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到上海定居,先住景云里,后来搬至拉漠斯北川公寓,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这是当时大陆银行投资所建,专为出租而造的住宅,一排排紧挨着的三层楼建筑。因为处在“越界修路”区域,即外国列强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的地方,所以称之“半租界”。鲁迅所谓的“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含有“半租界”之意。“且介亭”,表明这些杂文是在上海半租界的亭子间写就的。鲁迅住九号,西邻十号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八号是一家日本人,大门原先是铁栅式,后来封上洋铁皮,因为有日本小孩常来欺负海婴,丢石块,喊叫“八格耶罗”,还用洋泾浜的中国话骂他“猪猡”。
大陆新村九号是新式里弄,进前门是方形的小天井,长四公尺,宽二公尺半,人一多就挤得转不开身。这里种过牵牛花,也种过海婴操持的南瓜,由于只有二尺许一条土壤,名贵花卉种不活。
从天井进门是客厅,可会客也可以用餐。鲁迅的客厅里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它可坐八人,鲁迅坐南朝北,既是主位又不碍上菜。配的八张椅子,均一色西洋薄黑漆。
这间客厅日常很少使用,平时家庭用饭都在玻璃格门内间,隔门可敞开。周建人夫妇来也在内间吃饭,两家人团聚在一张小桌边更显得亲切。孩子不上桌面,碗面上夹些菜在一旁吃,上桌面是孩子长大成人的标志。鲁迅是绍兴人,又在家乡长大,按照生活环境和遗传,应当具有相当酒量,但没有醉过。其实他饮酒不多,一两杯而已,喝尽杯中的酒就说:“盛饭哉!”同时劝别人再继续喝,但是客人也就此停杯用饭了。
从一楼里间北进,迎面是洋灰质楼梯,上去十几级是鲁迅的卧室,右手边是亭子间。三楼卧室边上也有一间亭子间,可留住客人。三楼的卧室由海婴和保姆住,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不足二米的阳台。
三层楼上阴面还有一个晒台,供平日晒晾衣被用。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它又是一处好去处。楼下的天井太窄,能蹿天的烟花施展不开,而晒台的视野开阔,“穿天老鼠”在空中可摇曳多时,那是孩童最兴奋的时刻。
鲁迅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广平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很厚,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桶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地方满装着书。铁床架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的写字台,上边也都是书。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鲁迅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桌上铺了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盖着盖。鲁迅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这时,桌上乱放着几张报纸。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是上海极普通的台灯。桌前是一张旧藤椅,旁边还有一张躺椅,也是藤的,光滑而陈旧。
这时的鲁迅,比十年前在北京时衰老病弱多了。一直木然地半躺在藤躺椅上,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两眼满含着泪水。
许广平在一旁站着,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已经成为一位丰满的中年母亲了。
快六岁的海婴不晓得父母的心事,跑进来要耍着玩。广平连忙拉住他,一直拉到三楼他的卧室,指着玩具柜里的“积铁成象”说:“送你玩具的何苦叔叔病得要死喽,阿爸悲伤极了,勿要吵闹!”
海婴听了,马上不作声了,也低下头来。
坐在躺椅上的鲁迅,猛然想起什么,立即起身坐到桌前藤椅上,挪开报纸,抱着万一的可能,提笔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正给蔡当秘书的挚友许寿裳写信,恳请他们能够设法保住瞿秋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