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村九号

鲁迅到上海定居，先住景云里，后来搬至拉漠斯北川公寓，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这是当时大陆银行投资所建，专为出租而造的住宅，一排排紧挨着的三层楼建筑。因为处在“越界修路”区域，即外国列强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的地方，所以称之“半租界”。鲁迅所谓的“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含有“半租界”之意。“且介亭”，表明这些杂文是在上海半租界的亭子间写就的。鲁迅住九号，西邻十号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八号是一家日本人，大门原先是铁栅式，后来封上洋铁皮，因为有日本小孩常来欺负海婴，丢石块，喊叫“八格耶罗”，还用洋泾浜的中国话骂他“猪猡”。

大陆新村九号是新式里弄，进前门是方形的小天井，长四公尺，宽二公尺半，人一多就挤得转不开身。这里种过牵牛花，也种过海婴操持的南瓜，由于只有二尺许一条土壤，名贵花卉种不活。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可会客也可以用餐。鲁迅的客厅里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它可坐八人，鲁迅坐南朝北，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八张椅子，均一色西洋薄黑漆。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周建人夫妇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得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鲁迅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没有醉过。其实他饮酒不多，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喝，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

从一楼里间北进，迎面是洋灰质楼梯，上去十几级是鲁迅的卧室，右手边是亭子间。三楼卧室边上也有一间亭子间，可留住客人。三楼的卧室由海婴和保姆住，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不足二米的阳台。

三层楼上阴面还有一个晒台，供平日晒晾衣被用。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它又是一处好去处。楼下的天井太窄，能蹿天的烟花施展不开，而晒台的视野开阔，“穿天老鼠”在空中可摇曳多时，那是孩童最兴奋的时刻。

鲁迅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广平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很厚，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桶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地方满装着书。铁床架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的写字台，上边也都是书。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鲁迅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桌上铺了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盖着盖。鲁迅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这时，桌上乱放着几张报纸。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是上海极普通的台灯。桌前是一张旧藤椅，旁边还有一张躺椅，也是藤的，光滑而陈旧。

这时的鲁迅，比十年前在北京时衰老病弱多了。一直木然地半躺在藤躺椅上，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两眼满含着泪水。

许广平在一旁站着，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已经成为一位丰满的中年母亲了。

快六岁的海婴不晓得父母的心事，跑进来要耍着玩。广平连忙拉住他，一直拉到三楼他的卧室，指着玩具柜里的“积铁成象”说：“送你玩具的何苦叔叔病得要死喽，阿爸悲伤极了，勿要吵闹！”

海婴听了，马上不作声了，也低下头来。

坐在躺椅上的鲁迅，猛然想起什么，立即起身坐到桌前藤椅上，挪开报纸，抱着万一的可能，提笔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正给蔡当秘书的挚友许寿裳写信，恳请他们能够设法保住瞿秋白的生命…… H7enI+ven3mGa3onThTdQ1jUyh9gezS5cSb6Y41JxBVkiAFC7Dhm+ym18f21wa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