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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来并不一定就注定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治一乱的永恒循环，而有可能突破原来的格局，走向一种日益进步并合乎人道的发展。
最近，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呼声在一部分忧国忧民、自认为负有神圣使命的知识精英中颇为时髦。他们的一腔爱国热情的确是值得钦佩的。为了爱国，他们可以“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张炳九语）。谁要是以为他们想通过新权威来谋私利，依附权势，那可错怪了他们。相反，我倒倾向于从好的方面去想他们：这些人多半住着六七平方米的斗室，岳母大人来小住几天还得在房子中间拉一块幕布，营养不良，面带菜色。本人患有慢性肝炎或神经官能症，儿子有小儿佝偻病。在妻子面前的“权威”（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早已丧失殆尽，但自信心却不减当初。月薪一百来块，牢骚不能说没有，但只要“社会”承认自己是当代知识精英，就不时有一种自我悲壮感，或“悲剧意识”。
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常使人联想起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和70年前的康有为。孔子—康有为—新权威主义，作为文化现象来看，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面临着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的价值观念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宗法传统发生了瓦解，人欲横流，一片混乱。孔子当年奔走呼号，向统治者进言，要求恢复周礼，达到社会稳定，甚至果然当了几天鲁国的宰相，据说一上来就杀了一位“无组织力量”的代表，即聚徒成群、鼓吹邪说的少正卯。当然，孔夫子的功过至今还在评说，我们可以承认，没有孔夫子的学说，就没有中华民族两千年大一统稳定的凝聚力。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确要感谢孔夫子，否则我们今天怎能自称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文化人都有必要祭祀孔子，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则应该祭祖宗。试想，如果当年你的祖上由于某种偶然缘故没有把血统传下来，或是结了另一门亲，还会有你吗？
可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之后提倡尊孔复古，已与孔子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时代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首先，近代中国（晚清）的“礼崩乐坏”除了由封建社会内部的自然腐败所引起之外，已加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说，孔子当年的努力终究被历代帝王们证明为民族和时代的最佳选择，任何别的选择都只有退回到野蛮落后的话，那么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却看到了新的曙光。其中最有活力和号召力者，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主义的思想。现在人们看到，历史本来并不一定就注定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治一乱的永恒循环，而有可能突破原来的格局，走向一种日益进步并合乎人道的发展。礼教、三纲五常的牢笼，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宗法政治、道德和思想的权威，都应当打倒。随着皇权的崩溃，中国传统权威也逐步丧失了权威性，它本身成了野蛮落后的象征。康有为的悲剧就在于，尽管他也接受了不少西方的新思想，但骨子里仍然是站在传统权威的立场上来“忧国忧民”的。他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重复了孔子的本来是正当的要求：只有国家安定才有人民的幸福；只有恢复宗法权威才有国家安定；而只有压制人民的幸福和个性发展才能恢复宗法权威。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也许并不构成悖论，但在西方思潮、人权、个性解放和民主思想大量涌入的近代，人们必然意识到这一循环论证的不可忍受。
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榜样，谁也不会发现康有为的企图是荒谬的、他的理论是可以争辩的。唯一可以为康有为辩护的也许是中国的“国情”。的确，康有为并不是什么无耻之徒，想借恢复旧的东西而捞取个人的好处；他也不是对孔夫子特别有感情。他是从他所理解的“国情”出发，想通过君主立宪制来谋民族的利益。他甚至可以说具有“冷静的”“清醒的”头脑。可是人们一旦强调“国情”，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危险的陷阱，这就是：“国情”中不曾有过的，也就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一切进步、发展就都是不可能的了。显然这是那些要求进步、要求摆脱落后愚昧的国情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康有为的复古主义在众人的交口责骂中失败了。强调国情的人往往就是强调传统。但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个时代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希望的“国情”，即新一代人的新思想、新作风，也忘记了1840年以来一个大大改变了而国人尚未充分意识到的国情，即“中央帝国”幻想的破灭和国际列强、发达国家造成的压力。今天看来，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当时若真能实现，也许的确能避免中国大地上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而以“稳健有力的手段”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但它毕竟是失败了，其主要原因之一，我想就是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当然是不同意义上的）。
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人，要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国情）倾向进行批判，认为五四打倒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权威，导致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使人们思想混乱，道德败坏，行为不轨；有人认为五四只有作为一场“爱国运动”（类似于“爱国卫生运动”）才有可取之处，认为五四运动纯粹是感情用事，他们则要撇开感情，纯粹以理性的冷静头脑来分析中国现实。在他们眼里，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就像一架有了毛病的机器，需要像他们这样懂技术的修理工来对之进行检查和修理。他们深深仰慕西方那些科学主义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那一套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工具，希望从那里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宝”。可是他们却忘了，西方社会适用的东西，对中国不一定适用；西方文化本身具有可操作性，中国文化的病却只有“吃中药”才能治好。所谓“吃中药”是指要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从改变我们的国民性入手，借用西方科学、民主、个性自由、平等思想的冲击力，涤除传统中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这就要首先改变知识分子和儒生的心态，不要老把自己当作期待有人来骑的一匹“好马”。当年只有鲁迅这样做了，只有他不让任何人来“骑”。现在应当有更多的人这样做。
但不可避免地，总是有那么一些人（绝非少数），老是觉得自己是一匹好坐骑，不但能驮着主人快跑，而且能帮主人认路，可惜的只是找不到识马的伯乐或好主人。中国的经济学家里有许多这类人，他们很少是真正怀着对经济学本身的学术兴趣、而多半是怀着“经济救国”的理想来学经济学的。他们要掌握的只是一门“技术”，而不是一门学问。这当然比科举时代叫会作八股文、会写诗的人去理财要强多了，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分到经济部门会觉得“不对口”，并没有多少用得上经济学知识的地方，就像是学无线电的分到了电话局一样。他们会怪现实生活不合经济学规律，但很少想到，作为一种“报国”的途径，经济学（多半是从西方来的）本身还在半天云里。他们所遇到的困惑正是鲁迅当年所遇到的，他想通过学医来改变中国人的体质，后来才悟到要改变中国人的心灵。我不是叫人们都去学文学、搞创作，只是提醒人们不能太天真，以为通过某种“操作”可以对中国的事有什么大的促进。只想和“物”打交道的人自以为最“实际”，其实反而最不实际。
当前的新权威主义正是从这种貌似现实、其实虚幻的立场上来看中国的问题的，他们一厢情愿地提出，要有一种不同于旧权威的新权威，既有毛泽东那样的魄力，又有当代知识精英们那样的思想。他们总是先设定一个模式，然后把现实往里面套。他们提出，当前改革实质上是政府运用所继承的“权威资源”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政府的一大失策是听凭“权威流失”，权力一下放就乱，干扰了改革的进程，使人们在道德行为上“失范”，政令不行，不稳定因素增长，无政府主义泛滥；历史上任何现代化进程都只有通过过渡性的权威主义才能形成中产阶级，达到民主的稳定（如英国革命），所以应当“运用适应于中国国民政治文化水准的力量来镇制非自制个体的失范倾向，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力量来推行”改革。据他们说，这种新权威主义不同于老权威，它应做到政治经济二元分立，保护人民的经济自由，并鼓励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是政府权威与知识精英的结合体：“新在何处？新在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吴稼祥语）至于“谁能保证新权威不重新蜕变为传统专制权威呢？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只有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可以保证……只要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会灭亡，加速推进的危机一定会选择出能克服它自身的新权威来”。
现在有一大批人起来对这种观点进行驳斥，认为它会导致中断民主进程，走向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确，从理论上看，这一套与传统专制权威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区别，它几乎每个论点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据和范本（如梁山泊既有每个人的“心情舒畅”，又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历次农民起义都证明，社会危机当然可以产生出新权威，但新权威就是老权威的新形式。然而，似乎还没有人指出，上述观点实际上什么也不会“导致”，它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空喊，它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中一种没有寄托、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的依赖思想和“青天思想”，一种极其自大和极其自卑的奇怪的结合，几天没人管浑身不自在的奴性（或叫“责任感”）。从新权威主义鼓吹的实质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旧权威主义来看，它是一种陈旧的乌托邦；从它鼓吹的形式上是更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来看，它是一种新乌托邦；所以它是双重的乌托邦。
首先，如何能做到政治、经济的二元分离？他们的意思是政府不得干涉经济活动，让其按自身规律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恰好要在经济活动中削减政府权威吗？中国经济从来脱离不了政治，中国的政治权威也正体现在经济的支配权上，否则政府不是形同虚设？其次，新权威是政府与知识精英的结合体，它又如何能鼓励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它是否能避免一部分代表“正统”的知识精英结成一体与其他知识分子对立，正如我们历来所讲的“百花齐放”到头来成了达到统一思想的手段？这种“多元化”不是欺人之谈吗？再次，权威尚未倒台时，人们固然很难随意推倒，而一旦倒台，也不是任何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能树立得起来的。人们羡慕毛泽东时代的令行禁止，如人民公社的成立，但那恰好是由于他的令和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农民的乌托邦思想，才能上下齐心一致；而现在改革的艰难缺乏的并不是最高权威，而是一致的心态。人们可以相信某个最高权威，但如果触及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尽量想法“例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例外成了普遍的心态，就显得没有了权威。最后，权威并不是一种什么“资源”，可以“积聚”和“流失”掉，可以由上级分配给下级，分配给民间（这里肯定是把“权威”和“权力”搞混了）。一个人有权威并不是他手中握有一种类似于货币的东西，而是每个人对他抱有一定的信念。这并不服从“物质不灭定理”，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我们无法采取纯技术的手段去树立什么权威，而只有从社会心态、国民性和时代精神的角度才能理解权威现象。新权威主义的空中楼阁很可能不出一年就灰飞烟灭，一切照常进行，该乱的乱，该垮的垮，正如康有为的尊孔复辟一样。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老是要寻求一个“英主”才感到自己有了归宿，才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有本事你自己出来当权威，要么你就退回你自身，自己当自己的权威，为什么一定要帮别人呐喊，叫大家为一个权威“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去克己复礼呢？吴稼祥说：“有人问：‘中国需要皇帝吗？’我想反问一下：‘你需要多少个皇帝？’我们不希望赶走独头鹰，来了九头鸟。”一个皇帝比许多皇帝好，他们认为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是无政府主义。其实中国历来是既有一个皇帝也有许许多多的“土皇帝”的国家。但五四以来人们已从思想上确立了不要任何皇帝。中国至今尚未绝对做到这一点（如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但总不能说只有确立一个皇帝才能消灭多个皇帝（这正是两千年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梦想）吧？
由新权威主义的产生可以看出，中国历史至今还没有多大长进，老是陷在循环的悲剧中，只有肯定与否定，没有否定之否定。金观涛写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超稳定结构，萧功秦写了儒家文化的困境，但当这些人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研究现代化道路时，却可悲地落入了被自己所揭示的怪圈中。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大暴露（阿Q们都想姓起赵来了），这些人总是想成为“帝王师”，三日无君便惶惶如丧家之犬。这就是那些反对“情绪型呼叫”和“感情用事”的人内心深处的“情绪”和“感情”。
我认为，真正的“新权威”是个体人格独立的结果，而不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