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从阅读开始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倡导阅读？答案不仅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阅读，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阅读，还因为人类的发展和改变往往从阅读开始。

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处在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春秋诸国纷争，战国七雄争霸，是一个从分裂向统一转型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一片文化繁荣景象，产生了诸子百家，诸子如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史称“百家争鸣”，涌现了中华民族许多思想文化先贤，一时群星璀璨，名著纷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典籍就产生在那个时期并传承至今。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呢？当然有多种原因，社会转型期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当时的阅读十分活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孔子办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其思想和办学实践而成“万世师表”。孔子门下学生达三千人之多，学生阅读成风，接受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经孔子整理而成的《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后世称为“六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的言论主要记载在自己学生编写的《论语》中，这部书不仅是儒家学说的经典，也反映了当时阅读和学习的风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学诗，无以言”，以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都是《论语》中关于阅读与学习的名句。

春秋战国诸子也都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大师。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就连避世隐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学生。这些教育活动引来了阅读热烈景象，促进了百家争鸣。此外，一些诸侯国君也开办讲学活动，例如魏国的西河学派、齐国的稷下学宫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成为当时开展阅读的推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刻苦阅读蔚然成风，留下了许多阅读方面的传说。今人耳熟能详的“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引锥刺股”等故事就是那个时期刻苦阅读的典范。“韦编三绝”讲的是孔子读《周易》，多次翻断编联竹简的皮绳，比喻读书勤奋。“学富五车”讲的是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他刻苦博学，出行时要用五辆车来载书。“引锥刺股”讲的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苏秦，他发奋读书，经常读到深夜，想要打盹时就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突然的痛感使自己猛然清醒，振作精神继续读书。

与我国春秋战国几乎同时期的古希腊时期，是希腊城邦制向帝国时代过渡的转型期，与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十分相似。当时古希腊产生了著名的“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著述流传广泛而久远，被后世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希腊三杰”连同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修昔底德和《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希腊悲剧》《伊索寓言》等一大批希腊文化元典，形成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基础。与孔子办学相似，柏拉图于公元前385年左右创办了柏拉图学园，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阅读风气很盛。柏拉图学园历代相传，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

古希腊也是一个阅读兴盛的时期。据历史记载，人类社会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古希腊。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公共图书馆——亚述图书馆。当时希腊大约只有5%的人识字，因为主要是羊皮书，制作困难，书籍也极少，所谓公共阅读就是以听为读。希腊语中的“阅读”一词就是取“我读，我认识，我大声朗读”的意思。当时的医生甚至会开出“阅读”的处方，让病人通过听别人的朗读来调养心神。有一些古代希腊人、罗马人，还有过收买会阅读的奴隶为主人朗读的风气。

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社会的多次重大改变都与同时期的国民阅读相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秦国灭六国的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统一强大的国家——秦朝。为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对当时的社会做了不少改变，最著名的是：统一全国的文字，统一全国的车道，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管理体系，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可是，秦朝的社会管理太过严酷，严刑酷吏，民怨沸腾，以致14年后灭亡。历史研究认为，秦朝政权的快速灭亡有多重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严酷地实行了文化禁锢政策。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禁锢案例就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被处死的儒生不过是一些阅读儒学经典的儒生，连这样的读者都要把他们和阅读的经典一起毁灭掉，可见当时的国民阅读状况多么令人绝望。

秦亡汉兴，汉朝虽然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政治管理体制，所谓“汉继秦火”，可是，汉朝主要不同于秦朝的是，从公元前206年开国起，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文景之治”稳定发展时期。汉武帝继位后，在文景两朝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开始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加强集中管理，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一变革为儒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当然，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不曾取消法治思想，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从汉武帝起，汉朝一直比较重视儒家学说的学习，规定只有儒生才能担任官职，年轻学子进入官场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能背诵数千言的儒学经典。为了教授儒学，培养人才，汉武帝在长安兴太学。太学刚开始只有50多人，发展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已经扩展到3万多人。汉朝兴太学，标志着当时教育的官方化和制度化，同时，社会私人办学也成为风气，一大批儒者开班授徒，学生人数众多，学习气氛浓厚。许多地方办有供童蒙读书的“书馆”，为儿童讲学启蒙的老师称为“书师”，十来岁的学生通常要阅读《论语》和《孝经》，“书师”在此基础上再讲授儒家的经学知识。汉朝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话，即“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可见当时重教之风。此外，当时道家的经典《庄子》《淮南子》等也都是流行的读本，也可见当时的国民阅读风气比较好。一个时代的阅读风气与写作状况往往相辅相成。汉朝赋文的写作十分流行，乐府诗广为流传，史传写作形成高峰，而比较简短的小说作品也陆续出现。从此有了绵延四百年的大汉天下，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是故史称“汉唐”。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是“戡乱以武，守成以文”，待其政权基本稳定之后，唐朝即进入从武人执政转向文官治国的转型期，此后，历史上就有了“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说。李世民高度认同诗歌的政教功能，认为诗歌可以用来传递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为此，整个唐朝初期的政府文化机构中，有一大批以诗艺文学见长的文士任职，甚至连选拔其他行政官员时也特别偏爱文学之士。唐朝在文化上实行的是更加开放的政策，从隋朝继承了科举制度并努力使之完善。从武则天当政开始，对科举考试制度做了改革，扩大招生地域，扩大录取人数，增加殿试程序，考试内容除儒家经学外还增加诗赋写作，这些改革或许与武则天个人对诗歌的爱好有关，武则天在位期间就举办过多次诗词大赛。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唐朝科举考试把诗歌写作看得更重，历史上称其为“以诗取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唐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上自高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科举显才学、以作诗显风流。从唐代诗人杜甫传诵至今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以看出当时刻苦阅读的风气盛旺。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看出当时许多诗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唐朝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和“诗魔”，他们的诗作得到人们争相吟诵。“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唐代大诗人韩愈对李白和杜甫的赞誉。“白也诗无敌，飘然独不群。”“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这些是杜甫对李白的推崇。“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论。”这是韩愈悼念杜甫的名句。特别是白居易与另一著名诗人元稹共同提倡新乐府，引发了诗歌写作和吟诵的大众化。唐宣宗李忱曾经写诗悼念白居易，诗中有“文章已满行人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些诗句，不仅赞美他的艺术成就与巨大影响力，也让我们想象得出当时民间阅读相当普及的情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更是与国民阅读有很大关系。

这里要说到一部书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在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建议和支持下，爱国学者魏源主持编撰了一部重要著作《海国图志》，百卷本到1848年出齐。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资源、行政、社会、教育等，其编撰主旨就是要打开国人眼界，让国人“睁眼看世界”，激励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遗憾的是，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无人理会，这部书在昏聩腐朽的清廷受到冷遇，在落后愚昧的清代社会也少有反响。然而，三年后，这部书传入了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社会状况和内外关系与中国清朝颇为相似，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年间就翻译刻印多次，版本多达二十余种，成为当时日本国民阅读的热门书，更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必读书，对人们了解西方列强的存在和威胁、认识本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和革新意识极有帮助。据说，几乎所有明治维新时代的重要人物都看过这本书。有一位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曾经因为和师兄抢看一本《海国图志》，一怒之下竟相约决斗。有一位后来做到日本海军司令的东乡平八郎，曾经排队抢购《海国图志》，遇上大雨被淋成落汤鸡。这些人后来都肩负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推进明治维新、建设现代强国的重任。魏源所提出的主张，本来可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由弱变强的起点，不幸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保守拒外的势力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而毗邻的日本却正因传入《海国图志》，引发国民阅读热潮，有力推动了明治维新，获得了历史转折的契机。

当然，能不能抓住历史转折的契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同样一部书，其阅读状况的不同对于社会的改变所能产生的作用竟然如此不同，是不是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呢？

随着清朝晚期积弱积贫、内外交困，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开始阅读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翻译出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被称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的阅读，将西方近代各种先进的思想学术成果带入中国，深刻影响到社会思想和各种学术的发展，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世界文库”，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遗事》等世界名著。

随着“西学东渐”，国民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把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就有许多西学书籍。于是各式各样的图书馆也开办起来。1902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发布诏告，要求各大学堂设立图书馆。1905年，中国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图书馆。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我国国民阅读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只是，各省陆续建立公共图书馆，则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的国民阅读，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值得回顾，那就是1905年的“小说界革命”。1902年11月，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的论断，并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首先强调了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和传播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还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同时，他还指出，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我国新小说作品蜂拥而起，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这些可读性比较强的长篇小说及一大批具有较强现实感和改良精神的短篇小说，引发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国民阅读小说的热潮。历史学家认为，包括“西学东渐”和“小说界革命”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改良精神的出版物的成书和阅读，与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有着很明显的因果关系。甚至，据说我国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曾经认为，晚清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和传播对辛亥革命也都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后，我国更是进入一个急剧转型和连续转型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民阅读更是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回顾，辛亥革命是20世纪我国第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当时的国民阅读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下面，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之后的若干重要历史关头的国民阅读状况来看阅读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我国20世纪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全国就出现了400多种刊物。这些刊物发表各种学说并竞起争鸣，社会阅读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很大反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进步青年最为追捧的杂志。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依托《向导》《共产党人》等报刊及兴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党校，广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壮大革命者队伍。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还是创立后的长期艰苦斗争，发展壮大，革命书刊和进步书刊的传播和阅读都一直相伴而行，起到了引领和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的作用。

我国20世纪第三个重要历史关头是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著名出版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是最早强烈发声抗议的周刊，得到全国读者的热情支持，周刊发行量由原先的8万份陡增至15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1936年，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态度鲜明地支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行量超过25万份，创全国杂志发行纪录。可见因为处于民族存亡之际，当时的国民阅读热情高涨。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广大读者急需阅读进步书刊。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及时把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科学分层，共分为高级、中级、时事、通俗读物、工具书五类，同时加快出版速度，出版品种和印刷量极大提高。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每种都销售到数百万册，创造了战时出版的畅销书奇迹。生活书店不仅根据当时抗战形势出版了《抗战前途与游击战争》《津浦北线血战记》《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等应急新书，用中国书店的名义及时出版了产生巨大影响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还出版了许多青年读者的学习用书，如《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艺术与社会生活》《近代中国经济史》《政治原理与经济原理之关系》等。

生活书店只是抗战时期大力开展爱国的大众出版颇具代表性的一家出版机构，当时许多进步出版机构都在为抗战发声呐喊。汉口大路书店出版的《抗战漫画集》《抗战歌选》，新知书店出版的《抗战大鼓词》，战时读物编译社出版的《救亡戏剧》等，都成为读者热烈抢读的畅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汇集了揭露日寇自“八一三”以来，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所犯滔天罪行的百余幅照片，给人以强烈震撼。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各大书局均有成套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出版，各式俱备，销路畅旺，其中历史教授钱穆所著的《国史大纲》、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学术著作竟也能在抗战时期获得许多读者的推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中国文化丛书”“世界知识战时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书”“问题与答案丛书”“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青年自学丛书”“救亡文丛”“黑白丛书”“战时教育丛书”及“大众读物丛书”等一系列影响颇大的丛书。特别是复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实例，足以反映当时国民阅读的热烈景象。

在以延安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更是形成了一股文艺出版和阅读的热潮。延安出现了革命诗歌创作热潮和街头诗运动，并且开展了几次大型的集体创作活动，其中有《长征记》《我们怎样到陕北来》《五月的延安》《十年牢狱生活》《冀中一日》等。全国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出现各类文艺社团组织、报纸、期刊，据资料统计，当时文艺社团组织有250多个，文艺期刊有170多种，一些新闻报刊如《红色中华》《新中华》《解放》等也专门辟有文艺专栏。中、长篇小说陆续写作和出版，其中《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高干大》《种谷记》《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以及歌剧《白毛女》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抗日根据地的许多作品传播到重庆等国统区，深深感动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以至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我国20世纪第四个重要历史关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政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百废待兴。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大规模文化建设的任务也同时开展起来。1952年，我国发起了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极为重大的一项运动，即扫除文盲运动，简称“扫盲运动”。当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文盲，不仅成为国民阅读最大的难题，更是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学习文化的热潮中。20世纪50年代，一首创作于1944年的歌曲《夫妻识字》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市民识字课本》《农民速成识字课本》《战士识字课本》连同一些帮助识字的连环画等读物发到需要扫盲的人手中。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中，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历时五十年的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使文盲比率由1949年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为21世纪以来开展全民阅读提供了最重要的国民文化素养的基础。

新中国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创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批国家级出版社，连同20世纪初期一批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局等，迅速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外优秀图书。许多优秀大众出版物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八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些书累计印量几十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册，可见当时大众阅读的热烈景象。

我国20世纪第五个重要历史关头是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前后，一些重要的阅读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有一篇文章的发表和阅读十分重要。那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阅读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

几乎与此同时，1978年5月初，国家出版局决定专门调集纸张，重印一批中外文学名著，理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井喷式”的阅读要求。当时一口气确定了35种图书。其中，“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作品10种，有《子夜》《家》《郭沫若剧作选》《曹禺剧作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战斗中的青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9种，有《东周列国志》《唐诗三百首》《唐诗选》《宋词选》《唐宋诗举要》《李贺诗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外国古典文学作品16种，有《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威尼斯商人》《安娜·卡列尼娜》《艰难时世》《九三年》《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斯巴达克斯》《牛虻》。首先开放重印的中外文学名著一经面世，全社会顿时出现争相购买阅读的热烈景象。许多读者为了买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名著，在书店门前彻夜排队，等待购买。可以说，四十年前首先开放并推动的阅读，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做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准备。

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出版业顺应社会需求，大力改革创新，提高出版生产力，使得更多中外文学、文化、学术名著和知识读物像排炮一样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像“鲁迅全集”（1981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三个面向丛书”“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丛书，以及林林总总的古今中外文化文学名著等，激发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满足了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需求，全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民阅读状况。

在我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改革阶段都与当时的社会阅读有着紧密的关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每年都会向广大读者推荐新出版的优秀图书，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推荐的年度“中国好书”和“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许多省市区全民阅读年度好书的推荐活动，很好地推动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文化发展重点工程，连续六年《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全民阅读的开展与扩大，国民文化素质正在得到明显提高。我们都希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为此，我们应当坚持倡导阅读，努力提高国民阅读率和阅读力，以巨大的热情来建设一个处处飘书香、人人有书香的书香社会。 q8D+AE3dt6HKSPkuuTf5ngDQs9kZLhZ/c9Z0L+MZ6nDTXlcFhn3E2M6K3dRGv+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