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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伯尔内缺乏对诗歌艺术的理解力，那他加入当时攻击歌德的潮流中去就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尽管他很早就对歌德反感，但他决不是攻击歌德的这股反对力量的发起者；在他之前，这种反对早已存在了。虔诚主义者圈子里的人对普斯特库亨牧师写的伪《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兴高采烈。这部伪作对异教徒歌德的不敬神大加鞭挞；几乎与此同时，在政治上进步的青年中，已开始在探究歌德的政治信念，用当代标准对它做出评价，把歌德描绘成一个“贵族”，他对人民毫无感情，实际上也没有天才。
以一种夸张的文风和自始至终的固执，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系统地贬抑歌德的第一个人就是沃尔夫冈·闵采尔。他生于1798年，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因一种粗野的文学才能，令人可怕的自信和僵化的教条主义而出名。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道德主义者，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和可怕的影响。和伯尔内一样，他一开始也是师承让·保尔。但他那篇曾在当时受到称赞的《直线诗》（Streckverse，写于1823年）——这是他对让·保尔的直接模仿——却把让·保尔的幽默方式夸张到了可笑的程度。把那些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成一句格言，这几乎就如同在一句双关语中把彼此毫不相关的概念联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字游戏一样。他写道：“万圣节先于万灵节，先知宁要天堂而不要人民。”“古代宗教是光辉的众神的水晶母岩，基督教是唯一的也是无比珍贵的一个神的珍珠母。”“尘世生活是对脚掌的笞刑。”“教堂的每一次钟声都是一个潜水者摇动的铃声，他在水下寻找宗教的珍珠。”
从1819年起，他就开始在他办的刊物《德国文学》上对歌德发起攻击；他以一种疯狂的臆想和岩石般坚强的确信，认为他的攻击是正确的。首先，他企图摧毁读者对歌德的创造力的崇拜；他想方设法在歌德的作品中去寻找哪些是某一个范例或是某一个人的思想的仿制品，以证明歌德的作品中到处都存在着别人的影响。
在他于1828年分成两部出版的《德意志文学》——这是他的第一部内容连贯的文学史著作——里，闵采尔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口吻斥责歌德，说歌德在向时代的所有偏见和虚荣献媚求宠。他把歌德的才华仅仅局限在简单的表现才能的范围里，就才能这个词的本义来看，没有内在支柱的才能“是一个艺妓，它委身于任何人”。歌德永远在激流中游泳，可他像一块软木那样浮在水面上。他为任何一种弱点和愚蠢服务，只要能使它们愉快和幸福就行。他的作品都有着圆滑的悦目的面具，而在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狡黠的享乐欲和情欲。他的创作都是在现代世界里居主宰地位的物质主义的花朵。歌德没有天才，可却有着极高的把“读者造就成他的同谋犯的才能”，等等。
海涅毫无批判地在一篇书评里对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大加称赞，可不久他就该后悔了。“歌德不是一个天才，他只是有才能而已”；闵采尔的这个论点吓退了海涅。海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这种论点只有很少人能够接受，而且，就是这少数人也得承认，歌德往往有才能成为一个天才。
闵采尔在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大量文章里和他的再版的论述德国文学的著作里（印数比初版时多一倍）继续对歌德进行笔伐。他论证歌德有三种形式的虚荣和六种形式的淫欲。他逐一分析歌德的每一部伟大的或渺小的作品，用自己的道德的爱国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他咒骂《克拉维果》，因为歌德的克拉维果离弃了玛丽。尽管诗人让克拉维果死在玛丽哥哥的手下，这仍然不能平息闵采尔的愤怒，而只是使他更加怒火中烧；因为他知道，实际上克拉维果仍然快乐地继续活在世上，他在舞台上的死不过是一种单纯地做戏罢了。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为了把这部作品看做是足够不道德的，这位批评家必须求助于这类与作品本身无关的东西。《塔索》在他看来是歌德身为廷臣的忏悔录，在里面，歌德暴露了一个暴发户的虚荣心，这个暴发户贪恋女人，同时垂涎高位和王室。闵采尔的道德观能对歌德下面这些作品说些什么呢，读者毫不费力就可以想象得出：《同谋犯》，《兄妹》——在这部戏里，“酒色之徒斜眼瞟着漂亮的妹妹”，《斯苔拉》——“狡黠地追求重婚的刺激”，《五十岁的男人》——这是他特别仇恨的目标。甚至《威廉·迈斯特》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歌德对道德的内在尊严表示轻侮的一种曲意的表达，是歌德对贵族阶级身份的追求的一种流露罢了
。末了，《亲和力》是“破坏婚姻小说”的一个典型，这部小说讲的是“对别的女人起邪念的淫欲”；《科林斯的新娘》只是这样一种淫欲的表现——甚至在墓地的恐怖中，也要在同美丽的幽灵的通奸里寻求一种haut goût
的享受。
如果不能从道德上挑剔出什么过失的话，那闵采尔就回过头来斥责歌德缺乏独创性。《赫尔曼与窦绿蒂》不仅是一部二流作品，是对市侩的颂扬，而且还是对沃斯
的《路易丝》的直接模仿。闵采尔认为，歌德的真正有独创性的作品只有《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因为他在这两部作品里复制了他自己。他青年时代的东西都是剽窃自莫里哀、博马舍、莎士比亚和莱辛的，而他后期的抑扬格的悲剧则是他同席勒竞争的产物。除此之外，天知道，他不是一个爱国者。
沃尔夫冈·闵采尔
如果把伯尔内对歌德的攻击同闵采尔的那些攻击比较一下，人们就会发现，尽管伯尔内的言词也是肆无忌惮的，但却同闵采尔有着极大的差异：伯尔内不愿意去评论或谩骂歌德的作品，也同样很少去谴责歌德在两性关系上的不道德；他一直把他对歌德的攻击局限在政治领域里。圣·雷内·塔兰第埃
正确地看到，伯尔内对歌德耿耿于怀的所有攻击都表达在他在评论贝蒂娜的《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时所援引的那段题词里，这是他从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中摘引出的几行诗：
我尊敬你？为什么？
难道你减轻了
每个受难者的痛苦？
难道你止住了
每个受害者的泪水？
他虽然只知道在歌德的著作中去珍视那些他认为是喷射着青春火花的作品，但他对其余那些价值不大的作品也并不大张挞伐，他所攻击的只是歌德的态度；歌德有那么高的才能和威望，但却从不用他的人格和地位去为改进德国的现实生活条件做任何事情。从伯尔内的著作中摘引出一些与闵采尔的腔调相同的愚蠢句子那是很容易的。例如，当在1830年的日记中谈论歌德是如何地无比幸运时，他说歌德在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用罕有的才能去模仿天才们的稿本，一直没有什么创见；他还说歌德是押韵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仆一样。但是，为了去理解这种粗暴的令人遗憾的言词，人们必须考虑到伯尔内的观众，他对歌德以及席勒的攻击就是源出于此的。
他是以这样一种基本思想（它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为出发点的：歌德能够通过及时而强烈的抗议去阻止卡尔斯巴德协议的签订，能保证德国人民的新闻自由和保护现在被反动派掠夺去的其他精神财富。伯尔内更是确信这一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后果如何，歌德的义务就是去抗议。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枢密顾问官歌德，卡尔斯巴德的诗人”。他以尖酸刻薄的文字游戏对歌德一年一度去卡尔斯巴德的疗养之行进行揶揄嘲弄，把他描绘成公爵（我们的公仆）仆人中的一个仆人；伯尔内看到，歌德在他的《日志和年志》中承认，他要用一出拙劣的小戏《市民将军》向魏玛人表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这部喜剧的全部情节是建筑在农民马丁被骗去一罐牛奶的基础上的。伯尔内还听到他供认，虽然他与费希特事件（费希特在耶拿大学任教授时被指责讲授无神论）毫无瓜葛，但他对因此带给宫廷的烦恼却感到某种程度的不悦，因为“费希特关于神和神的事物的言论”从外部干扰了人们的思想；而对这类事情，最好是采取一言不发的静观态度。末了，他看到歌德对由于在魏玛宣布新闻自由而使和平环境遭到破坏的做法大有怨言，欧肯
的《伊利斯》出版了，“而每一个有思考能力和熟谙世事的人都会惊愕和遗憾地预见到那可以想象得出的后果”。
当读到席勒——往常他对席勒的评价是很高的——在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斗争残酷的日子里，在他的《时间女神》杂志上登出的一则广告中，向他的读者声明说，这份刊物概不刊登涉及国家、宗教和政治立宪方面的内容的文章时，伯尔内同样感到失望和恼火。伯尔内知道并补充说，歌德说的和想的也和这完全一样。
当我们读到他论及席勒和歌德的炽烈的言词——这些言词燃烧着一种自由的热情，但却是不公平的——时，我们就必然要看到这一切。伯尔内埋怨德国两个最伟大的有才华的人在他们的通信中却“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对于他——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他们是两个最大的贵族，而席勒则是一个比歌德更坏的贵族；因为歌德是喜爱社会的上层阶级的，可席勒却只是与人类中的贵人厮混在一起。根据他的观点，歌德能够成为一个赫拉克勒斯，把祖国从巨大的厩圈中解救出来；但他拿的却是赫斯帕里得斯的金苹果，并把它据为己有。
[1]
伯尔内在思想上把歌德同其他国家的那些伟大的政治奇才相比，同但丁相比——他为正义而歌唱和战斗，同阿尔菲利
相比——他宣扬自由，同孟德斯鸠相比——他写下了《波斯人信札》，同伏尔泰相比——他为了救助一个受害者或是为了恢复一个被处决的无辜者的名誉而不顾一切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同共和主义者弥尔顿相比，同拜伦相比——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同聪明的和愚蠢的暴虐统治进行斗争。伯尔内把歌德传唤到后世人的法庭面前。“您，无所畏惧而廉洁无私的法官会审问歌德：你被造就成一个伟大的奇才，难道你就不为卑贱的存在而感到羞愧吗？上天给了你一个火一样的舌头，难道你用它去保卫过正义吗？你有一把锋利的宝剑，但你却一直只用它来保卫你自己。”
没有人会否认，伯尔内在这儿是指出了歌德在伟大之中的弱点和他的性格中的局限性，尽管在这样说时不能不强调，歌德的某些长处正是以这些缺欠为代价的。为了使他的才华不至于因多方顾及而分散，他只能强迫自己处于一种严格的限制之内。伯尔内要求歌德去做的正是歌德的本性所不允许做的。为了去原谅伯尔内那些激烈而愚蠢的言论，人们必须理解到他的那些话有相对的道理。伯尔内对歌德表示愤恨不满时正是在这样的年代——先是法国政府屈从于交易所竞争中的胜利者，随后是波兰起义的失败，这是由七月革命引起的，它对欧洲有着影响，它的失败对自由主义者的希望是一种打击；再之，这时也正是伯尔内的感情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悲愤、更为激烈的时候。他把歌德看做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德意志眼睛中的白翳：“自从我会感觉时起，”他写道，“我就憎恨歌德；自从我会思想时起，我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德国古老的时代会同歌德一道埋葬；我认为，在那一天，自由就必然会诞生。”（1830年11月20日）
1831年10月，当伯尔内读到歌德的《日志和年志》时，他为作者的“无动于衷”深感惊愕，这时他的愤怒达到了沸点。那时，他正在绝望中度日如年，法国失败了，反动派胜利了，他过去曾满怀希望，现在却是加倍地痛苦。歌德在他的《日志和年志》里坦率地谈到，1790年在随军驻扎在西里西亚的期间，他曾写了一些格言诗，随后又在布雷斯劳的“士兵”大院里学习比较解剖学；在这种学习中，他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他去从事研究，这就是一天晚上，他在里多的沙丘上发现了一个半碎的羊头骨。
伯尔内对此写道：“歌德，一个有才华的人，一个诗人，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当时是军队参谋会议的成员，是在泰坦人的军营里，四十年前国王们在那里发起了反对各族人民的虽说是无耻的但却是庄严的斗争
。可这场戏却激不起他的热情，他的爱，他的仇恨，他的祈求和他的诅咒；除了几首带刺的格言诗外，竟什么也没有；而这几首诗是那样的一钱不值，据他本人评价，他根本不要把它们保留下来给读者。当那些威武的联队，那些漂亮的军官从他身边走过时，他竟然目无所视，除了比较解剖学外，他对什么都熟视无睹。他怡然自得地漫步在威尼斯的海岸，威尼斯，《一千零一夜》中的童话，在那儿一切都闪耀着光辉，都在发出声音：自然和艺术，人和国家，往昔和现在，自由和专制；在那儿，甚至暴政和谋杀也像锁链一样在一首恐怖的歌谣中发出叮当的响声；叹息桥，十人枢密院，这都是神奇的塔尔塔罗斯
里的场面。威尼斯，我把渴望的目光转向它，可我却不敢靠近它，因为奥地利警察的蛇蝎们盘踞在它的前面，它们用恶毒的眼睛吓得我止步不前。在那儿，太阳落山了，晚霞覆盖着大海和陆地，光的紫色波浪在冲击着石制的巨人，使他变成永恒的灰色。这时，或是维特的精神主宰了他，使他感觉到，他还有一颗心，还存在着人类，在他的周围，在他的上方有一个神灵。随之，也许他为自己的心的悸动而惊慌，为他死去的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恐惧，毛发耸立，害怕之极。根据通常的做法，为了摆脱所有这些思虑，他爬进一副破碎的羊头骨里，躲了起来，一直到黑夜和寒冷重又侵袭到他的身心！难道我应当去尊敬这样一个人？我应当去爱他？我宁愿在尘埃中匍匐在菲茨利—普茨利
的脚下，我宁愿去舔达赖喇嘛的唾液！”
伯尔内当然应当去尊敬这个人，而理由还恰恰是他所以蔑视他的那些理由。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歌德的荣誉也没有像在这儿那样闪烁出更明亮的光辉。伯尔内在这里暴露了自己，他和所有游人一样，会迷恋于莫可名状的月光和日落的景色而不能自已，会在叹息桥和暴君统治所造成的断壁颓垣上，在对自由的祈求中，以及在那些发光发声的景物里流连忘返。可歌德与此相反，却死盯住一个羊头骨。这上面有什么呢？它都破碎了。歌德用直探入到自然内部，探入到生命最内在的创造源泉——事物的形态即由此而产生——的犀利目光，看到了伟大的真理，这个真理他在事前就已经猜测到了。即所有的头骨都是由脊椎骨变化而成的，这是骨骼学的一大发现，这与他早就写在《植物变形记》中的发现有亲缘关系。他用另外一种词句为哲学解剖学（die philosophische Anatomie）奠定了基础，如同他为哲学生物学（die philosophische Botanik）奠定了基础一样。伯尔内不理解，这位智者——他的生命和著作已成为现代世界建筑的一块基石——以他关于纷繁不同的形式有其一致性的思想，以他神圣的单纯，使人想起古代科学的最早的奠基人，想起泰勒斯
，想起赫拉克利特。
伯尔内对歌德的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能与闵采尔的攻击等量齐观。伯尔内的攻击不是恶毒的，更不是卑劣的。它们与其说是勾画出了歌德，不如说是描绘了作者自己；但有时它们却也触动了这位伟人性格中的伤口。尽管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伯尔内在才智方面的狭隘性，它们却也是他的性格的纯真的明证。这些攻击并不能减低人们对歌德的天才的崇拜。用伯尔内1830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歌德，同用1870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伯尔内本人一样，两者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若是这样的话，那人们今天就会给他打上恶劣的爱国者的印记，正如他对歌德所做的那样。伯尔内蔑视歌德，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他对歌德的无知，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而不必受他的愤恨的影响。人们能够充分珍视他文章中的狂暴的激情和才智的跳跃和闪现，同时也不忘记在他的散文的那沸腾和闪光的瀑布上面，是广袤深沉的平静的海洋，这海洋就是歌德。
[1]
见《伯尔内全集》第1卷，第563、568、572页。（原注）
赫斯帕里得斯：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园的众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