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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从初版以来，在国内思想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例如，朱平珍在《理论与创作》撰文《新批判主义述评》说：“新批判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宛如激昂奋进的笛声，惊醒了伤怀恋旧、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迷梦。《新批判主义》一书，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对独立人格进行哲理探寻，立足现实进行文化反思，绽开了中国知识分子锐意进取的思想之花。”当然，反对之声也有，如詹艾斌在《东南学术》撰文《反思“新批判主义”》，针对朱平珍的观点反驳说，“新批判主义以西方文化和经验为参照系的基本立场偏离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当下中国国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性态度，不能说它完全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构。”至于笔者在该书初版后，多年来在“新批判主义”的思想旗帜下向“新保守主义”和新儒家频频发起冲击，以致激起当代新儒学阵营的强烈反弹和反复交锋，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笔者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西文化和哲学比较的论文，涉及法制思想、伦理思想、言说方式、人生观、生死观、本体论、怀疑论、信仰和伪善等问题，以及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批评，对百年中国西方哲学东渐的十大文化错位及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对儒家“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的抨击，等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所有这些举动，在理论上追根溯源，都要追到《新批判主义》这本书中所系统阐明的立场和思想。已经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我打听还能够在哪里买到《新批判主义》，但本书初版印数不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脱销。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将这本书再版，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合乎形势需要之举。
从世纪之交到21世纪开端的这十几年，是我们中国人在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已经心满意足，并觉得有本钱、有资格退回到自身两千年“天朝大国”的回忆中自得其乐的时期。一百年前的民族危亡已成为过去，它的发生机制已被我们遗忘，但它作为一种屈辱的符号却仍然像一种慢性毒药一样毒化着我们的心态，迫使我们以各种方式找回自己的面子。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不思进取，突出体现在近年来的“读经热”“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地、狂热地吹捧上。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读经，也不一般地反对研究“国学”和在大学里办“国学班”，但我反对非理性地将古代经典当作圣物和偶像来崇拜，尤其反对利用儿童的无知和天真来禁锢和腐蚀他们幼小的心灵。这种非理性的狂热当然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沦丧的一种传统士大夫式的忧患。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士大夫却没有想到，今天的道德沦丧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有着完全不同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整个国门已经向国际社会大开、大量知识信息已毫无阻拦地进入互联网和传媒的时代，一些成年人、饱学之士不去致力于为我们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独立思考的人格和辨别真伪的智慧，却急于在孩子们头脑里灌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恐惧心理，用对经典的机械背诵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中，还自以为在做着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好事，岂不怪哉！
近年来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于丹读经”现象，是这场“国学热”的进一步扩展。人们争论得最多的，是于丹的解读是否地道，是否歪曲和庸俗化，是否符合学术标准。其实这些争论都没有争在点子上。我倒觉得这件事好有一比，就是当年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直到今天，谁敢说毛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谁敢说一千年后人们不会仍然把毛泽东的书当作经典？凡是“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当时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每个中国人，包括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妇和刚刚懂事的娃娃都要学习的。而他们的“导师”就是千千万万像于丹一样有“心得”的人。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谁说过那些学毛著积极分子有什么文本解读的错误，或是违背学术标准。这不仅是因为主席的白话文明白晓畅，无须考证；也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学术权威”早已经被打倒，谁也不敢再出来充当新的“学术权威”；而且是因为，主席的文章本身就是“心得”式的。他讲愚公移山“感动了上帝”，而上帝就是人民大众，这难道不是“心得”？谁能说他误读了《愚公移山》、不够学术水准？所以今天的于丹就是当年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对经典的那种无批判和全盘接受性。这种学习态度在“文革”时期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在今天来传播这种学习态度则是一种客观上的愚民行为。这种讲用满足了老百姓在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的“安心”的需要，但却窒息了他们怀疑、思索和反抗的本能，使他们在压迫、歧视和哄骗之下甘做“顺民”，不做“刁民”，还觉得“幸福指数”蛮高的。正如有子讲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的做人准则则是像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然而，如果人人都做颜回那样的人，今天这个社会还怎么发展？
我并不觉得于丹本人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她那天衣无缝的辩才，那不容置疑的口气，那居高临下的声调，那先知式的表情和规范手势，虽然使某些人觉得不快，却正是广大老百姓所需要的。当今老百姓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先知，一位心灵救世主，能够依据几千年来的正统经典让他们的灵魂有个寄托之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愚弄，直到今天，他们自欺的心理结构仍然万分需要有人来愚弄，否则就会人格崩溃——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之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一些人还热恋着每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不开会就觉得无所措手足；为什么90年代的“气功热”有那么多收费的气功培训班，有那么多个这个“大师”那个“大师”的追随者；为什么今天有于丹这样的“讲用者”活跃在媒体，拥有如此众多的“粉丝”。人的灵魂不独立，就需要寄托或者说寄生，哪怕是依附于一株即将枯死的老树。今天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正是因为几千年的枯树已然倾覆而导致的。那么，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把这株枯树重新扶起来，给它安上塑料做的枝叶和嫩芽呢，还是给国人的灵魂注入真正的活力，让它能够立足于现实生活自身的根基？
“新批判主义”，任重而道远。
邓晓芒
2007年8月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