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法门：现代科学与工业主义

这第三道法门，对于我这个曾接受过工科教育的人来说应该是熟门熟路，似乎没有、不会有“柳暗花明”可称道，无非是些老生常谈。譬如就有个普遍认同的说法：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都是古代人经验的习得，始终没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为先导的数学建模、实验验证的现代科学，因此中国就没能产生本土自创的工业文明，也再没产生影响世界的现代科技发明云云。

不过我还是豁然解悟了当时的一件新鲜事。——那时国内正在风靡气功热——气功的特异功能如何颠覆了物理学、堪舆风水之学最为科学等等，霎时大气功师以及鼓吹者都发了大财。此时有不少气功师到法国来力推，想开拓广大的“西方市场”赚外汇，结果却门可罗雀少人问津。个中奥秘就是法国人传承的是现代科学，气功师拿不出由数学建构的量化理论，气功师的所谓实证又不可重复，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笛卡尔的怀疑”而耸耸肩走开了。

还是那段时间，有一位在法国行政学院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来找我，说要与我聊聊他的博士论文的构思，没想到撞到“第三个法门”上了。

博士生说，法国导师要他将东西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做一个比较研究。

我们俩觥筹交错地喝着东西方智慧饮料——乌龙茶与法国咖啡——一起提着神侃侃而谈。

他说：“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直是农业时代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中国皇帝的施政目标别无其他，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稳定和谐状态，其哲学基础是玄妙的‘天人合一’。（我插话，那就命名为‘状态管理’吧。）好，就叫‘状态管理’。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西方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管理制度，相对于你刚才提出的‘状态管理’，暂且命名为‘目标管理’。西方的君主们，每时都在盘算着扩大殖民地的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目标。到了19世纪的鸦片战争，‘目标管理’终于打败了‘状态管理’。后来，中国人百年的救亡图强一直到改革开放，无非都是淘汰状态管理，仿效目标管理，时刻不忘GDP（国内生产总值）……这说明在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的‘状态管理’的武功，就像冷兵器的义和团武功被热兵器的八国联军的洋枪大炮给废了。”

我立即进入罗素的第二道法门，对博士生的论说提出疑问。我说，通过海洋争得殖民地，掠夺其资源以及进行通商，在古希腊就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并不是始祖。那么，“目标管理”的诞生时间，就不该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按照罗素的第三法门，只能说“目标管理”盛行于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时期。工业的所谓“主义”，就是创造、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并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地创造新产品，然后给这些产品找到市场。因此，“目标管理”者的头号目标就是通过殖民战争去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顺理成章地在那时成为日不落帝国。

接着我又开始质疑起“状态管理”的武功是否真被废了。

我说，“状态管理”，毋庸争辩的是过时的农业文明的国家管理模式，无为，停滞，死水一潭。同样毋庸置辩的是“目标管理”乃现代国家唯一可取的管理模式，因此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采用“目标管理”。每个国家的统计局所统计的全是目标。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目标实现速度的竞争。然而，1972年“罗马俱乐部” 的学者们登高一呼，要对两个“毋庸置辩”大大“置辩”一番。“罗马俱乐部”警示只有一个地球，提出增长的极限，也就是目标管理的大限到了。现实是如此令人惊憷，在目标管理的疯狂竞争中，地球得上了大病。被毒化了的地球、资源加速枯竭的地球越来越威胁人类物种的生息与繁衍。于是人们又开始想起、讴歌起中国“天人合一”的“状态管理”来。人们设想，“目标管理”与“状态管理”的合璧型管理，可能是当下最适宜的选择，提出了所谓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然而，要让在工业主义那里尝到大甜头的“目标管理”的疯马，去吃节制有度的“状态管理”的回头草，难，难于上青天！因为，产生人类“幸福感”的基本“激素”，是人的欲求目标的不断相加，所以，欲望加法原则的“目标管理”，恰恰是最符合人性的。人性难移，江山难痊。

我从罗素书房串门出来时，赶紧又退了回去，想问问这位大智者，中国文化有几个源头？罗素耸肩摇头，说没找到。但是，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他发现中国文化有三个“唯一性”（写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书里）：

一、使用表意符号来书写，而不用拼音文字；

二、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

三、执掌政事的不是世袭贵族，而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

我听了很脸红，身为中国读书人却没能提纯出来。人家罗素到中国只待了七个月瞟了几眼就找出三个“中国特色”：表意方块字及其衍变出来的表象书法；把政治与伦理一起打包的儒学之道；给天下读书人均等机会的科举。我接着向罗素发问：这是否也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三个便捷“法门”呢？

罗素消失了。

咳，看来下次还得来串门。 el6htUq6fxT6rl9gaZEhxZFjAiYQc2YINta5rva2n4Mnw0n8uYmU1dpIZoGu9U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