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伯尔内

在当时站在前列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路德维希·伯尔内那样被置之一旁不加理睬的了。他写的题材都已陈旧，只有那些对作家的人品性格感到兴趣的人才去读他的那些篇幅不长、用报纸社论或书信形式写出的散文作品，这只是为了了解他的表现形式或是了解他在处理那些题材时的精神状态。伯尔内直到晚年才因他的《巴黎书简》而获得名声，但这部作品所表现出的对公侯们的抽象的仇恨和对共和理想的笃信，在年轻的帝国里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没有人比他更与新秩序格格不入了。凡是在国家观念开始逐渐变得无所不能的地方：自上而下，它表现为专制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它就企图限制人们的独创性，把尽可能多的市民变成领取国家薪金的官员；自下而上，它表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它就尽全力去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这里，明显的独立性格必然消失，有棱角而不受拘束的个性会看来与法律相抵触，并且不会被人看做是教养的典范。而伯尔内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棱角分明的个性和完全独立的性格的人。

现在对德国的市民阶层来说，一个人值得尊敬的义务通常就是去建设，去发挥积极的作用，去巩固或是改进已经赢得的一切。伯尔内思想中的破坏倾向令人望而却步。他那种温暖着同代人的火一般的思想，现在看来就如同用长矛去攻打堡垒和宫殿的堂吉诃德的热情一样。然而，他为德意志民族新铁器时代的钢铁建筑的产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火把矿砂冶炼成铁水，社会的新的箭矢就是从中锻制而成的。

在现在还活着的一代人看来，伤害伯尔内最甚的莫过于他对歌德的刻毒咒骂了。歌德作为一个创作力旺盛和观察力敏锐的作家是那样的伟大，而同时从他的气质和人品上看，无论是他的长处还是他的短处又都是那样独特，这使得任何一个新时代的人通过他对歌德所特有的性格做出的评价，都能暴露出自己的思想和性格。尽管有更多的作家，不仅教会方面有，而且在反对派方面也有，他们都对歌德深恶痛绝，但伯尔内对魏玛老人 所做的评论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是不容否认的。他对作为人和诗人的歌德具有伟大价值的这一信念提出了责难，而他提出责难的做法和方式却勾画出了自己的形象。

但是，为了弄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像伯尔内这样一个在政治领域里有着煽动性的道德家对德国文学里的巨擘会怀有一种切齿的仇恨和经久不衰的愤怒——和它有什么意义，那就有必要了解伯尔内与歌德之间的对立。命运从伯尔内诞生时起就把他置于与伟大诗人歌德相对立的地位上。他是身不由己地对歌德采用了一种外来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尺度。

歌德和伯尔内都是同一个城市的孩子。两个人都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时间相隔三十七年。法兰克福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城市，是一座要塞；在古代，这座要塞的城门和塔楼就标出了它的疆界。在城市外有一些新的城门、塔楼、城墙、桥梁、壁垒和壕沟，它们围成了一座新城。它是一座要塞，里面有一些小的要塞：修道院式的建筑物和城堡式的庭院，它们都同坚固的宫殿相仿。这座城市看来是不可侵犯的。它被一种古老的可尊敬的独立的光辉所环绕。它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外来的人都被看做是没有权利的。当一个外来人同法兰克福市民因争执而告到法兰克福法院时，那即使道理明显地是在外来人一边，他也要倒霉的！权贵家族之间盘根错节，相互尊敬，严格地保持着古风旧习；想去触动城市的任何沿袭下来的政治的或社会的设施，那无疑是痴心梦想。

行政当局没有兴趣对城市进行改革，居民也对此缺乏热情。它不想与其他德意志国家在政治上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德国，每一座城市和城市里的每一个区都是一个小世界。

歌德是一个富家子弟。他父亲是皇家顾问。当这个少年对自己诞生的城市有了足够的认识时，他觉得作为一个幸运的法兰克福市民，这是命运对他的最好安排。这个城市令他着迷。城里的大户人家占据了这个漂亮的、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的妇女们宠爱着他，传统在束缚着他。那些大城市，如维也纳或柏林，没什么值得他迷恋的。它们离法兰克福那样遥远，有如我们今天从罗马到彼得堡一样。命运对他的安排看来就是：使他逐步地成为故乡的法学家、丈夫、官员、一座住宅的主人和文学界的名流。

歌德实际上避开了命运的这种安排，众所周知，他成了王公的仆人，魏玛公爵给他在自己的小宫廷里安排了一个很高的职位。伯尔内正是把造成这种情形的过错归罪于歌德。

伯尔内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区。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犹太人，生在德国是一种不幸，因为这里的犹太人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没有公民权利的。而在法兰克福，作为一个犹太人来到世界上就尤其不幸。那个时代，在其他一些大城市里，这种政治上的歧视有所改进，这与当时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适应的。在维也纳和在柏林一样，一些犹太人的住宅成了没有偏见的有教养的人和才智之士的活动中心。像拉蔼尔这样有天才的犹太女人，像亨利埃特·赫尔茨、格劳图依斯男爵夫人、阿仑斯泰因男爵夫人和洛依斯公爵夫人这样一些漂亮的犹太女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女人，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许多城市都率先取得了这样的地位。但是在法兰克福，宗教之间的藩篱在整个生活领域里依然是不可跨越的。

所有犹太人都被迫居住在窄小、寒酸而拥挤的犹太巷里。从1462年开始，这里就是犹太人唯一的居住点，这已延续有三百三十四年了。我们从小说里所知道的对比：犹太区外表上的猥琐污秽和内部的富丽堂皇，在这儿是找不到的；在这儿，屋里和屋外是完全一样的；在狭小昏黑的房间里，那些贵重的首饰和珠宝无法见到天光。几年前，这条街的一面被推倒了，这为我们了解那儿的生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那一排全都是些破损的、高低不平的、狭窄的和不见阳光的房子。当拆墙工人用斧头凿出个大洞时，阳光一下子倾泻进去，犹太人在他们的小小的窗户面前，由于强烈光线的刺激，眼睛都眯缝起来了。

天一黑，犹太区的所有居民都把自己关在了屋里。当白天他们在马路上或壁垒周围散步时，从来不能走上人行道，而只能在车道上。当任何一个过路人对他们喊道：“躲开，犹太猪！”时，他们就必须脱下帽子躬身敬礼。为了阻止他们过多地生育，在一年之内只允许他们有十四对男女结婚。尽管当时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一般都生活宽裕，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是巨富，但在社会生活里，信仰之间的分界线却是十分严格的。甚至献身于“博爱”和对“最高存在”的崇拜的共济会，也对他们闭门不纳，它是根据人们的信仰来吸收会员的。

很显然，这种情况对一个孩子的敏感的感情是必然会发生影响的。

1786年5月6日，“犹太商人雅可布·巴鲁赫”的第三个儿子生于现已不存在了的犹太巷第一百一十八号，这个孩子先是有个犹太名字：列夫·巴鲁赫，后来在1818年，在行洗礼前不久，又取名为路德维希·伯尔内。伯尔内的祖父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有钱人，他建造了一座犹太教堂，并把它连同内部设备一道赠给了教区。他做过条顿团驻内卡苏尔姆地区的商务代表，由于干练和诚实被召回到条顿团的首府麦尔根塔姆任职，他就在那儿定居下来。当科伦选帝侯的王位空缺时，他效忠于哈布斯堡家族，为大公爵玛克西米连的当选十分卖力，这使得玛丽娅·泰莱西亚出于感激而亲笔签署了一份文件给他，许诺说他的后人如果想要定居在奥地利，就会得到格外的照顾。

他的儿子雅可布·巴鲁赫继承了父亲的经商才能和聪明，但却不像父亲那样在宗教上正统保守。他是一个手腕灵活的商人，富有外交才能。由于他的阅历、敏锐和沉着镇静，宫廷和高级官员们都十分尊重他。他是一个冷静、聪明的人，谙于世故，懂得男人最重要的是要知足忍耐，不招致别人的仇恨。从宗教观点上看，他是一个开通的人，自己也因令人厌烦的犹太教礼仪而感到受压抑；他不情愿地负责关照整个家庭的各种宗教礼节，这主要是为了父亲的缘故；到后来，他就试图摆脱掉这一切。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人们都说他在波恩曾与梅特涅公爵是同窗。出于谨慎，他给儿子的教师下过严格的命令，把他的功课限制在古犹太的书籍、《圣经》、祈祷书和法典的范围之内。

这个孩子安静、羞怯，极少得到母亲的关怀，并经常与家里那个年老骄横的女仆争吵；从孩提时起，家庭对待他就是严厉的，他思想上和行动上任何一种自由的要求，都被父亲所拒绝，而且说这是为了他好。这样，从他刚与世界接触时起，他的感情生活就变得毫无生气，而他的理性生活就加倍地活跃起来，对一切他都从理智方面去加以理解。凡是他所遇到的，或是愚蠢的或是不愚蠢的，除此而外别无其他。

家庭里和教堂里的宗教仪式激起了孩子的厌恶，他把它们看做是僵死的清规戒律；家里的宗教课和参拜犹太教堂一样，很少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尽管他有着孩子式的正统观念，对一些祈祷仪式，例如祭献牺牲时的祷告，也感到讨厌。身边这一切都令他嫌恶，他说：“这是一种愚蠢的祈祷。”

他把他所学的这些——对此连教师本人也不相信——看做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以后同样会很快地忘掉的。这就是他成年时连一个希伯来字也不懂，对犹太习俗一点概念也没有的原因所在。他对《旧约》从来也没有过什么亲切的感情，要知道，甚至海涅在谈论《旧约》时还几乎一直怀有热情呢。

这个使我们想起《旧约》中一个先知的人，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没有一处谈到过先知。他只是不时地暗示一些《圣经》里的故事，但却十分冷漠，犹如在谈一些人们都熟悉的连环画故事一样。斯坦因塔尔注意到，甚至在谈到撒母耳 对人们要建立一个王国而提出了共和主义的警告这样的地方，伯尔内也像是在引述一则伊索寓言似的。

席勒的论文《摩西的使命》使这个孩子豁然开朗，对宗教观念有了理性的理解。这篇文章给予他极深的印象，动摇了他的信仰。虽说这篇论文依然把《圣经》传说当做是可信的历史而加以信赖，但它到底是对这个青年读者起了革命性的影响。他在这里头一遭看到对他的民族的重大事件和它的立法者的描述，而不是当做某种奇迹；还有，与此同时，“命运”扮演了天意的角色。

伯尔内童年时代的一些逸闻趣事表明了这个孩子思想感情中批判精神的觉醒，向我们显示了形成他性格的那种力量的作用。有一天，年幼的伯尔内同他的教师在法兰克福的城门外散步，适逢一场大雨，车道变得泥泞不堪。伯尔内说：“我们到人行道那边去。”教师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是被禁止到人行道上去的吗？”孩子的回答是：“没有人看见！”这句话使教师趁机给孩子进行了一次道德的训导，并讲了一些法律神圣的话。伯尔内说：“那是一种愚蠢的法律！”

教师注意到，不能激发起孩子的怨恨。可是引起这种怨恨的机会太多了。犹太人不许参加在野外举行的公众集会，甚至在放气球时也不许他们在场。在所有节庆日子里，例如，当城市因一个公爵的到来而装饰一新时，犹太人都被关在他们的犹太巷里。在列奥波德二世加冕时，几个有名望的犹太人走出了犹太巷，于是就被逮捕起来，送进了城市警备局。大多数饭店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不许犹太人进入。在野外，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哪儿有绿色的草地，那儿就不能有犹太人！星期天，犹太巷的大门在下午四点就关闭了，除了去送信或是去药房买药，任何人也不许通行。大门口一直有人站岗。小伯尔内经常说：“我不出去，是因为门口的兵比我有力气。”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很早就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倾向。一天，当两个乞丐——一个基督教的和一个犹太教的——向他行乞时，他把身上所带的钱都给了那个基督教的乞丐。教师问他：“你为什么不先给你的同胞呢？”“因为所罗门在箴言中说：我们应当把灼热的煤块放在我们敌人的头上。”这位好心肠的教师责备了他的这种动机，说它的前提是错误的，因为基督徒不是犹太人的敌人。

很容易理解，这种童年的印象必然使伯尔内在思想感情上对自己的种族出身有更多的考虑，远甚于在正常情况下所应有的。即使这些印象能够被遗忘，由于他在青年时代和成年时所受到的屈辱，由于他的敌人和拥护者都一再提起这个问题，它们在他的记忆里就会不断地重新浮现出来。在谈及这一点时，他在《巴黎书简》（1832年1月7日）里写道：“这简直像一个奇迹！我有上千次的体验，可对我来说它却永远是新鲜的。一些人责备我是犹太人，另一些人又因此而宽恕我，第三批人却为此而赞扬我；可是所有这些人想的都是这同一个问题。在这个犹太人的魔法圈里，他们像中了邪似的，没有一个人能冲出去。我也知道得十分清楚，这个凶恶的魔法师来自何处。可怜的德意志人！他们居住在最低的地下室里，承受着高贵等级的七层楼房的重压；他们谈论那些住在比他们还低的地窖里的人，这使他们充满恐惧的感情得到一些慰藉。他们安慰自己，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从来做不了宫廷枢密官。”

但人们不能因此就说，伯尔内对他的犹太出身问题是非常敏感的。他曾多次撰文猛烈抨击对犹太区不幸居民的压迫，但却不像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样；他不能只是用大得多的热情去关心犹太人的解放，而不去同样关心其他的种族。他认为只局限于犹太人的解放，那是片面和自私的。

除此之外，他对犹太人还有着一种由憎恶而来的愤怒和恼火的感情，这多半是由于法兰克福的银行企业早年给了他——一个诗人和理想主义者以恶劣的印象。当他听到一个法兰克福商人热烈而满怀激情地谈论罗斯柴尔德 或是奥地利的借款“就像一个艺术爱好者谈论拉斐尔的一幅画”时，他感到惊愕。在1822年他写道：“离开法兰克福后，从看到商人和犹太人所谓的生活时起，我对他们的反感就达到了顶点。”伯尔内决不是看不到大商业的益处和美。交易所和汉堡的海港几年后就激起了他的热烈称赞。在他看来，法兰克福的商人和他们中间的罗斯柴尔德是进行公债投机的人，他们同他所最仇恨的德国的分裂状况以及梅特涅的制度相互勾结。对“那些与所有部长和公爵的情妇们沆瀣一气的德国人和贵族化了的犹太人”，他在文章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人也正因此才对波兰的自由很少加以关心。对于他来说，罗斯柴尔德就是恶的象征：“如果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成了国王并任命了一个由交易所商人组成的内阁的话，那就不能有比这更卑鄙的政府了……罗斯柴尔德将在世界末日、即王国的末日受到审判。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彻底清算！该是怎样的一种崩溃！”伯尔内对他的愤恨是那样强烈，当罗斯柴尔德在巴黎因一再拒绝规劝，不让人在他的马车上标上号码，因而被判处两天监禁时，伯尔内称这是所有犹太人的耻辱。不言而喻，伯尔内反对的并不是罗斯柴尔德本人，而是憎恶他“是各种国家债务的经纪人，这些借款使国王们有力量去反对自由”。在七月革命后，当他相信一次新的伟大革命在日益迫近时，他认为犹太人在欧洲到处去支持当权派是愚蠢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当犹太人幻想在革命发生后现政权会来保护他们时，伯尔内称他们是“比牲畜还愚蠢”，这倒是说得有道理。他以健全的政治眼光看到——俄国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这种判断——在革命发生时，当权者会把他们抛出来作为人民发泄愤怒的对象，从而自己得以避开革命。

伯尔内生于非基督教社会，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他对他同民族的人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好感。他没有欢乐的童年，很早就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双亲的冷淡，对利润孜孜以求的目光，怯懦的谨小慎微；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压迫。在这种环境里他锻铸出了一种性格，它是那样地有力，从不屈服、软化或折裂；这种金刚石般的坚硬，使任何谄媚和恫吓都无济于事；这种性格像白鼬皮那样纯洁，它的严厉时而以幽默的讥讽的面孔出现，时而藏身于嘲弄的愤懑之间。这种性格源于一种正义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在他的激情里变得烈焰熊熊。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于德国来说，几乎有如保罗·路易·库里埃 对于法国一样，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政治护民官。他像那个法国人一样，善于讽刺，热爱自由；在日常生活领域里，他不如库里埃看事清楚，可他多情善感，比那个法国人有着更为丰富的幻想和激情，在禀赋上也胜过一筹。

这种性格上的坚强并不排斥他在感情上的软弱。这个体弱多病的男孩在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新鲜空气和不同大自然接触的街巷里长大，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柔弱的灵魂。或者说，这种软弱的种子最初是由于阅读一个德国作家的作品而在他的情感里萌芽生长起来的，这个作家对他的观点和风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就是让·保尔 ——伯尔内的第一个导师。让·保尔是伯尔内在阴郁的少年时代的最大的安慰；作为一个作家，他直接继承了让·保尔。

他把让·保尔理解为一个出身贫寒的诗人。他热爱让·保尔，因为让·保尔是身受不义之害的那些人的代言人。他把他看做是正义的传道士，是温和慈祥的使徒。他为让·保尔写的那篇著名的纪念讲话，使我们对他在青年时代如何醉心于让·保尔能有所了解，同时它也是他试图掌握让·保尔的风格的一个证明：

“我们要悼念他，因为我们失去了他；我们也要悼念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失去他。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他！但是，那样一个时代会到来的；到那时，他将为大家所承认，而大家将为他而恸哭。他毫不性急地站在二十世纪的大门上，微笑着等待着他的踽踽而行的人民赶上来。随后，他将领着疲惫饥饿的人进入他的爱的城市。”

在下面的字里行间中，显示了他那种机智性格的特征：

“在国家里只计算城市；在城市里只计算塔楼、寺庙和宫殿；在住宅里只计算它们的主人；在人民中只计算党派；在党派中只计算它们的领袖……穿过棘草丛生的狭窄小径，他探寻被遗弃的村落。他在人民中间计算人，在城市里计算屋顶，而在每一个屋顶下面都有一颗心。”

或许从一开始，让·保尔的政治态度就使他入迷。让·保尔早年就以赫尔德尔的世界公民感情和学说的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德意志文坛上。赫尔德尔牺牲民族感情和不计民族仇恨而一直在讴歌人类之爱。在他之后，让·保尔宣扬人类的博爱。除此之外，模糊的政治自由思想，近似人权宣言的观念——人权这个字眼能使他如遭到电击一样激动——激发了他的全部创作，他尖锐地讽刺了王公、宫廷和整个上层社会。在让·保尔向往的未来的黄金世纪里，作奸犯科的只是个别人，而不再是民族；战争的幽灵业已消逝；这个时代时而像在眼前，时而他把它又推到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但是，“历史前进”——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这样称呼它——的速度之快，使得他和他的门徒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似乎普遍的博爱就在眼前了。

伯尔内不仅对让·保尔洞察未来的目光，而且也对他在讽刺和牧歌风格方面表现的才能表示高度的称赞。他从让·保尔那里采用了一些用滑稽的方言起的名字，如库施纳伯尔·弗拉赫芬金根等；他年轻时就模仿让·保尔的幽默风格，这表现在他撰写的小说体的新闻作品里，表现在他的那些诙谐的文章里：《饭店餐桌旁的美食者》《至高无上的人》《宫廷和商务顾问》《邮局》，等等。只是这些文章在联系现实方面比让·保尔更紧密，地方色彩也更浓。他像让·保尔一样，以装疯卖傻的方式攻击国家、教堂、行政机构、风俗和习惯，但却缺少他的先行者所具有的丰富的观察力，缺乏他所有的渊博的知识。

但是作为一个文体家，他却有着比让·保尔更多的长处，这就弥补了他的不足。他缺乏一种深刻的艺术思想，一种细腻的对形式的理解力，让·保尔在文风上的粗劣吸引了他，他认为这是质朴和不做作。他没有感觉到，让·保尔那些过多的想象是从各处搜集来的，并很少适用于事物本体。比喻上的东方式的丰富和辞藻上的华丽使他感到有诗意；对他的听觉来说，句法结构上不够和谐与晦涩滞重呆板的嵌入句成了自然朴实的证明。而歌德遣词用句的形象感令他觉得冷酷，歌德老年时的非人称化的风格也使他厌恶。他在读让·保尔的作品时，那里面的生动活泼和不安分的自我遇到了他自己的另一个热心肠的、好动感情的自我。

他并非是有意按照自己的个性来改造让·保尔的文风，他的这种个性早在他的第一批信札中就显露了出来，尽管其特点完全适应环境并相应地有所发展，却从未有任何改变。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让·保尔感情中所有的那样的荒原和原始森林。他也不像让·保尔那样，一下子就想到十件相互纠缠不清的事。不，他在表达他的想象和他的理智时，历来都是清晰和严谨的。早年，他通过阅读约翰内斯·封·缪勒 的著作而对塔西陀的简洁的文体有所偏爱。他的想象力从一开始起，就半是法国的半是犹太的，沿着排比和对照的方向发展。他喜爱思想和词句的对称，他内在的速度是迅疾的；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语句是简短的。因此，短的句子，有力而尖刻的句子，迅急地源源而来，并没有修饰以华美的辞藻。他要把许多画面结合在一起，但又不过分；它们都是准确的，富有表现力的。这些画面不是像让·保尔那样，取之于笔记本和札记，而是来自自身的富庶。他运用了许多比喻，但这些比喻都是明晰而机智的，就像他本人一样。他几乎是解代数般地把它们都安排在自己的句子里，以致给了人这种印象，与其说它们是疏疏落落的花朵，不如说它们是一些等式。

他那完全独特的个性逐渐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根本有别于他人的幽默风格。让·保尔的幽默是漫撒在他的研究文章、他的短篇故事和他的长篇小说里，范围极广；伯尔内则不然。他不能够写出一部内容广泛的政治的或诗歌的、批评的或历史的作品，他写不出书，只能写出些篇章。以他最内在的本性而言，他有着记者的才能。他本人就谈到过这一点：“每天早晨所带来的，每日出现的，每个夜间所掩藏起来的，议论这些东西我是有乐趣的，也是有勇气的。”他那独特方式的幽默即基于此。

他的机智是诙谐的，但他的另一种类型的机智却是冷嘲的。它切中要害，鞭挞猛烈，同时用一种间接的呼吁触动和震撼人的感情。在他的抱怨和控诉中有着愤懑，它是以令人慰藉的和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也有着忧郁，它借助于粲然一笑和一种异想天开的念头而超越于时代和环境之上。或许人们也有理由同样如此地去议论其他一些伟大的幽默作家，但伯尔内（与斯特恩和让·保尔等人相反）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感人的力量，在于他对显现于他内心中的外部世界诸事件做出反应的敏感性，甚至一桩小事也能拨动他内心所有的琴弦，当然这是指现实中的，特别是公众生活中的事件。次之，他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发生的诸事件所触动的是他灵魂生活中的同一个点——即他对自由的热爱，这是他最敏锐的正义精神的一个表现。他的一个批评家斯坦因塔尔精辟地论证了，这一点是如何同他缺乏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能力密切相关的。他从不系统地思考，也从不把一个又一个使他忙碌和激动的许许多多的个别事件相互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单独地放在与他的存在的中心点相联系的位置上。

他的幽默是把悲惨的现实与他内心中的理想要求连在一起；他对现实中的相互不同的成分缺少一个完整的认识，他仅是把它们都放在同一个焦点上。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根据他的判断，他必然把席勒置于歌德之上；同样地，他也必然要更多地尊重让·保尔，而不是席勒。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席勒的责备，他责备的不是席勒的纯诗歌形式的不完整性，而是他的道德理想的缺乏。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公认席勒是无可指摘的。可伯尔内则不然，他对道德的要求是那样的严酷无情。特别给人以启发的是伯尔内对威廉·退尔的性格的评论。在伯尔内看来，退尔只是一个伟大的市侩，一个良民，一个忠厚的父亲和丈夫；但作为一个男人，他的性格却是顺从的。瑞士的许多优秀人物聚集在吕特里，可退尔却没有参加宣誓，他缺少起誓的勇气。他说：

强者在孤独时是最强有力的

这在伯尔内看来便是软弱的哲学：谁有力量独善其身，那他独身一人便是最强有力的；但当他把这种力量除用于控制自身之外还有余力时，那他便会去控制别人。这位批评家根据退尔的行为一点一点地进行评论：退尔拒绝在挂有帽子的柱子前鞠躬，但这不是出于自由精神的一种高贵的反抗，而是一种市侩的骄傲，一种把恭敬和畏惧混杂在一起的感情；他垂下眼睛从柱子旁边走过去，以便能说他没有看见帽子。当盖斯勒向他提出质问时，他低声下气，竟是那样恭顺卑贱，令人为他感到羞耻。他说，他是由于没有注意到才疏忽的，以后再不会发生这类事情。

伯尔内并不称赞射苹果的场面：一个父亲敢于为了他的孩子的生命去做一切，只是不能用孩子的生命去冒险。为什么退尔不就地射杀那个暴虐的统治者，而是像女人那样苦苦地去哀求，连连说“尊敬的大人，尊敬的大人”。为此应当打退尔的耳光。伯尔内继续说道，当总督盖斯勒在湖上遇险而相信退尔能帮助他时——有如敌人相信敌人——在退尔从船上脱身登上岩石，并把船蹬回到波涛中，任其在暴风雨中飘摇时，这难道不是背叛和一次恶作剧吗？伯尔内对下面的表白特别反感：

可是我说，是的，大人，上天保佑，

我自信能把大家平安地救出风浪。

这样我被松绑，站在舵旁，

聚精会神向前驶航。

我们这位批评家问道：“该怎样解释这个朴实的人的耶稣会思想呢？……我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认为这种行动是合乎道德的，是美的。退尔自己躲藏起来，毫无危险地射杀了他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是不相信有什么危险的！”

毫不奇怪，这样一个在其精神结构中把正义思想发展到如此敏锐如此纤细程度——以致使它在形式上代替了审美思想——的人，必然会对歌德缺乏好感，歌德对正义的追求相对说来是不够的。

年轻的伯尔内在吉森的一个教授那里待了几年，之后在1802年被送往柏林。他父亲本想逼使他对医学发生兴趣，但是失败了。尽管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他只能去做一名医生，他却对这样一种职业缺少天赋。他寄宿在著名的医生和康德的信徒马尔库斯·赫尔茨家里，这个人公开讲授的哲学课拥有很多来自上层社会的听众。在柏林大学建立之前多年，他就已被任命为终生享有薪俸的哲学教授了。他是一名杰出的医生，一个思路清晰的思想家，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和莱辛的朋友；他对莱辛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十分重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浪漫派的神秘主义，特别是诺瓦利斯 的神秘主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令他感到厌恶。赫尔茨死于1803年，因此他对年轻的伯尔内的发展不可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给予这个年轻人以强烈印象的是赫尔茨的著名的妻子亨利埃特（娘家姓莱摩斯）。她比赫尔茨年轻十七岁，在她十二岁的时候，未经她的同意便与赫尔茨缔结了婚约。她异常美貌，极善辞令；有一大群那个时代的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卓越人士经常出入于她的家庭，她的家成了在柏林被人谈论得最多、最受人尊敬和最为人喜爱的住宅之一。她当时是三十八岁，而伯尔内才十六岁，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这个年轻人去爱恋他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个才貌出众的女人；他陷入了一种无望的爱情。

这个魅人的亨利埃特在外貌上与她那聪明而丑陋的丈夫形成尖锐的对比：她是一个艳丽无比的美人，头部娇小像希腊的雕塑作品，形体窈窕仪态庄重，宛如路易莎王后 。她有两个别名：戏剧缪斯和美丽的塞加西亚女人 。威廉·封·洪堡特、米拉波、施莱尔马赫都对她十分爱慕；在她丈夫死后，便有一大群上流社会人士无望地渴求得到这个美丽寡妇的垂青。她对所有的追求都不予理睬。尽管贫穷，她却拒绝了一位富有的德国伯爵伸出的手，自己做了后来成为俄国女皇的公主的家庭教师。正如她那绝顶的美丽一样，她在道德上也同样十分严格，她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从来只限于单纯的友谊。

在她的圈子里，应当把两种卖弄风情区别开来：一种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这是为了赢得男人整个人；另一种是在允许范围之外，这只是为了占有其感情。她本人是属于合乎道德的调情这个危险等级之内的人物。她没有热烈的情感，很容易陷入道德化的多情善感之中；年轻时她发起建立了一个“道德同盟”，威廉·洪堡在这个同盟里起了主要的作用，它的成员都是男人，有年老的和年轻的，著名的和不出名的。他们都以“你”相称，写长信，有时用外文写，或者夹杂些希腊字和希伯来字，交换戒指和剪影，为了彼此在“道德上的发展”，目的是“通过倾慕而得到幸福”，但却不承担任何义务，因为倾慕是不承担有义务的；他们抛弃掉所有传统上的束缚，但品行端正，注重名誉。拉蔼尔曾对此加以嘲笑，她不要加入这个同盟。

这些彼此交换的信札完全和后来丹麦的卡玛·拉伯克和莫尔伯赫 相互写的一模一样。在这些信里有着一种行话，它完全与在北方文学中被称为“Bakkehu”的那种语言 相仿。他们深深地沉溺在自己的感情中，在一种不断的自我表现中失去了自我，这种自我表现很自然地使感情的清新化为乌有。在没完没了的书信里，不同性别的朋友之间流着泪水倾诉他们彼此是如何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他们把自己撕成碎片，并在这种被拆解开来的情况下观察自己；他们聚会在一起不是为了互通情况，相反的，却是为了消遣。他们压榨自己的感情，使它变成泪水、血液等液体，然后把它倾注到与自己思想相通的人的胸中去；然而，通过这种行动，他们却并没有变得更为出色和更有创见。

美丽而雍容华贵的亨利埃特·赫尔茨可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人，她在与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的交往中决不亦步亦趋，而是有自己的取舍。她主要是由于她对施莱尔马赫的温柔情谊而著名，柏林人对此谈论得很多，但却没有任何恶意。在“悲剧的缪斯”和小施莱尔马赫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十分显眼的，施莱尔马赫有着聪颖的头脑与一副羸弱和稍带畸形的身躯。当柏林人在晚上看到这个文弱的牧师（指施莱尔马赫——译注）纽扣上挂着一盏小灯离开亨利埃特的住宅时，或者在白天看到他挽住仪态雍容的缪斯女神的胳膊时，他们都善意地露出笑容。当时甚至出现了一幅漫画：亨利埃特把他——人们称他为宝石——拿在手上，有如女人拿着一把阳伞一样。

若年轻的伯尔内是一个活泼的、面颊红润的少年的话——当时他不是——那他就几乎不会给他那骄傲任性的“义母”留下什么印象。在开头，她根本不明白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的热情——他在他的文章里有所描述——是一种真正的学生式的爱慕，这种爱慕是青春期的一种半自觉的冲动和对一个女性的才貌过度兴奋的想象的结果。当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几次试图让女仆给他从药店里弄砒霜时，亨利埃特·赫尔茨才发觉了他要去做蠢事。她用一种慈爱与严厉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使他恢复了理智。

在此期间，亨利埃特也不是对伯尔内向她表示的爱慕完全无动于衷的，有时，母爱的面具下，她也同他调调情。这表现在下面这件小事上。伯尔内一直以为她的年龄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但在1802年12月3日吃中午饭时，他却从她那儿得知，她已有三十四岁了。晚饭时，她又加上了两岁；但她不再承认比三十六岁更大的岁数了，直到1803年3月5日，伯尔内还认为这就是她的实际年龄。这位漂亮妩媚的“妈妈夫人”——她允许他这样称呼自己——隐瞒了两岁。当然，他继续爱慕，继续崇拜，也继续感到绝望，继续忍受她的冷漠所带给他的地狱般的痛苦，继续感受她的一言一笑所给予他的天堂般的快乐。除此之外，在交往过程中，他也表现出猜疑、讥讽、别扭和任性，以致最终事情发展到了有必要把他打发走的地步。

他前往哈雷，以便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启程时，他递给她一本多情善感的日记——她好像给过他劝告，让他在日记里发泄他的痛苦——和一包写给她的充满激情的书信。从哈雷，他继续怀着不渝的狂热和切切的眷念给她写信，但由于两地相隔，他的情绪不久就重新安定下来。他不再单纯地去分析自己的感情，而是对周围环境进行冷静而有趣的批判，激起了某种有价值的、混有自我批判成分的情感。

在这些书信里，人们同时观察到他对观念的热衷，对奴性的愤怒和评论中的犀利的讽刺。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伯尔内的真正本质，一种气质，对他来说，放纵就是一种小小的诱惑，有如饮酒一样；一种本性，它由于身体的孱弱和内心的不宁而受苦；这种内心的不宁产生于有勇气而无力量，去爱人而不被爱，有着去做一番大事业的模糊不清的渴望，可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当他已是一个成年人时，还不时地发生这样一些令人恼火的事。一些市侩嘲笑他，在他的心中郁积着痛苦的屈辱感和睚眦必报的决心。他要向那些无耻的家伙们复仇，他们为他的出身而嘲弄他，伤害他，他们把他的退让看做是怯懦。 ^[1] 他青年时代在柏林的居留对他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使他的感情生活成熟了；在赫尔茨家中与那些当代极为著名的人士的接触，有助于唤起他精神上的才能。

耶拿战役之际，他正在哈雷学习，不久大学就被拿破仑关闭了，伯尔内就前往海德堡，以便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他反对法国人，满怀爱国主义热忱；他在一本小册子里恣肆地对法国人加以嘲弄。由于检查官的拒绝，这本小册子没有出版。就在拿破仑把大学生从哈雷驱走的同时，拿破仑的胜利使伯尔内的故乡城市法兰克福发生了政治关系中的一项彻底的变革。1806年，达尔伯格就任不久前建立起来的莱茵同盟的“第一亲王”，这个同盟的所在地就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中的一项，就是改善犹太人的地位，减轻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到1810年，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完全废除了加在奴隶和犹太人身上的各种束缚。1811年12月，法兰克福犹太区以总数为四十四万古尔盾的代价换取了完全的公民权利，这笔款在下一年就完全付清了。这对伯尔内来说，最切近的得益之处就是他可以放弃医学的学业了。他对学医一直反感，但其他学科由于信仰上的缘故过去却对他关闭了大门。现在，他转去攻读政治和法律，这为他敞开了进入国家公职的路；1808年，他成了哲学博士。

伯尔内的父亲对儿子在大学学习期间缺乏毅力以及所欠下的零星债务特别不满，他也对伯尔内放弃医学学业感到同样恼火，于是就要求他去自谋生路，并为此给他在法兰克福警察局谋取了一个不大的职位；这个职位与作为一个作家的伯尔内所起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照。

他被任命为录事，坐在罗马人大街上的一所古老的建筑里，签发护照，检查旅行证件，在节庆的日子里身穿制服，腰挂战刀，成了地方权威的代表。

在此期间，他开始以一个作家的身份露面了。他成了法兰克福一家日报的撰稿人，他的文章里满是古德意志的修辞法；他怀着一股爱国主义热情，去反对那个强大的科西嘉人。从这些文章的遣词用字上看，他已滑入一种狂热的沙文主义之中。它们是对德国青年的号召，是对德意志诸侯盲目忠诚信赖的表现。 他对解放战争的结果怀着强烈的希望。

他大概没有料到，他获得的那些自由会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被剥夺。1813年，一当俄国和奥国皇帝以及普鲁士国王的军队开进法兰克福，维持了七年的达尔伯格亲王的统治便告结束了。法兰克福大公国从众多的德意志邦国中被勾掉了，旧的宪法又重新生效。犹太人用大量金钱买到的公民权被简单地取消了，而钱款当然是不退还的。古兹柯夫写道：“特快驿车在举行著名的反动会议的维也纳和那些德国城市之间往返疾驰，它们在浇灌了鲜血的祖国土地上撕裂开一道道细沟，然后把陈腐的观念和特权的种子重新播撒到里面。”

法国统治的倒台剥夺了伯尔内的职务和他的不幸的同胞的人权；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他虽不是亲身感受，却自始至终把外来统治当做是一种耻辱。

歌德对这种十足的反动的变本加厉无动于衷，这就增加了伯尔内对歌德这个人物的仇恨；这是毫不足怪的。对他来说，歌德在任何方面都谈不到伟大。在一篇论及贝蒂娜的《歌德和一个孩子的通信》的书评——这也许是伯尔内写的一篇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文章了——里，他写道：“歌德，这位最伟大的诗人为小人物都做了些什么呢？难道他的桂冠上缠绕的是啤酒花和水芹菜？难道在这顶睡帽下面的是他那高贵的额头？是什么使他成了周围环境的奴隶，成了胆怯的市侩，成了鄙陋小城里的市民？他是一个新教徒，他的家庭是属于统治阶层的。他已经六十岁了，站在荣誉的顶峰，他脚下的朵朵祥云把他同山谷里的居民的低贱的激情隔离开来，使之不受伤害；当他得知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要求公民权时，他感到恼火，激烈地反对‘人道主义的空谈家’，而正是这些人才向犹太人提起了这个词的。”

伯尔内最不能原谅歌德的就是歌德对大人物的态度。他忽略了岁月（他本人比歌德年轻）标志出的作家在对待王公和读者的态度上所发生的一种彻底的变化。在十八世纪的德国，作家不是靠稿费为生，而是靠馈赠。诗人们被迫去寻求一个高贵的保护者的荫庇，去给贵族授课或者做年轻王子的伴读。维兰德 写了献诗，从而得到一笔赠金作为酬谢。席勒从丹麦得到奥古斯顿堡公爵的资助，他十分高兴地接收下来。国王和公侯，上层人物和贵族在十八世纪末期对哲学和诗歌，对所有新的真理和美都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热切的关注；他们把作家以及类似的人物都吸引在自己身边。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才结束了这种美妙的关系；歌德的生活态度是在这场革命前就被安排好了的。

伯尔内盲目地盯住歌德颂扬王公们的只言片语不放。他从歌德的日记里抄录了一段话：“我喜出望外，能在舍下和庭园中恭候尼可劳斯大公殿下和亚历山大大公爵夫人以及随同前来的诸位尊敬的大人。大公爵夫人恩准我在她那精致华丽的纪念册上题写了几行诗，实在使我感到荣幸之至。”伯尔内在这后面批了几句：“这是他在七十一岁时写下的。怎样的一种青年人的气概！”伯尔内年纪越大，就越是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他成了一种政治信念的化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他成了一种存在，在这种存在中，政治信念主宰了整个的灵魂生活、才能和机智；在这种存在中，政治信念成了一种宗教，并采用了宗教的所有外观形式：忠诚、虔信和宗教狂热。正因为如此，歌德在政治斗争中所持的冷眼旁观的态度，在他看来才是无价值的，甚至是可鄙的。在另一处他写道：“我读完了歌德的日记。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这样一个干瘪的、毫无生气的灵魂了；没有什么比单纯质朴更值得称赞，他就是用这种单纯质朴把他的冷漠昭之于世的……德意志人民竟然选择了这样一批执政官！歌德，这个比老鼠还要胆小的人，一听到细微的声音就会钻到地里去，放弃空气、阳光、自由以及一切，只是在他的洞里不受干扰地啃咬盗窃来的果实。而席勒呢，他虽然高尚些，但也同样没有勇气；他把自己藏匿在云烟背后，不敢面对暴虐的统治；在上界诸神那里他无望地乞求援助，被阳光刺花了眼，再也看不见大地，忘却了他本应当去救助的人民。这个不幸的国家成了王公们的战利品，这个民族成了被其他民族嘲笑的对象；它没有领袖，没有监护人，没有法律顾问，没有保护者。”

从1818年夏天起，伯尔内成了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在此之前，他只能不时地发表一些小册子；现在，他出版了几乎全是由他一个人写的杂志《天平》。他是第一个具有德国文学风格的新闻记者；在他手下，一份定期刊物在德国变成了一种力量；在这方面他是首创。现在手头要是能有这种划时代的印数很少的旧杂志，那可是令人高兴的。这份杂志标着“市民生活、科学和艺术”的副题。它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那活泼生动的文风和出版者的切中要害的机智。它的内容包括有政治、文学和戏剧；它有着像格雷斯（在他改宗之前）和维勒迈尔这样的撰稿人（此人是歌德的具有理性主义和自由思想的朋友，是歌德的《东西方集》中那个苏莱卡的丈夫）。凡是这份刊物所涉及的题材，都被经过处理而具有了一种政治色彩。在伯尔内出版《天平》的四年中，他还主管了另外两家日报的编辑部；先是《自由城法兰克福报》，但由于受到了连续不断的审查，他仅担任了这个职务三个月就不得不放弃；第二份报纸是《时间之翼》，这份报纸受到行政当局的压制，它的编辑被判短期监禁。于是，伯尔内首次前往巴黎，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他为科塔的一些各不相同的报纸写了不少通讯。1822年，他返回德国。一种拖延不愈的危险的疾病耗尽了他的积蓄，他被迫去寻求父亲的资助。

他的父亲对他非常不满，他喜欢他的其他的孩子。他这个儿子是个不会赚钱的博士，正如他所一再强调的，他花了那么多钱，可却什么也不是，只能写一些文章和评论，而这些文章和评论使得他青年时代的朋友——维也纳的梅特涅公爵十分不快。他为什么要使大人物成为自己的敌人？这难道适合于他的社会地位吗？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就是为了写这一类的文章？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实践经验并能赚钱的医生，或者成为一名律师，去做罗斯柴尔德的法律顾问。可他偏去写书，去旅行，去挥霍写书所得到的收入。由于他对大人物的不敬，使他在社会上再去从事有进项的工作已成为不可能了。

伯尔内的父亲对政治关系十分了解，他知道，他的儿子根本无须去做一名律师或一个医生就能谋取一个收入优厚的位置。他懂得，甘茨先生和弗里德里希·封·施莱格尔先生是从哪儿得到金钱的。加之，他的儿子已从玛丽娅·泰莱西亚那里得到了他能得到委任的诺言 。

当伯尔内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后，他的才能引起了反动派中的大人物的注意。在拉蔼尔写于1819年5月18日的一封信里就谈及甘茨向她推荐《天平》一事，说这是最近一段时期写得最有才气、最为机智的文章，是自莱辛以来无出其右的佳作。伯尔内的父亲知道，甘茨先生赞赏他儿子的文风，梅特涅公爵称赞他儿子政治知识的渊博。 也没有征询儿子的意见，他就开始设法为他的儿子在上层社会谋取一席优越的位置。当伯尔内还一无所知时，梅特涅就早已伸出双手表示欢迎了：伯尔内应当在维也纳生活，可以给他皇家顾问的头衔、级别和薪俸，而不必做任何具体工作。他所要写的一切，都可以保证完全不受审查，他应当是他自己的检查官。甚至如果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个月又想离开的话，那他也是完全自由的。在这个位置上，他能为人道主义和进步事业做出最为卓越的贡献。

伯尔内的父亲写道：“亲爱的路易斯！我请求你仔细地阅读这封信，如同我仔细地阅读了你的信那样……你那么看重的独立性——请相信我——是不可靠的，你愿意或者说你能够一直保持它吗？为什么你对有一个有固定收入的职位这件事连想都不去想？……你现在的幸福在哪儿？肯定不是在那五百法郎里吧？ 为了你的幸福，做出决定吧，前去维也纳，旅费由我付给……我恳求你，不要拿你的幸福开玩笑。……”

伯尔内对一切都加以拒绝，拒绝得那样斩截，他决不同当权派对话，一次也不。 ^[2] 歌德能让自己被任命为宫廷枢密顾问，他却不能。这种诱惑力对于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所起的作用——根据规定，每一个过路人都有权要求他脱帽致敬——肯定比对一个贵族子弟的更为大。当人们读到伯尔内对歌德所做的尖刻、讥讽的评论时，不应当忘记这些评论是出自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去做歌德所做过的事。

伯尔内缺少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思想，他公开承认这一点。除此之外，在他对那些人——在这些人看来，艺术家表现的是什么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怎样去表现它——所持的不宽容的态度中，也暴露出了这一点。他对那一类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是打心眼里反感的。一个能画圣母的人转而去画一幅静物，这使他感到厌恶。由于他对伟大崇高的题材的偏爱，他在艺术里只喜爱神圣的事物；而且从这一点出发，凡是他认为不具有这种特性的艺术品，那就是不自然的和拙劣的。

斯坦因塔尔认为伯尔内对任何文化领域、对任何艺术创作形式都是在行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对那种可称之为艺术的造型艺术领域本身，他恰恰是一窍不通。不言而喻，这并不妨碍他在评论艺术作品时能说出许多有见解有教益的话，但这从不是针对作品的艺术性而言的。

人们因伯尔内对德国的命运悲剧采取激烈的敌对态度而十分赞赏他；在那个时代，这种悲剧在德国舞台上泛滥成灾，愚弄着人们的感情；但人们很容易看到，他的反对并不是从审美观点出发对这些作品所进行的批评，他是从道德的或宗教的角度出发去批评的。有人认为像2月24日 这样的日子对于家庭可能孕育着一场悲剧，这种笃信是十分愚蠢和无用的。这种笃信与古代认为命运是不可改变的，是事前规定好了的信仰绝对无关，也与基督教的关于天意无所不知的那种信仰不相干，它与现代的命定因果论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因果论使早些时候的一种所谓的自由意志的信念成为不可能。对伯尔内来说，这种笃信只不过是反理性的罢了；因为，根据他的观点，它混杂有两种神学体系。他的结论是：死亡既非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他取走了他的儿子，因而命运不是悲剧性的——也不是一位克洛诺斯 ——他吞食了自己的孩子——由此，命运是非基督教的。 这也竟然成了一个反对的理由！事情还能是蛮有诗意的呐。

伯尔内评论过许许多多的剧本，他有着健康的思想和杰出的才智，知道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他完全理解欧伦施莱厄 的《科列吉奥》一剧的精神，即使他并不顾及这部作品的戏剧效果，他对这部剧的弱点也是完全宽容的。他非常重视像克莱斯特、伊麦尔曼和刚步上文坛的格利尔帕策这样的戏剧诗人。每当他为他的褒贬提出论据时，就会一再暴露出他的非艺术性的气质；某些时候，还会揭示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大量偏见。例如，他不满意伊夫兰 的《赌徒》，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的理由却是古怪之极：“在舞台上表现赌博癖？那人们也能同样地把肺痨写成戏，把它的几个发展期都写出来，从一个年轻人跳完一场华尔兹后喝了一杯凉水时写起，直到他的精神崩溃时为止。”但这两者之间却有着一种重要的差别，人们应当相信，肺痨是一种肉体上的不幸，而迷恋于赌博却是一个污点。伯尔内的思路通常是理想主义的：人们不应当在剧院里看那些在家里能看到的。他举出这样一些例子：经济上的拮据，债务，一个诚实的忍受匮乏的女人，对表现这类东西，他不是着重指出它们的平庸和缺少艺术思想，而只是喊道：“难道看这样一些稀奇的事情，我们也非得花钱才能吗？在舞台上人们应当站在比生活更高一级的台阶上。”他解释说，正因为如此，希腊人和罗马人才写寓言和神话。现代作家必须表现古代民族中的真实人物，或者，如果他们一定要与现实发生联系，那也只能再现当代人的激情。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伯尔内有着朴素的信念：古代社会中的“古典”人物总的来说是远远高于现代人的。他不懂得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通过适当的加工是能够上升为艺术的。

伯尔内对单纯的原始的诗歌缺乏认识，只把它们当做是学院式的无聊套话，对此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他对《旧约》所抱的冷淡态度。在他十九岁时写给亨利埃特·赫尔茨的一封信里有一段话确实是思想贫乏，像伏尔泰对《摩西五经》 开的玩笑一样，用歌德的话来说，它是干巴巴的，充满了老人的聪明：“我眼前总是出现从亚伯拉罕直到聪明的所罗门时代的古老犹太人，仿佛他们要把世界历史改编成一出滑稽戏似的。您读读《约书亚记》或者《列王记》，便会发现，里面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布鲁毛尔式的。” ^[3] 只有一个对古代形式没有领悟能力的人，他要在每一部作品里寻找一条现代的，多情善感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道德教训，那才会把这些值得重视的传说和历史的年代久远的汇编同对维吉尔的《伊尼德》的拙劣模仿相提并论。伯尔内对拉马奈 的《一个信徒的话》中的模糊不定，半是《新约》半是现代的激昂慷慨的矫情怀着一种盲目的狂热；说他就是在这种狂热中了结了自己，那是符合实际的。

---

[1] 见《年轻的伯尔内致亨利埃特·赫尔茨的信》，第164、167页。“ ，当我想起这一点时，就有如一场风暴从我的内心呼啸而起，灵魂要从它的居所冲出，去寻找一副狮子的身躯，用利爪和牙齿去对付那些无耻的家伙。”（原注）

[2]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虽说甘茨早年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够为他那正当的改宗做出保证，可我不能。在他为奥地利服务之前，他已把自己出卖给英国好几年了。他是个耽于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人，是这个土地上最佻 无行的人……”（原注）

[3] 见《青年伯尔内书信集》，第143页。（原注）
布鲁毛尔（Aloys　Blumauer，1755—1798），德国作家，先是耶稣会成员，后参加共济会。 FUpUg7Acw57uolDWzwGkPh8Iz961kjyCIDJOy0py21CRhlTDjYrKoHkHWWH+7y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