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在福建长汀的驻地，曾经是汀州试院和龙山书院以及汀郡中学堂，此时重兵把守，壁垒森严。
红色的墙壁，圆形的墙檐，坐南朝北，大门两边是两座长汀特有的瘦长石狮。两个穿黄色军装的士兵，持枪守在门口两边。走进拱形的红色大门，满是持枪的黄衣兵士，气氛阴森。但桂花香气扑鼻而来，大院里一棵老樟树后面，立着株巨伞似的四季桂，开满浅黄色的小花，有如晴朗夜空中的点点繁星，闪射异彩，清香醉人。桂树下洒了一地金黄的“花魂”，至死要将余香吐尽。
桂花树旁边是双柏树，直矗云天，据说此“双柏”植于唐代大历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清代大学者纪晓岚曾在试院做过监考，当年常在“双柏”下散步。
沿着古树间的甬道往前走，是一座翘着黑色尖檐的大殿，殿内曾经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场。现在则是三十六师的师部，师长宋希濂就住在楼上。进殿往里，从左后门出去，右拐，进里院，又见两株四季桂，喷吐着桂花香气，只是比大院中的小些。
出里院左门，右拐，往南走过一条狭长的小道，到头再右拐，沿殿堂后窗和大院红色后墙间的过廊西行，就见砌筑齐整的灰色砖墙和一扇拱形的小门。出门右拐，又是一狭长过廊，从左侧的小门进去，是一座小院。院内北面是高耸的黑檐白墙，南面是两间陈旧的小屋。墙、屋之间是鹅卵石铺地的狭窄院落。走进东边的小屋，北墙靠着一个茶几，两边各有一把原木色的旧椅，一把有扶手，一把没有。从隔断小门进到里屋，见南墙边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白色被单，床东头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青白薄被，西头放着枕头。床边东墙立着木制脸盆架，北边玻璃窗下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两匣线装书，旁边是青瓷笔洗，笔架。架上有一大一小两杆毛笔和两支篆刻刀。一台圆砚压着一叠中式信纸，正中端端正正摆放着一个打开的黑漆布面练习本子。桌前是一把旧式的椅子。桌右是屋门，可以出门来到院落。
只见瞿秋白坐在床边，黑色上衣，白色裤子，脸色苍白，戴着眼镜，左手扶腿，右手支床，压着一页稿纸，陷入深深的沉思，像是酝酿着诗篇……
秋白，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诞生在江苏常州府旧城南部的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一家书香门第。他所属的瞿氏家族，世代读书，世代做官，不仅代代研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而且许多人深谙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秋白的叔祖父瞿庚甫和父亲瞿世玮，都是在画家传略上有条目的人。三伯父瞿世璜擅长篆刻。秋白从小受到诗书熏陶，向长辈学习过绘画、篆刻。他在家族中排在“懋”字辈，谱名懋淼，字熊伯。
出生时，父母发现他的发际呈双螺旋形，即“双顶”，于是给他取乳名“双”，小名阿双或阿爽，后来他自己改为阿霜。他母亲江阴金璇，字衡玉，是位好佛的才女。秋白少年时代受其母影响很深。他在《金刚经》上读到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后，说人生既如朝露，当亦如秋霜，乃改小名为阿霜。他的一位表姑知道后说：“你用霜为名，不免有点凄厉。”秋白说：“我这个霜不是瓦上霜，而是做霜中之杰。”于是上学读书后，学名起为“瞿霜”。他又自起别号瓠舟、秋白、涤梅、铁梅。其中“秋白”，直接从“霜”字演化出来，成了他最常用的名字，意为像霜雪一样洁白纯净，清明晶莹，不随俗流。
白天赋甚高，十三岁就写过一首咏菊诗：
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盘。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这首诗既嵌入了自己的名字：秋白、霜，又寄情耐寒的菊花，表达了对高洁、正直品格的追求。获得母亲的称赞，父亲却顿觉怆然，认为诗里充满不吉利语，叹息道：“此儿恐不得善终。”
秋白出身的家族，与鲁迅有相同之处：都是“士的阶级”，也都是长子，还都有一个不善经济的父亲，起初衣食无忧，安逸舒适，后来破落了。不同之处是：鲁迅少时祖父入狱、父亲病死，在从小康到没落的途中看清世人的面目，在母亲的激励下，自强自立，“穷出山”；秋白则是母亲因为债台高筑、生活艰难，一九一六年正月初五，秋白十七岁的时候，母亲写了绝命书，将红色火柴头一根一根掐下来，放入一杯烈性酒里溶化，饮下自尽了。
秋白的表姑父往瞿家寄寓的常州庙沿河瞿氏宗祠吊唁时，见灵堂桌上置有蓝绸封面的《妙法莲华经》一本，是秋白手抄的经卷。
秋白在母亲安葬于白塘后，到表姑家回谢，表姑要他抄写一本《金刚经》。秋白说，他已经抄了一本《金刚经》和《心经》，于是回家将手抄之经卷拿来送给表姑。抄本系楷书，端正娟秀，一笔不苟。表姑见之，喜极，抚摩经卷再三。
母亲去世后，父亲还是到亲戚家赋闲，无能为力，秋白只能是号啕大哭之后，将母亲的慈爱永留心间，“长子代父”，当起家里的顶梁柱，像鲁迅少时一样，典卖家当以换柴米。并以他早熟的天才，外出就学，很快崭露头角，成为最早报道“赤都”苏联的著名记者。在赴苏的旅途上，秋白还和同行者谈过佛理中的“世间法”，认为人生既不能离开现实，须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方能生存，又不必将现世得失看得过重，须看透人生，把功名利禄当作过眼烟云，不必过于追逐。由于秋白天分甚高，不久就成为著名才人和俄国文学专家、翻译家，直至连自己也没想到地做了共产党的领袖，又很快被共产国际的米夫及其代理人王明等排挤出中央，在文化教育的边缘地带徘徊。但身心一直留有佛理的影响，表露他一生爱好乃是文学，而非政治。
秋白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抵苏区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瑞金刚刚开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教育部的办公处邻近中央大礼堂，是一处低矮的房屋，井字结构，人字屋顶，一色黄土墙，内分两间，与左邻右舍农房无异。里面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条长凳，成为瞿秋白的住处。秋白来到后，在墙边搁上一块长木板，充当书架，旧桌上放着一个墨盒，几支毛笔，还有苏区自制的粗黑纸张，秋白用这些简陋的文具，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外间有一张旧长条桌，几张长板凳，作为开会场所。每次开会，秋白总是热情地与大家招呼，倒开水。尽管喝的是白开水，会场气氛却很热烈。
因此，生活艰苦，粮食很少，盐更少，秋白的肺病更加重了，三天两头发高烧，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同志们也都精心关怀。老乡对他很好，房东老伴叫他“同志哥”，老母鸡一下蛋，就拿给他吃。所以，秋白感到这里比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好多了，有一种终于回家的感觉。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转移。秋白原以为自己会和大家一起走，但却被宣布留下，几经要求，都遭拒绝。他只好服从，把自己的好马换给年长的徐特立，又嘱咐挚友冯雪峰不要为他的安全过分担心，脱下长衫，披在雪峰身上。
大部队转移之后，中央分局决定让患病的秋白取道香港，去上海就医。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项英的妻子张亮和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周月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到达长汀县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小金村，省委书记万永诚想出一个办法，让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客商和随行眷属，并选调百余人组成护送队，顺汀江南下。一路上，秋白患病，何叔衡年纪大，张亮怀有身孕，行动缓慢。结果在水口镇被钟绍葵带领的“清剿”队包围，邓子恢率领护送队激战几小时，难以突围，何叔衡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不能走了，革命到底了！”说着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对准自己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去夺枪，但是为时已晚，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他从山崖滚落下去，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
敌特务连在稻田中发现身受重伤的何叔衡，他们从他身上搜出黄金和五百元港钞后把他杀害。黄金、港钞是瞿秋白一行出发前在瑞金领到的交通费和活动经费。
万分紧急关头，瞿秋白、邓子恢等不顾一切滚下山坡。经过一夜奔跑突围，秋白已经精疲力竭，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心急如焚的邓子恢催着赶快跑。秋白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邓子恢急得伸手去拉他，他推开邓子恢的手说：“你快走！”看着周围的茂密树丛，安慰邓子恢说：“我在这里，敌人不会发现的。”几经劝说，秋白还是坚持己见，邓子恢只好转身领着护送队冲出重围，重新返回福建省委驻地，回到闽西永定地区打游击。
秋白和张亮、周月林在树丛中相遇，被敌人发现，不幸被俘，押回水口镇，下午四点左右才到，没有立刻审讯，三人趁机商量：秋白自称医生；张亮自称周莲玉，系香菇商的老婆；周月林假称陈秀英，系红军护士。
第二天，敌人严刑逼供，秋白忍受残酷折磨，坚决不吐实情，只按商议好的口供答复：名叫林祺祥，现年三十六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中途辍学，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一九三二年因病游历普陀、宁波、厦门后，又赴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转移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一九三五年初携款逃离瑞金，走到上杭露潭地区，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料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做了俘虏。敌人逼供时，秋白还巧妙地掩护张亮和周月林。
张亮自称周莲玉，系香菇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她的口供与怀孕的身形，让敌人有点相信。周月林起初自称为陈秀英，继后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她会打针、换药和接生，不怕敌人盘查。
当天下午，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和副官张友民从长汀赶回水口镇。狡黠奸诡、反复无常的钟绍葵得知被俘的林祺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便推测林祺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亲自刑讯瞿秋白，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
二月二十六日，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被押解沿汀江下行，到上杭县回龙保安团第一营驻地。第二天下午，到达保安十四团部所在地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用尽酷刑逼供，秋白仍然一口咬定自己是“林祺祥”。三月九日，秋白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红军主力出征后不久，“林祺祥”任医助的总卫生部解散，“林”借为财政委员会主任治病之机，窃得钞票及金饰逃走。至上杭露潭地界被苏区保卫局特务队俘获，绑押过河。天明后闻枪声，上山奔逃。“林”与两女犯落在最后，保卫队员开枪击“林”未中，“林”滚入沟中，旋即被俘。
这个“笔供”起了作用。获允：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即写信给上海朋友索要证明，或在当地觅铺保，以证实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于是秋白以“林祺祥”之名给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那封信。
秋白的“供词”对张亮和周月林也起了作用。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以其妻即将生孩子为由，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即周月林到家服侍其妻，征得钟绍葵同意，将周月林接回家中当“保姆”。张亮已临近分娩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姓林的老板保出。因为林老板尚无子嗣，遂看中怀孕的张亮。
但是，情况急转直下，四月下旬，正在厦门养伤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宋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祺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宋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祺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宋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读过瞿秋白的不少文章，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很是仰慕瞿秋白的学问和人品。回来后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宋做了汇报。吴为了在宋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三十六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祺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
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
“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
郑大鹏曾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过，认识瞿秋白。秋白心知无法再遮掩了，原来表面像一座佛，这时却坦然一笑，说道：“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十多天来我在上杭的供录，什么‘林祺祥’‘上海人’之类，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心境坦荡而从容。
原来四月十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部队被重兵包围，英勇牺牲，他的妻子被俘，供出了瞿秋白。曾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过的叛徒郑大鹏又被叫来指认，才演出了那一场戏。
因此，张亮和周月林也被重新收押，最后各被判刑十年。
于是宋希濂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宋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宋意料之外的情况：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瞿不会接受，瞿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宋以为直接出马同瞿交锋会有所获，不料瞿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宋步步退守。
宋希濂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陈赓是他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一九二二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同宋希濂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但后来宋思想发生转变，脱离了共产党，忠诚于蒋介石。从职位和立场考虑，宋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瞿公开投靠国民党，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宋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宋，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这些往事在心中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宋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促使宋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宋首先去囚室看望了瞿秋白，提出好好给瞿治病，瞿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宋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瞿却厉声说，蒋介石一九二七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宋避开同瞿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瞿抽，重申来看瞿是询问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瞿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宋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措施，宋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允许每天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
宋宣布了这六条，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宋解释道：“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一开始宋希濂感觉不错。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宋的部属凡是能接近瞿的，包括哨兵，都向瞿讨字要印章，瞿都有求必应。宋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手下的人已对瞿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戴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宋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宋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瞿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宋看。
一天，宋的目光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宋边看着边思考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宋决定次日由他单独提审瞿——但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宋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的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宋希濂的办公室布置得很文雅，茶几上放着两杯清香的福建特产乌龙茶，摆着上等好烟和翡翠色的玻璃烟缸，两边是舒适的沙发。
宋希濂笑脸相迎，请秋白在左侧沙发上就座。秋白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宋希濂又递上烟，并亲自点上，指着茶杯说：“先生请饮茶。这是福建的上好茶叶。”
秋白潇洒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饮着茶。开诚布公地问道：“谈什么？你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候不多了。”
“请用茶。”宋希濂笑着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作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希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
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
“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战！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
宋希濂心中恼火，却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与宋希濂舌战回来，秋白继续用蓝黑墨水钢笔，在与之华分别时各自带着的黑漆布面练习本子上，写作《多余的话》。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一个字都不改动。
一看到这黑漆布面练习本子，秋白立刻想起了他最亲爱的人——之华，禁不住热泪盈眶。是的，自从一九三四年底那个冬夜和之华分别之后，秋白无时无刻不思念这陪伴他十年的最亲爱的人——之华。在这个本子上写自己最后的话，就是对之华剖示自己真实的心胸啊！她知道自己的真实后，还会爱自己吗？
秋白仰躺在木床上，抽着一支烟，和之华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秋白的第一位妻子是四川姑娘王剑虹，上海大学的学生，热爱古诗词，最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沉醉在俞先生“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这些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也是因为诗，秋白与学生王剑虹、丁玲成为好朋友。剑虹爱上了老师秋白，写了许多爱慕秋白的诗。秋白对剑虹也很有情，一次去找剑虹，剑虹不在，只有丁玲在屋里，丁玲先是冲秋白发脾气，后又把剑虹爱慕秋白的诗交到秋白手里，成了秋白与剑虹的牵线人。秋白与剑虹俩人在一九二三年底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过了短暂而又充满柔情蜜意的婚姻生活，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他给“梦可”的信中还有这样一首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但天公不作美，才几个月，身患肺病的剑虹就在秋白的怀抱中去世了。不久，秋白出色的才华和潇洒的风度，又引起了上海大学学生、萧山美人杨之华的爱慕。但杨之华已经结婚，有夫有儿。可是已是共产党员的杨之华怎能再与前夫纨绔子弟沈剑龙维持下去，于是萌生了与沈剑龙离婚并与瞿秋白建立家庭的想法。
一九二四年深秋，杨之华与瞿秋白先后到了萧山，一个回家决定与沈剑龙离婚，一个到萧山决定与杨之华结婚。结果竟然出现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场面：三个人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谈了彼此的想法，居然谈得很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上连续刊登三条启事：杨之华与沈剑龙“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杨之华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都是自十一月十八日起。秋白赠给之华的定情物是一个金别针，上面亲手刻着“赠我生命的伴侣”。还给之华刻了一方印章，蘸上红色的印泥，清晰地印在宣纸上，叫之华来看，那是四个字：“秋之白华”。俩人的名字巧妙地合刻在一起，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把他们真挚的爱情凝定在篆刻作品里了，杨之华深为感动。
秋白非常理解杨之华对女儿的思念，俩人一起去沈家，等候心地善良的沈家大姨太把孩子悄悄抱出来。可爱的女儿果然出现了，两个小胳膊紧紧搂着杨之华的脖子。突然，冲过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的抢走了孩子。女儿挣扎的哭声，深深刺疼杨之华的心，震撼着瞿秋白。痛哭的杨之华抬起头时，第一次见到瞿秋白流下热泪。
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把女儿带到上海。秋白真诚地爱护女儿，之华很高兴，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瞿独伊”。秋白手把手地教独伊写字，之华让独伊叫秋白“好爸爸”。秋白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经常给独伊写信，写过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难道是无意中的赤化？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在这黑漆布面练习本子上，写“多余”，不，“心里”的话，就是给之华和独伊心对心的讲话。写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要大胆面对自己曾经的错误，真诚反思并勇敢认错。自己所参与的以恶易恶、以暴易暴的“左”倾暴力运动正确吗？共产国际操纵的党内派系的斗争与倾轧有益吗？实在倦于戴着面具的灵魂扭曲了……
秋白先用《诗经·黍离》里的话作为题辞：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然后异常流畅地写下去。
当天，写成《何必说——代序》。二十日写完《“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四章。二十二日写完《“文人”》《告别》两章，以及附录《记忆中的日期》。全文共七章，近两万字，完成于六天之间。
在这窄狭、简陋的囚室，他时而坐在床边沉思，时而在小屋里踱步，时而伏在书桌上疾书，时而点燃一支烟，朝窗外凝视，浮想联翩，心潮汹涌，自己的一生像演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真实、婉美地书写在本子上。
写至结尾，提到爱妻杨之华和爱女瞿独伊时，秋白满含热泪写道：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
最后秋白还想再读读鲁迅的《阿Q正传》，这恐怕包含深意：把赵太爷专政换成阿Q专政，是行不通的……“知我者，谓我心忧”，知道我是身在囹圄而心忧天下；“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会追问我写这些“多余的话”有何求呢？
《多余的话》全部写完后，秋白轻轻地合上这黑漆布面的练习本子，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接着，禁不住哭了，哭得极为伤心，为着最亲爱的人——之华和独伊，为着永远尊敬和亲近的鲁迅先生，为着这美丽的世界，也为着长汀特别有味儿的豆腐……
《多余的话》之后，秋白本拟还要写《读者言》和《痕迹》，形成“三部曲”，可惜死期已到，未能如愿，只留下了《未成稿目录》。《痕迹》是长篇回忆录，从目录看，有写儿时随母亲到大姑母家去游玩的“环溪”，写家庭的“父亲的画”“娘娘”“宁姐”，写妻女的“生命的伴侣”“独伊”，写战友的“丁玲和他”“忆太雷”“真君潭（雪峰）”，直到写囚室生活的“得其放心矣”，共三十一节。仅从篇名品味，就饱含着浓郁的诗情。确是“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这部《痕迹》里，在众多人物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秋白被囚禁之后，对她们母女思念之情日益浓烈。曾有一首集句诗：
夜思千重恋旧游，
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
海燕飞时独倚楼。
此诗分别录自唐代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李商隐《马嵬》（其二）、许浑《咸阳城东楼》、戴叔伦《寄司空曙》，表达了秋白对“生命伴侣”杨之华的思念。
秋白还写了两封信，分别给杨之华和她的哥哥。其中写给杨之华哥哥信的大意是：想来你们已经在报上看到我的事。我要和你们永别了，之华是我平生的知己，我要留给最后一封信与她永别。可能她也已经被捕，你们不知道她的下落。那么，就请你们把信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写小说的材料吧。但是，秋白写给杨之华的诀别长信，却被特务扣在手中，想以此诱捕杨之华。之华明其用意，没有去取，后来不知逸于何处。之华痛惜之极！
秋白叹了口气，感到此生最为遗憾的是，未能实现翻译俄国文学巨著的志愿，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灵》，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等，该是多么壮观的事业啊！却由于“历史的误会”，进入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领域，来了个“以犬耕田”。
由此又想起了引导自己走向革命的陈独秀。嗨，独秀先生当时也是身不由己。自己在一九二七年五次会议上对他的态度是不是欠妥呢？他现在在哪儿？怎么样了？……
但又想：历史是不能后悔的。革命的发生，自有其原因。如果中国不陷入列强的侵略和瓜分，蒋介石不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篡夺革命成果，何以造成如此局面呢？是反革命的血腥镇压逼出了革命的暴动。面对反革命砍向脖颈的屠刀，能不拿起武器反抗吗？既已如此，就一死殉“道”吧！彻底摘掉面具，做一个“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