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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从2001年初版以来，这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时间已经过了16个年头，中国在很多方面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本书的文章所表达的那种思想倾向，至今看来却仍然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甚至有更加迫切之势。回想上个世纪刚刚结束的时候，虽然复古和复旧的呼声已经开始甚嚣尘上，但启蒙的余威仍然十分强劲，而不至于呈现今天这样“一边倒”的局面。我想这可能是有一大批“过来人”还在，他们以自己亲身的痛苦经历，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劫后余生，顽强地抗击着几千年传统惯性的裹挟，力图在一片废墟中开拓出一条新路来。然而自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保持着历史经验同时又勇于反思的人逐渐老去，新上来占据学术舞台中心的中青年学者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只有抽象而空洞的概念，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这些抽象概念和他们现在从书上和宣传资料上，尤其从学校里的模式化教育中所获得的那些概念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何种看待社会现实的立场和角度只不过是一个概念操作问题，这种概念操作不用费神动脑，只需权衡一下各种信息的比重和偏向就可以轻易作出取舍了。至于更年轻的一拨初出茅庐的学子，则更是容易不知不觉地走上大家都在走着的“阳关大道”，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要想尽快地得到“学界”的认可，这无疑是一条“捷径”。有人曾经预言，中国的历史号称5000年，但实际上是60年一循环，因为中国人从来不长记性，一代人之间，前面的历史全部都忘光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我觉得这预言恐怕会不幸言中，我们即将回到原点。
但我仍然不愿意轻言放弃。也许这根源于我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学者，我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不是靠操作那些书本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而是从社会最底层的长期生活和观察中刻印在内心深处的，我深知那些浮在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或“正统”的言说，往往并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真实的思想倾向。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末以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已不是任何陈旧的思想观念所能够掩盖和阻挡。我的心时刻都在与那些打工仔和打工妹、那些寒窗苦读后蜗居城市一隅的“蚁族”、那些走投无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共沉浮。
与上一版相比，这一版增加了两篇文章：《什么是自由？》和《论历史的本质》。同时又将《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转移到我的另一本文集《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中，那其实也可以看作第二本《新批判主义》。就总体的思想倾向而言，甚至我的所有的著作，包括那些纯学术性的著作（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文本解读和研究），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主题，即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新批判”。这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自那以来，康德的批判精神在西方一直延续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停滞的文化形态来说，凭什么说新批判的精神经过十几年就已经“过时”了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然坚信“新批判主义”将是中国未来一个长时期内对中国知识界的长鸣警钟，并愿意将此书一版再版的缘故。
邓晓芒
2017年7月30日于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