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个特征看阅读的好时代

要讨论“阅读好时代和坏时代”，首先要把阅读的好时代的标准讲清楚。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阅读好时代的标准。

阅读好时代的六个特征

什么样的时代才是阅读的好时代呢？我以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应该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激荡、文化繁荣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转型时代，是从诸侯分封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代。当时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纵横家，百家争鸣。尽管当时的书籍主要是竹简、木简、绢帛，阅读起来并不方便，但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阅读不像现代人阅读那么方便。一篇几千字的著作，写在竹简上，就可能有几十斤重。据说，秦始皇一天要批的奏折就有150多斤重。那时候读书主要是诵读。为什么？因为简牍毕竟太少，只好一人诵读，其他人听读。史书上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为什么？我猜测，除了他是教育家，需要以讲授为主；是思想家，要不断思考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主要用竹简阅读，不可能人手一册，只好是老师诵读，学生倾听。古希腊时，与孔子同时期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是主张述而不作的。他的学生、哲学家柏拉图，也主要是语录体写作。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是以诵读为主，因为羊皮书、莎草纸制作起来成本很高，复制内容也只能是抄写，因而书籍很少，许多人读书主要是听人诵读。为此我认为人类的阅读史，是诵读早于默读。有文献记载，在古希腊亚述图书馆里人声鼎沸，在那里读书的人大都是诵读，彼此之间并不觉得互相干扰。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书籍的获取颇为不易，却也使得阅读者之间的交流要紧密得多，思想的碰撞也来得直接，因而人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也来得比较强烈。

汉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刘邦登基后，汉继秦火，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国家结束了连年征战，不得不实行鼓励生产、轻徭薄赋、恩威并施的政策，信奉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形成了“文景之治”，是中华民族成为大一统国家以来，第一次被历史学家们称羡的治世时代。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中央集权得到了很大加强。在文化上，废除了汉朝开国时“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转而崇尚儒家学说。汉代社会的转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上。汉代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一直是“霸王道杂之”，可汉武帝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和普及，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两千年的主流思想。汉武帝时期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开始儒学中的经学教育，以此培养年轻官员。汉代的太学发展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人，规模十分可观。

汉代的转型，还表现在对外交流上。那个时候就开始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策。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汉代，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几个通道之一。东汉明帝时期，佛教首次来到中国，营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即洛阳的白马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就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东汉的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汉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的影响具有奠基作用，而唐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则具有精神引导价值。唐初即出现了重文的社会风气，文学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政治主体结构较之于往昔发生了异质性的变化，形成了文治化转型的趋势。到了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文人政治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在这个转型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相当频繁，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常态。当时文化人异常活跃，文学创新，艺术多样，特别是诗歌阅读与创作蔚成风气，促成中国诗歌创作鼎盛阶段的形成。

宋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宋代是从五代十国武人专权向文官制度转型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阅读受到很高推崇的时代。宋代从武人专权跋扈的弊端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始终强调文治，十分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整个宋代，不断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大约是前面唐代的5倍，是后来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这些通过科举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代政府的重用。可见，宋代社会提倡阅读是非常给力的。直到今天还被人们经常引用的劝读诗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来自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诗》。古代诗词中，宋代关于阅读的诗词比重也最大，其中诗人陆游就写有关于阅读的诗歌近300首，苏东坡、黄庭坚等都有关于阅读的名诗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就出自苏东坡的笔下。

中国古代书院起自唐代，繁荣于宋代。宋代书院特别盛行，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古代书院有点儿像今天的培训班、论坛，绝大多数是民间开办，其目的不主要是为了科举赶考，而是读书，以探讨学说、道德伦理、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为主。古代书院的盛行说明社会阅读的兴旺。

晚清民初当然也是个社会转型期，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期的阅读异常活跃，最主要还是西学东渐，读物空前丰富。举一个例子，晚清大儒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的大儿子曾纪泽虽然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却提出要学英语和西方科学文化，曾国藩欣然应允。二儿子曾纪鸿提出要学数学，曾国藩也遂了他的心愿，后来他也成了大家。说明那个时代的学习、阅读是比较活跃的。至于民国初期，那时候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国内外名著，可见社会阅读的需求强烈。

国家社会越是危难，社会阅读越是盛行，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杰出的现代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从1926年起主编《生活》周刊，一直高举竭诚为读者服务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受到当时的青年读者的追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份刊物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周刊第一。韬奋先生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起初年出书量不过200多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出书竟成倍增长，到1940年扩张成56个分支店。那时年轻人读书的热情高涨，抗战的书籍热销，各种思想、文化、知识、文学书籍也都受到读者的喜爱，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方文化的著作纷纷引进，书店成了年轻人的精神高地。在桂林市，国民党桂系首领白崇禧乘小车路过一条街道，看到街边有个门店很多人在挤着购物，就问这是卖戏票吗，身边的人告诉他，这是生活书店。书店竟然能办得门庭若市，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当时是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是全民抗战的时代，人民大众热血沸腾，抗战自强的热情空前高涨，也就成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一个写作繁荣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是一个写作繁荣的时期。周天子已经不行了，诸侯割据，纷纷延揽人才，各种人才都努力以学说独创取胜，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写作空前繁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元典诞生的辉煌时期。

汉代，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记》诞生，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了规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汉书》诞生，更是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撰写前朝历史的范本。汉代其他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汉代还出现了《说文解字》，为后来的汉文字写作立下了规矩。

汉代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收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唐代继承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度，并且有所创新。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肯定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通常的修为性质的阅读，可是毕竟在客观上带动了阅读的社会风尚。唐代的科举考试从武则天当政起加考诗赋，也是对社会阅读的一个重要导向。后来，到了唐玄宗主政，考虑到赋体篇幅比较长，不好判卷，就把考诗赋改成考诗歌，诗歌短小，一目了然好判卷。“以诗取士”由此形成，民间学子纷纷学习诗歌写作。唐代诗歌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的顶峰。

宋代文人治国，写作繁荣势所必然。宋代的散文写作比之于唐朝要发达，“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在宋代。宋词的繁荣也是空前绝后，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读者的美味佳肴。此外，滥觞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古代书院，到了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古代书院成为文化交流、学术探讨的重要场所，书院里的重要讨论称为“会讲”，也是写作者智慧激荡的好环境。岳麓书院曾经有过“朱张会讲”的美谈，书院“山主”张栻与应邀而来的朱熹“会讲”，当时各地前来听讲者有数千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盛况可想而知。因为朱熹和张栻的意见各有偏执，在岳麓书院就理学问题辩论了三天三夜。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晚清已经失去统治力，民国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好统治力，因此那个时候的写作也是百家争鸣，相对宽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主义、英国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都成为写作的新鲜内容。小说革命、文学革命，激发了写作的繁荣。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依然是20世纪文学的高峰。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出版传媒业发展繁荣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当时是竹简抄写，成本比较高，复制能力很弱，而且不利于传播。后来是绢帛，比较利于传播了，可是成本更高。但是，较之于龟板刻画，已经比较普及了，算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繁荣。

汉代处于我国文字载体由甲骨、青铜、石刻、简牍发展到纸张的出版转型时期。秦朝对于竹简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第一次用文献把此工艺记录下来的是在汉代。西汉时简牍仍然比较流行，竹简烘焙、防蛀的技术更为成熟。纸张在西汉已经出现，“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就是西汉时期的。东汉出现了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蔡侯纸”。“蔡侯纸”的出现是纸张技术产业化的飞跃，大大便利了书籍的出版。汉代时期抄书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种职业抄书人，大大增加了书籍的复制量，出版品种也急剧增加。汉代出版的六艺之书即有“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文学书籍也比较丰富，有“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汉代还开了书籍贸易之先河。先秦时期著书，无名无利，只是作者为了发表思想见识的行为，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汉代却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复制的人和专门从事书籍货卖的行业，书籍开始进入市场，书籍贸易开始。书肆出现，而且不是个别现象，经营方式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客观上还起着当时不存在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唐代时出版业已经趋向成熟。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唐代，印刷业处于滥觞时期。虽然当时复制出版物仍然是人工手抄为主，可雕版印刷已经出现。今人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唐代的出版商在印卖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东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号，有地点，有姓氏，有的还有排行，亮牌子，招客户，可见当时的出版物市场已经有了雏形。不过，当时的书籍主要是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等卷轴形式，就是宋代也还主要是册页和包背装，明代才大规模出现线装书。早些时候热播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武媚娘传奇》中，唐代初年的武媚娘居然在皇宫里翻阅线装书，实在是闹了一个常识性的笑话。过去电视连续剧中的《西游记》，也闹过这方面的笑话，唐僧师徒晒的经书竟然也是线装的。唐僧这些人物的背景也是唐代，唐代那个时候实在还不曾有线装书技术。

宋代的雕版印刷大为盛行，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可以肯定，宋代的印刷术影响了1450年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发明。宋代的出版经营更是空前繁荣，官刻、私刻、坊刻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坊刻，也就是民营出版业，使得市场化经营空前活跃。南宋时期，浙版书、建版书、蜀版书，成一时之盛。三大版之一的建版，今人可能比较陌生，就是福建省的建阳地方出版的图书，占全国市场份额很大。南宋尽管已经是半壁江山，偏安一隅，可文化和出版还是相当繁荣的。

到了清末民初，我国开始从欧洲进口现代印刷机器，出版业有了快速发展。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即从欧洲买来印刷机，起初是打算印刷商业会计簿册，后来才转入出版图书。尤其是有了张元济在1902年的加入，组织编辑出版新式学堂国文课本，出版新式字典，出版“世界文库”等，这才有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欧洲也有类似情况。1450年之前，整个欧洲就只有一家印刷所，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后，不到50年，全欧洲迅速发展出250多家印刷中心，1700多家印刷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阅读迅速发展。仅仅两代人的时间，欧洲的读者从几万增至几十万，甚至推动了德国的新教革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阅读的时代。

政府的政策是鼓励阅读还是轻视阅读甚至是封杀阅读，这是阅读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后人说焚烧的只是儒家典籍，医农工商的书籍还是放得过的，可无论如何那也不会是一个鼓励阅读的时代。汉代重视阅读的政策，可以从汉继秦火之后，广开献书之路，有计划有组织的图书编辑看得出来。汉武帝时，因“书缺简脱”，命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将流传的“诸子传说，皆充秘书”。到了汉成帝时，敕令刘向父子等人担起了整理图书的重任，更是将阅读引向久远。

唐代、宋代都是鼓励阅读的时代。宋代皇帝还亲笔作诗鼓励阅读。清末民初的阅读管理比较放松，已经没有了雍乾时期文字狱的严厉管束。许多洋务大臣不仅不会追查阅读异端邪说的事情，甚至自己还带头“师夷之技以制夷”，使得大量的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著作进入中国社会，这也是有利于阅读的政策。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社会领导人带头阅读的时代。

春秋战国的诸侯王公大都善待读书人。孔子和他的弟子陈蔡困厄，一些史家指认这是孔子最落魄的时期，也认为这是诸侯王公欺凌知识分子的例证，其实却是陈国、蔡国的诸侯敬畏孔子，担心楚国利用他的智慧灭掉陈、蔡这些小国。这个史实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诸侯王公对于知识分子的倚重。正因为那时的诸侯王公求贤若渴，希望借重君子来治国，耐心倾听君子的意见，这才使得那时的读书人大胆放言，合纵家、连横家东走西荡，言者无罪，但说无妨。

汉代的汉武帝开太学，汉宣帝主张“霸王道杂之”的开放态度，不是一个“独尊儒术”能够概括这个朝代的阅读主张的。唐代、宋代甚至是元明清三朝，当时的朝廷都比较注意提倡阅读，提倡诗书传家。唐代从初唐开始，就形成比较好的读书风气，这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可以读到。唐太宗十分重视文化，亲自参与修史，主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借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显然是在提倡读书明理。到了中唐，唐玄宗对诗歌青睐有加，以至于大诗人李白受到很高礼遇，更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于阅读的政策价值取向。

宋代的皇帝大都有鼓励阅读诗书的态度，前面已经说到。宋太宗“开卷有益”的典故传播甚广，自然成为阅读政策的重要导向。明代组织撰修《永乐大典》，这当然是偃武修文的盛举。清朝撰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虽然后者存在值得褒贬之处，可也毕竟是重视阅读的行为。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民间阅读成风的时代。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社会上的人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经常有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却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社会上形成不和谐的戾气，因而要加强道德教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办学，弟子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就来自良好的阅读风尚。汉乐府《长歌行》中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名句，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习精神。汉代刘向的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有些诗句也很能反映当时读书的风气。譬如“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及“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生动形象地反映当时民间的读书状态。宋代劝读诗、劝读文最多，充分反映那个时期对阅读的重视程度。陆游的诗句“寒生点滴三更雨，喜动纵横万卷书”，爱书之情如现眼前；黄庭坚的箴言“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着实深刻有力。清朝劝读的著名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等，一直流传至今。民国初期阅读的盛况从唐诗入选新式课堂国文课本可以看出来，在那以前都是传统儒家经学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阅读态度。

迎来阅读好时代

上面讲了阅读好时代的六个特征，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但我认为，倘若一个时代能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就应该称得上是阅读的好时代了。对照这六个方面的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当前我们国家正迎来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我们显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仅是在进行经济形态转型，还引起了一系列的转型，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生态文明也都在转型。这一转型必然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发展、创新发展的空间。在这个转型期，阅读应该是人们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作品、反思文学作品、“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大家争着要读。《英语900句》《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面》《白鹿原》《世界是平的》《哈利·波特》等畅销书风靡一时。转型时期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和机会，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价值取向。现在，已经快40年了，还在转型的路上，不仅深入到人的管理、社区的管理，还延伸到参与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型，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转型中的世界经济战略。在这么一个转型时期，不阅读是行不通的。客观需求都要求主流社会开展阅读，何况民族社会的发展主观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诉求，这正是国家号召开展全民阅读的形势需要。

我们当然正处在一个写作繁荣的时代。现在的文学写作、思想文化写作，不要说较之于20世纪70年代，就是较之于80年代、90年代，都有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创新。不用说网络写作如火如荼，微信微博铺天盖地，民间写作相当海量、相当开放、相当具有颠覆感，其开放颠覆程度已经令大众感到不安，就是我们传统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开放度。像《繁花》这样的现代市井小说，说的是一些凡人小事、饮食男女，甚至还有苟且之事，居然能够评上茅盾文学奖，表明主流社会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更宽泛的理解。像《黄雀记》这样反映道德危机、生存危机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黄雀在后”，这是一个多么深刻多么危险的主题，一样也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现在还真是一个写作宽松的时期，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争奇斗艳，这就是一个写作的繁荣时期。

我们当然也正处在出版传播行业迅猛发展的时期。眼下中国已经有了12亿部手机，是全世界手机第一大国，手机上网也达到相当大的比例。举目向四面八方望去，到处都可以见到低头一族，主要是年轻人，也有老人，都在低头阅读。不管是读什么，总之是在读，用手机来读，用电子阅读器来读，用电脑来读。中华民族何曾有过这样的阅读盛况？同时，传统图书全国年度发行量依然在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按需印刷达到立等可取，网络书店的生意越做越成熟，地面书店也在保生存、谋发展，24小时书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深夜书店的灯光是夏夜的清风，冬夜的暖流，黑夜里的灯塔。20世纪90年代微软的一位副总裁曾经断言20年实现无纸化，20年已经过去，无纸化程度提高了，可有纸化的阅读还在稳定增长。最近，世界最大的网络书店和电子书巨头亚马逊，在美国西雅图居然开了130余平方米（1400平方英尺）的实体书店，引得出版界一片惊奇。这就是说，和电影观众从家庭电视机前重新回到电影院一样，许多读者在网络购书和阅读电子书的同时又重新回到书店徘徊选择，许多读者在读过手机、电子阅读器之后，还要回到提供深度阅读、整体阅读的图书上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整个出版界不只是转型为数字化，而且是正在融媒发展，出版传播的能力更加提高和发展了。

我们也深切感受到政府对于开展全民阅读的政策从未有过现在这么好。深圳不到2000万人，已经有了100多个书吧，好几家大书城，这些图书卖场的建设，与其说是市场行为，不如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市场化运作。而且通过市场化运作，书城、书吧不断提升了经营能力和经营质量。加之多年来深圳读书月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民间读书会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深圳市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全民阅读的典范城市。国家现在对于实体书店的扶持和鼓励是前所未有的，全国开展了实体书店奖励评选活动。国家对于阅读家庭的奖励也是前所未有的，2014年、2016年全国先后共奖励了2000家“书香之家”。这样的盛举何曾有过？古代是没有过的，古代皇帝不时会御赐一个匾，奖励进士之家、长寿之家、耕读之家，现在国家是一次就奖励一大批“书香之家”，真正体现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习近平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党员领导干部读书，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李克强总理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倡导全民阅读，201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还专门就三联书店24小时书店开办致信鼓励。现在不少城市都在鼓励扶持开办24小时书店，这也蔚成了良好风气。有人对24小时书店值不值得开、开了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怀疑，我的看法是，只要一个城市开有24小时网吧、咖啡吧、酒吧，就有理由开办一家以上的24小时书吧，不用多说，“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就是理由。

现在社会领导人带头读书也成了时代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两次都谈到了自己曾经阅读俄罗斯名著，出访法国也谈到阅读法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著作，出访德国还谈到阅读德国古典哲学著作。这就是领导人做出了表率和榜样。李总理答记者问时，说到他通过网络购书，这也是表明自己一直在坚持阅读。各级领导都在注意做阅读的表率。譬如，早几年，有位市委书记，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自己春节期间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然后简要谈了一点读后感，会后就有很多干部去找这本书来读，顿时在这个城市形成了一轮阅读《世界是平的》热潮。社会领导人带头读书的时代往往就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现在社会阅读风气愈来愈浓厚，阅读人口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目前，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已经超过700家，活动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有的评选阅读典型、读书之家，有的评选领读人，有的把领读人称为“全民阅读点灯人”，很是富有诗意。媒体的舆情很能折射社会风气，全民阅读全国媒体联盟已经成立，包括了中央、地方100多家主流媒体，可见媒体普遍重视报道读书活动。豆瓣网上的读书小组活动也很了不起，用户上亿，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盈利面。网络阅读交流往往读的是经典著作，网民们可是自觉去读，自觉进行交流，让我们这些出版人很受鼓舞。

时代还在演进，阅读仍需努力

从上述六个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正迎来阅读的好时代。不过，且慢，我们说的是“正迎来”而不是“正处于”，可见时代还在演进，阅读仍需努力。

我们说社会转型期往往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但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还需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转型期往往泥沙俱下，面临着价值选择的问题。新时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大转型，但社会建设、国家发展不能只是追求经济价值、经济目标，不能只是一个GDP看成就，我们的文化发展、社会管理、生态文明乃至制度建设，都应该成为社会进步考量的重要价值标准。转型期如果没有正确掌握核心价值观，社会也不会迎来阅读的好时代。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择善而从、趋利避害，把建设一个阅读好时代作为一项文化建设任务来切实做好。

我们说出现写作繁荣的景象的时代往往是一个阅读好时代，但并非写作一繁荣，大量生产出来的都是好作品，其实还是需要做一番评价和选择的。当下写作，无论是纸介质发表还是网络传播，数量越来越大，让我们感觉到评价和选择的任务越来越重。有人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直接在网站上传，有的网站一天自动上传的网络小说超过五千万字，有时候竟有一亿字。有人就产生误区，以为从此不需要编辑了。依我看，所有的作家都需要编辑，了不起如鲁迅，同样需要编辑。鲁迅需要孙伏园夹着大皮包催他写《阿Q正传》，后来，孙伏园离开北京《晨报》副刊一段时间，没人催稿了，鲁迅就把阿Q枪毙掉了。如果孙伏园还在，可能不会同意阿Q死得那么早，还会要鲁迅演绎出更多的故事。钱锺书先生算是一代学术大师，却感谢过不少“一字师”，对中华书局的编辑周振甫先生更是感激不尽。周先生对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曾经做过大量的编辑订正工作。没有编辑怎么行！现在是一个写作繁荣、信息海量的时期，越是这样的时期，越发需要编辑，现在的问题是认真的编辑选择工作做得不够，公正的评价做得不够，因而优秀作品不多，经典性作品更少，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才可能形成写作的真正繁荣。

21世纪以来，出版传播业虽然迅猛发展，可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数字化、网络化同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出版传播娱乐化倾向。美国社会传播学教授尼尔·波兹曼的一本书《娱乐至死》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就是新兴的传播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弊端。当然其弊端还不只这些，还有出版传播的真实性问题、深刻性问题，数字出版传播带来了碎片化、肤浅化等一系列问题，任其放纵下去，这将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因此，如何做到既坚持健康有序又能开放搞活，让人们享受出版传播的正当权益，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到出版传播业繁荣发展的核心问题。

至于政府关于全民阅读的政策问题，目前还不能乐观。政策需要落实，更需要长期坚持，不要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经验告诉我们，某项活动一旦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绩工程。倘若全民阅读成为政府的政绩工程，老百姓对于阅读价值没有更好的一种理解，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其结果可能比没有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更危险，因为民众好不容易掀起来的阅读热情将会受到糟践，成为全民大炼钢铁那样的历史笑话，以后再做补课工作可就更难了。全民阅读活动一定要更好地符合阅读的规律，让大家真正地读书，真正地读好书，真正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特别钦佩各级领导人带头读书，也希望领导人告诉我们他正在读什么书，这是民众对领导人的敬重和爱戴。希望各级领导人真正做好阅读的表率，不要把阅读什么书弄成政治任务，而是带领大家阅读有价值的好书，从而形成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追求。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上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状态。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读起来，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至于为什么而阅读，可以各有原因，只要读起来就是民族腾飞的开始。有人说为了改变命运读书，我也赞成。因为很多人确实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只说读书改变命运，不免过于功利了。因为一个人命运的改变还需要很多条件，读书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更喜欢说“阅读点亮人生”。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阅读是特别推崇的。在汉族的远古传说中，说“仓颉造字而有鬼夜哭”，为什么神鬼都害怕人类识字阅读呢？这说明阅读是人类成长壮大最重要的途径。读书可以让人清醒智慧，读书可以使人成长壮大，读书可以使得我们看清楚许多事物，看清楚人生的道路和道理，检点自己过往的得失，选择好继续前行的道路。读书甚至可以让我们看清国家、民族、人类发展的前程，从而努力做好应该去做的事情。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就是要让我们的社会人人有书读，处处有书香，使得阅读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们共同希望的阅读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