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华

在上海一处偏僻的亭子间里，刚刚奔波回来的杨之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进了门，顾不上洗漱，就倒在床上。

她刻骨铭心地思念着秋白。一九三三年深冬，中央命令秋白赴江西苏区时，他们是多么难分难舍呀！申请俩人一起去，无论怎样艰苦，哪怕是刀山火海也永不分开！但是中央却不同意，一定要秋白独自去。他们也只好服从。临走前，秋白去看望他最敬重的鲁迅先生，先生也觉得以秋白的身体状况，不宜去苏区，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和秋白推心置腹地长谈。

第二天，秋白又去探望并告别了茅盾。

晚上秋白回来，非常兴奋地谈着鲁迅先生，景仰与亲近之情溢于言表。对之华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什么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

最后他们两人离别时，秋白去买了十册黑漆布面英文练习本，分成两半，说道：“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之华接过练习本，和自己最亲爱的人拥泣一团。

秋白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很好。他和之华谈当前的工作，也谈离别以后的生活。之华发现秋白一直为分别后自己的生活担心，为自己的安全忧虑，就像小孩子似的轻松地对秋白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看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秋白忽然紧紧握住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之华点点头，紧紧地拥抱着秋白说：“直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他们互拥着，沉入爱的海洋。结婚多年，之华一直没有怀孕，前夫所生的独生女瞿独伊，秋白视如己出，担心再有孩子会影响工作，也会更加减少对独伊的照顾，所以始终非常节制。有时在一起，也一定采取避孕措施。这晚，之华却不管那套了，她盼望自己能再怀孕，为秋白留下一个他自己的骨血。但是虽然从来没有这般甜蜜地在爱的海洋中自由地游来游去，之华还是没有怀上孩子。

临分手，秋白对之华说：“如果可能有信，会寄到鲁迅先生那里，托他转交给你。”

秋白离沪去苏区以后，鲁迅就成了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特殊联络员。春天，杨之华两次托人带药品给秋白，其中有一种药品是鲁迅亲自购买的。

因为杨之华担任过中央妇委、全国总工会女工部、上海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等职，认识她的人很多，为了鲁迅的安全，她绝不轻易去鲁迅家里，与鲁迅先生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一九三四年年底，杨之华听说鲁迅病了，决定找机会去看望。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杨之华从后门进去，走上熟悉的楼梯，在二楼房间里，看见鲁迅先生坐着烤火。他的头发和胡子很长，脸瘦削凹陷得厉害，眼眶也深陷了进去，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杨之华惊异地问他身体为什么这样不好。他没有回答，却沉重地反问杨之华：“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吗？”猛一听鲁迅的话，杨之华的心好像给针扎了一下，一时心神不安起来。镇静下来后，像是安慰鲁迅又像安慰自己似的告诉鲁迅：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个消息不见得确实。鲁迅不胜感慨和惋惜地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最后鲁迅嘱咐杨之华：“把消息打听确实后立刻告诉我。你自己多加小心。”

后来杨之华得到了瞿秋白仍然活着的确讯，便给鲁迅写了一封平安信。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严重破坏，杨之华的家也受到国民党军警搜查，幸好被住机关的朱姚老太太接出来，一起住在杨树浦沈家滩一位工人家中。去苏区的交通中断了，不可能与秋白取得联系，也担心牵连鲁迅先生，不敢去问鲁迅。在极为困难的境况下，何叔衡的女婿、地下党印刷厂的负责人杜延庆，帮助她考上了英商班达蛋厂，每天从早到晚做十几个小时的苦工，艰辛不堪。

四月初，杨之华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有秋白的来信或是否有可能同秋白通信。这样，鲁迅总算知道了杨之华的下落，马上派人送信给杨之华说：有紧急事情找你二十多天了，赶快来取信！

原来瞿秋白以“林祺祥”之名给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信。信寄到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周建人那里，信封背面盖了一个蓝色长方形印章，这是已经过监狱检查的印记。杨之华赶快到周建人那里看到了信。此时的周建人已经与羽太芳子彻底分手，与自己的学生王蕴如结了婚。

信的内容是：

我在北京和你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道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铺保，可释放我。

结尾署名林祺祥。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一看就明白这是瞿秋白暗示自己已经落入国民党铁窗，但没有暴露身份，希望设法营救。

周建人还把瞿秋白致杨之华的信交给了杨之华本人，信中写他在上杭被捕，在狱中衣衫单薄，夜间很冷，食物又少，受冻受饿，管狱的人告诉他：要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可以保释。

鲁迅把瞿秋白的信转交给杨之华后，把瞿秋白被捕一事也告诉了茅盾。茅盾很着急，问能否有办法搭救。鲁迅说，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很严重，看来只有自己想法开铺具保了。于是鲁迅一面写信四处借钱，一面打算筹款开一个铺子。

杨之华见到秋白的信后，如五雷轰顶，焦急万分，一天一夜未眠。当时党的领导机关都被破坏了，无法依靠组织去营救秋白。再三考虑，还是找杜延庆商量，想利用存下的一架印刷机办一个印刷所，作为铺保去保释秋白，但没有钱，就还托杜延庆去找鲁迅，并带上杨之华的一封亲笔信，请鲁迅设法。一九三五年鲁迅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杜延庆，看了杨之华的亲笔信后，立即答应筹钱，但又心情沉重地要杜转告杨之华：秋白的真实身份虽然尚未暴露，严酷的斗争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轻易放人的，其后果只能是凶多吉少。要杜代为安慰之华同志，请她保重，作最坏的精神准备。杜延庆将鲁迅先生的意见转达给杨之华。杨之华听了，不但不感到突然，反而更为冷静地说：“自得知秋白被捕的消息起，就有这种估计，况且和秋白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人，更难免会被敌人发现，争取保释的希望是很小的，我已作了最坏的精神准备……”

虽然作了最坏的准备，但只要尚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就不能放弃努力。杨之华多方设法，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以牧师身份掩护工作的秦化人，他找了一个旅馆老板，写好了铺保证明。

随后，杨之华请周建人夫人王蕴如找到一家烟纸店楼上的亭子间，离开班达蛋厂，住进亭子间。用鲁迅托人送来的五十元钱，亲手做了两条棉裤，连同鲁迅又送来的五十元和旅馆主人出具的铺保，一并寄往福建上杭。她抱着莫大的希望日夜等候保释出狱的瞿秋白，在朋友相助下租定房子以备秋白保出后到上海静心养病。

等着吧，看上天是否有眼了……

咚咚咚，响起暗号式的敲门声，杨之华连忙起身开了门，是杜延庆，哭丧着脸，进来关好门后，就递过两份报纸，轻声说：“报上已经登出，秋白暴露身份了。”

杨之华拿过报纸一看，几乎晕倒在床上。除小报上登着“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瞿秋白之身份”外，各大报纸也以醒目标题报道了捕获瞿秋白的消息。

给了报纸，杜延庆说：“我是在外滩桥头买到报纸的。立刻去鲁迅先生家，他说已经看见报了。一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了。”说完就转身开门走了，轻轻地将门合上。

上海的住所，亭子间可能是最上不了台面的。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挑高只有两米左右，面积仅仅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地板是由未经加工的木板拼接而成的，十分粗糙。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曾被打趣地称为厨房的“顶头上司”，但毕竟条件太差，一般只是用来堆放杂物，偶尔也可以居住佣人，或出租给穷人。住在里面，真可说是冬冷夏热，厨房烧柴的时候，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地板缝冉冉上升。亭子间上面又有所谓晒台者，名义是作为晾晒衣服之用，但是实际上是人们乘凉的地方，打牌的地方，开演留声机的地方，还有另搭一间做堆杂物的地方。晚上会吵得人无法入睡。

杨之华住的这间烟纸店楼上的亭子间，条件格外差。夏天赛蒸笼，冬天如冰窖，刚到五月就令人气闷难忍。加上刚才知道的让她崩溃的消息，就气闷得要死了。她欲哭无泪，只是木然地躺着，要与秋白一块儿去死。

即使自己也知道是无望的挣扎，杨之华还是写信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人，希望通过社会舆论，公开营救。

柳亚子写给杨之华一封回信，说：“接来信，怅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亦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身体。”后来他遇到杨之华时，说当年不能营救秋白是他“引为终身遗憾之一，甚愧他日无以见秋白于地下也”。 vTfqcAeKh2b2xGYfGzUjZJDNkkyfJCs0C/mEMyKkWqqVbq3o9rbWzvCxhYRG3Z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