。当他们定居在巴黎时，就欢迎他前往。伯尔内从1833年年底直到逝世，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冬天在巴黎，夏天则去奥梯尔。没有对这种关系的物议，但海涅除外；海涅的《路德维希·伯尔内》一书中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段落，成了斯特劳斯同他进行决斗的原因。在这场决斗中，海涅受了伤；他后来自己把这些段落从书中删去了。但是，这本论述伯尔内的著作给他的名誉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使他十分恼火和愤怒；于是，他便在一些谈话里对扬纳特发泄自己的愤恨。在海涅看来，她是一个可憎的女人；当他在德国已成为一个受人喜爱的诗人，并正在朝着胜利进军时，她却在他前进的路上横穿过去，成了宣告不祥之物。他抽身后退，把他那漂亮的桂冠掉在粪堆上，罪过就在于她。
当然，扬纳特从没忘记海涅对她的不可原谅的欺侮，但没有人把她看做是一个美该利
。伯尔内经常拿她的拼写错误开玩笑。有一次，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他在那天收到的信里错误太多了，比她本人的还多——即使是多了一个。
人们能够从她的观点里看到伯尔内在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七月革命后，她也成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如她的传记作者斯纳帕尔-阿仑特所准确地表述的那样：她多半是与伯尔内有着同样的思想，有时是反对伯尔内的，但却很少是与伯尔内没有关系的。
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举行起义的期间，她不受人左右，对波兰人民怀着火热的同情。她的热情促使她激烈地责备伯尔内，因为他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能够在巴黎写评论意大利歌剧的文章。波兰的手持镰刀的起义者，波兰的自由，除此之外，她什么也听不进去。她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起来援助波兰人民，她本人也把她的值钱的东西都献给了波兰。当德国人在开头对波兰的事情无动于衷时，她感到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了；而当同情和热情的风暴席卷德国以及她把这一切的证据写给伯尔内时，她又感到没有比这更令人喜悦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