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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
1994—1995年，国内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至今尚有余波。然而，正如中国绝大多数讨论一样，由于缺乏政治权力的终审裁判，一切问题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没有下落。一旦意识到谁也不必怕谁，中国文人们就总是自说自话，互不买账甚至不理睬，汉语似乎不再是交往的工具，而成了各人封闭自己的壁垒，回过头来看，人们好像比不争论之前更糊涂了。
首先，什么是“人文精神”？有人说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说是终极关怀，有人说是社会使命感，有人说是普遍价值标准，都很飘忽，很难看作是严格的定义。中国字很怪，这么组合是一个意思，那么组合又是另一个意思，但却与前一个意思相关。如“人文”既可联想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是关注现实（世俗）人生的学问；颠倒过来却是“文人”，即中国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精神。综合起来看，我认为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关注现实当然就有道德理想、终极关怀，也有社会使命感，这同时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超越或“超前”。所谓“人文精神失落”，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失落了，或知识分子“堕落”了，他没有了对现实的超越，而是本身就成了“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政治权力的现实化，首先是政治方针上的务实精神。市场经济的推行，对效益的重视，带来了政治行为的经济化，在这一条件下，体制的某些不健全便成了腐败的温床。对于这种现实，知识分子一开始还是普遍关注的。一方面，人们在积极地补市场经济的课，搬来了一套一套的西方经济学，为政府部门出谋划策，充当“智囊”；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腐败现象提出了道义谴责，也提出了改革方案。但不论哪方面，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怀根本上是一种政治的关怀，是以政治家身份，至少是与政治家、领导者认同的身份来关怀、来设计的。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化领域，从文学、美术、影视和新闻媒体中，处处都可以发现后面有一个图解政治的影子。可以说，9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精神的主流就是政治关怀，是以政治的眼光来关心现实。这与改革开放以前，甚至与整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是什么在支撑着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仕”的精神。“学而优则仕”，士可杀而不可辱，即使被放逐、被监禁、被虐待，士总能超然物外，不改自信，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政治的”，他的“政治生命”高于他的肉体生命。
进入90年代，随着政治权力进一步现实化，政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了，政治行为开始和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如不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甚至常常“非政治化”了（所以最近又强调要“讲政治”）。面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面临两种选择：1.或是继续坚持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政治，以批判者的身份站在政治行为之外，本身不再参与政治，而是写文章、办杂志，研究传统文化，搞些影射性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希望能对现实政治继续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微弱，政治的现实化有它自己的规律，而现实生活的非政治化也把知识分子冲到了一边，他们不再成为中心人物和精神领袖，取代他们的是歌星、影星和球星。当大多数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凡人”“老百姓”身份，而非政治家、精英和英雄身份时，就有了另一种选择。2.放弃对现实的超越，自身与现实合一。倒不一定要下海，而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并且讲述者自己也是老百姓，用卖文、卖书稿或“触电”的方式从其他老百姓那里赚钱、“养家糊口”。这就是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种失落主要体现为落俗和媚俗。什么是“俗”？物质生活是俗，但人不可能是纯物质生活，俗也包括低层次的精神需要。正因为高级的精神生活以往都被政治化了，所以一旦人们远离政治，就堕入俗文化，主要有两方面：纯情文化和痞文化。纯情主要是爱情，此外是父母儿女之情，朋友情，师生情，一般人之常情，总之是要哭哭啼啼才能表现的情。痞文化最典型的是武侠，其主题是讲“狠”，什么“天下第一剑”“南拳王北拳王”，为争一口气杀人如麻，什么都用“力”来解决问题。当然也要分出抽象的善恶、正邪，但那只是幌子，人们欣赏的是打得好看，能宣泄人内心压抑的动物性冲动。纯情和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也是中国通俗文化的两大要素，它们实质上是一物两面，两极相通的：纯情到极点就是不讲道理、不要任何规范的“爱你没商量”；痞到真实处就显出未受教化的赤子童心。但过去人们历来把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纯情是贵族小姐、文弱书生的专利品，武功盖世的英雄（如关云长）总是不近女色的。当代知识分子、文化人转向世俗，就把二者结合起来了：武打明星也有了爱情生活，什么《戏说乾隆》《射雕英雄传》《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乱了套。最具代表性的当然还是王朔、莫言、贾平凹等人对人的痞性的纯情赞美。“痞子文学”其实是一种不同于琼瑶型的“纯情文学”，它要说明的是“人之初，性本痞”。王朔公开声明“我是一个俗人”“我不就庸俗一点吗”，甚至“千万别把我当人”，要当猪狗、动物，因为从根本上人和动物没有区别：这是多么坦诚的自白！《红高粱》中充满了动物性的情节：野合，酒中撒尿，倒背女人。《废都》中的“此处删去××字”其实是动物性的无意识、无语言（失语）的表现，被删去的是人，是人在行动中的自我意识。
当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正是由这种对世俗日常痞性的回复和理想化的推崇而引发的。但这场讨论在针对“痞子文学”时，却忽视了两个问题：
1.痞子文学是比一般言情小说更纯真、更切实的“纯情文学”，后者，（如琼瑶、汪国真等）常常流于甜腻和虚假而失去了感染力，所言之事只能寄予过去，不能放在现在。王朔等人则单刀直入地暴露了当代人文状况的实质：真正回到纯真就是回到痞性。当人们厌倦了流行歌曲中空洞无力、小家子气和幼稚可笑的爱情苦吟时，就转向对民间土得掉渣的原始语言和动作的刻意模仿，音乐上的寻根总是寻到了黄土地、西北风和落后文化区，语言的质朴单纯往往变质为近乎儿语的语音游戏、同义反复和数数字，《中华民谣》靠拼凑词语居然获大奖。无思想是当代的绝症，寻求感官上的刺激和新奇古怪只不过是无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痞”是感官性的，而不是思想性的。当年最纯情的旋律在今天被最痞里痞气地翻录（如“红太阳”歌带），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一听便作青少年状，其实是在调侃自己。人们根本不管意义，随意改换和装填歌词，要的只是旋律，还有动作。这些动作作为对失语的补偿便是哑语。流行演唱中的哑语手势由于“小虎队”的大量运用几乎成了一种定式，它表现出一种单纯、幼稚到不会运用文明符号（语词）的孩童情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用尽心机，却要求在业余文化中回到婴儿，并因此而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本质上还是“纯情”的。王朔打破了人们的纯情梦，揭开了人心的痞的谜底，引起了纯情人士们的愤慨和指责；其实王朔还是说这种痞仍然纯情，且更纯情，于是有人（如王蒙）为他作辩护。显然，这种辩护的眼光要更辩证一些，但其立足点的局限性却与那些指责者并没有两样。
2.因此，回到痞性其实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代体现，而不是什么“失落”。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作为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可以称之为一种“民粹”精神（意为“民众精英”），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当年俄国的“民粹派”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当代痞子文学只不过是首肯了这一方向。要成为民众精英，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为地道的民众，即最底层的痞子；而真正为他们说话，就是要说痞话。现在反映现实的电影电视和小说里，不讲痞话（或“准痞话”）简直就不真实似的。一切社会都有痞子，但中国的特点是痞成为通行的规则，尽管痞本身意味着无规则、胡来、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时感到自己真正的纯洁，他回归到了自然本性；贾平凹则借此来“安妥”自己“破碎的灵魂”。因为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大地母亲”，触及到了民众潜意识中的根。如果有谁对他们的痞不满，那也就是对我们民族的“丰乳肥臀”不满。当然，王朔对老百姓生存状态的本真体验和把握虽然是深刻的，但这种把握带来的只是绝望，他绝不想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精英。然而，即便这一点，也是传统人文精神由其固有本质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归宿。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是建立在“无我”和“忘我”的出发点上的，因而他们虽然一开始都是要超越现实、引导现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一旦进入现实，则必然不能超越现实，而将同化于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如冯友兰）屡试不爽的宿命。因为他没有独立于现实之外的“自我”人格，没有可用来和现实保持距离的精神支点。他通常将自己与现实合一的痞性当作某种权变或临时的手段，为的是最终能有机会实现内心纯洁的赤诚心愿和抱负。王朔则看穿了这种目的与手段之分的虚伪性，指出文化人乃至一切人所是的正是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说的和想的。他没有为老百姓谋划一条充满理想的希望之路，这不是他的责任，谁要对此不满意，何不自己试试？
的确有人试过了，但除了对50年代，甚至中国古代道德传统的毫无新意的鼓吹之外，真正引起了一些思索的是“二张”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贵族兼贫下中农式的标举。张承志把“红卫兵情结”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情绪结合在一起，所谓“清洁的精神”是与精神程度的低下分不开的，是一种拒绝知识、拒绝文明的精神。张炜的道德理想也无非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化和美化了的痞。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到“二张”那里是寻求不到补偿的，他们和王朔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二张”的纯情和王朔的痞的表面对立所引起的热闹争论中，正暴露出这个人文精神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二张”和王朔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民看到的是来了一批城里的媳妇和上门女婿。但最终和乡下人结婚、和贫下中农“彻底结合”的并不多，有些虽然“结合”了，但又造成了“孽债”。
要说人文精神“失落”，从知青返城就开始了，知青不再关心农民的现实，而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现实问题。返城后，的确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理想早已破灭，空余一缕无根的“精神”在游荡，引人怀念，一有机会，就要以“人文”或“非人文”的方式表露出来，而这不过是传统人文精神内部固有的两个环节（纯情和痞）的外在分化而已。
那么，当代人文精神是否注定要在这一怪圈中左冲右突而找不到出路了呢？我们是否只能要么耽于幻想，要么堕入鄙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把“逃路”和真正的“出路”区分开来。王朔和张承志的路都不是出路，而只是逃路。人们说，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动物。真是这样吗？非也！王朔把人的动物性的痞装扮成另一种纯情，让众多纯情少女爱上痞子，这无异于一种自欺。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了动物，他会有种内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及贾平凹等）却感到怡然自得，自我欣赏，灵魂安妥，以为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庄和禅悦的境界。这只是一条自造的逃路，他的无出路正在于没有异化感，没有要摆脱非人状态的内在冲动。人们又说，张承志追求的是“清洁的精神”。真是如此吗？非也！张承志把清洁的精神限制在文明社会之外，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生存状态中，拒绝和害怕一切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停滞、倒退、心怀嫉恨的精神，作为他个人的性格脾气说说倒也无妨，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一旦成气候，必将危害整个人文和文人，导致“革文化的命”。他的无出路在于这种精神骨子里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毁灭性。
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在于走出王朔和张承志所代表的当代文化的幼稚性：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众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种成熟的、独立的个体人格。不要相信人们对本心、真心、童心的廉价的标榜（这正是目前流行的随笔或“小女人”散文的主要话题）；不要以为人心那么容易沟通，只要一“让”，世界就会“充满爱”，更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单凭一腔儿童般的赤诚当下即把握自己的自性、真我。人们常常会觉得，只要自己出于善良的“本心”“从我做起”，就有权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教训人，当别人灵魂的工程师和设计者，甚至为所欲为而无愧疚。这就有点像那位广东农妇杜润琼的心态，她无缘无故投毒致死18条人命，在法庭上却振振有词地说，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减少国家的人口压力。时至今日，我们实在应该看清人类本心的伪善和恶劣，承认并承担这种恶劣，然后寻求拯救之道。
从社会来说，当前的道德滑坡不是靠几个人提倡什么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可以改变的，而有赖于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中法制规范的形成，这种规范是以假定人性恶劣为原则的，否则用不着法制，只要有道德就行了。这种法制规范本身就是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相对立的。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1995年《光明日报》连续讨论了一阵子“公民意识”，但究竟什么是“公民意识”？不但民众不清楚，就连发起者和参加讨论者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把公民意识变成了一种道德责任感，有的还要求写入中学教科书，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又一条内容，简直荒谬。“公民意识”这个外来概念首先应是权利意识，有权利才有义务，权利在义务之先；而权利首先是个人利益，所以公民意识是以人人追求自己的正当私利为前提的，与道德无关。在西方，没有公民意识并不表明道德素质不高，而是表明你会使自己吃亏。当然我们也可以赋予这个词以“中国特色”的含义，但那样一来它就是个可有可无的辞藻，没有它我们几千年来从未感到过不方便。无怪乎人们对这种玩弄辞藻毫无兴趣了，因为他们感到并不会由于不懂“公民意识”而吃亏。事实正是如此，这只说明我们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或法制社会，即不是一个以人性本恶、人性自私为原则组成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依赖于领导干部们的道德修养，我们吃不吃亏与违反公民规范无关，而与某个人的道德水平高不高有关。其实，王海买假打假才是真正的公民意识的体现。尽管关于王海的讨论与公民意识的讨论几乎同时进行，但却没有一个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真是怪事。相反，有人谴责王海动机不纯，这些谴责者显然是毫无公民意识。我看王海弄不好要吃大亏，他触犯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禁忌。
以个人来说，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体现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本着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这种工作只具有政治操作意义，不再具有人文精神的含义），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本心”进行深入的反思。这种本心，以前历来被不假思索地当作“天地之心”、公心，即民族国家之“大心”，因而这种反思也就是代表全民族的自我反思，是对我们得以产生和生活于其中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自我批判。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反思和批判，即使是五四的反传统，也从来不是对自己的本心、真心和赤子之心的自我批判（其中唯有鲁迅例外），而是每一轮对传统的逆反都带来对传统的更狂热的回归，因为这种循环底下的个人本心的根基从未受到过动摇，而总是被加强和巩固了。近年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应当说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保守主义在中国只能是一个旧概念，旧话重提并不足以使它成为“新”。所谓“告别革命”、国学热，海内外投入大量资金复兴传统文化，这本身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正统文化的惯性。我以为，现实中的革命不是任何人能支配的，用不着我们去“后悔”，但思想中的革命绝不能“告别”。相反，在一个社会文化大转折的时代，思想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恰好构成历史前进的阻碍。当人们羡慕英国“光荣革命”的稳扎稳打时，却未看到洛克的思想对英国自由主义精神（及大陆启蒙运动）的教养作用。现在的“新”保守主义者能拿出什么来教养国人呢？除了传统还是传统。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恋母情结”，永远想从母亲那里取得生活的基本“资粮”，不愿断奶不愿吃别的东西。母亲的奶水越来越稀薄，孩子也越来越营养不良，永远长不大。另一方面也导致仇视“男性文化”（西方文化），感情上不能接受男性对母亲的亵渎。恋母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自恋”（因为它把“我”看作仅仅是母亲的无性生育的结果），即自大狂和白日梦。我们看到鼓吹国学拯救世界的人总是在标榜自己，从来不批判自己；在大讲孔孟之道、天地良心时总是有种自我纯洁感，觉得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一尘不染的世界（“境界”）。
与此相反，我主张“新批判主义”，它是真正“新”的，这表现在：1.它是自觉的，不是强迫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每个人不批判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批判。2.因此，它不是对某个别人的批判，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但也不是过去提倡的“思想改造”或“斗私批修”，以使自己符合一个外来的标准，而是自己去寻求一个自己的标准，是寻找自我、深化自我。3.因此它同时又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因为它把自己看作传统文化的儿子，这种批判实际上便是这个传统文化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而不单纯是像五四那样借外来价值坐标对中国的事情作愤激的批评，对这个批评的出发点（本心）实际上却未触及到（又是鲁迅除外）。换言之，新批判不是单纯政治的，它不以政治为最终目标，而首先是个人的，是要通过断奶自己去吸取外来营养，以建立自己的真正“人”的生活，因而它又是人性批判乃至于国民性批判。
当然，批判不是抛弃，而是扬弃。国学要研究，但要批判地研究，或最终为了批判去研究，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通过批判才能挖掘出来，这不是感情的事，而是理性的事。“用什么”来批判？用现实、实践。其中也包括西方文化的现实，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新的现实，可惜国人始终不愿正视它，很少深入研究它，更多人只愿意享受它的成果，这是真正的“洋奴”。因为奴才是不关注主人的思想的，只知道接受。
总之，中国当代人文精神仍然应当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但首先已不再是关注外在的他人的现实，而是关注自己内在的现实、心灵的现实；不再是一厢情愿地以天下为己任，而是先以自我为己任；不再是高居于世俗之上，对日常生活指手画脚，而是首先超越自我寻求自我，以此为基础才能对外界现实有真正的超越。只有从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才是现实本身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才具有“同情的理解”；不是站在一旁指责挑剔，或借用政治途径来匡正时弊，而是立足于文化人、知识分子的本分，用理性去激发人人心中固有的理性；不是无可奈何的、虚假的“宽容”，而是积极地肯定新事物并从中发现未来希望的苗头，促进新道德的萌发，使时代精神达到清醒的自觉：也许这就是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