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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到天津任教的李霁野，也在怀念着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两次回北平，都是为了母亲的缘故。李霁野和台静农等人一直陪同。
一九二九年鲁迅先生回北平，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热烈的反应，他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先后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去讲演。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鲁迅先生到未名社谈天，台静农谈到一九二七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他写信探询鲁迅意见一事。
鲁迅微笑着答道：“我还是给你信中的意见，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大概是中国作家第一次涉及诺贝尔奖金之事。李霁野说道：“先生对于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奖金之事的态度和看法，颇值得时下许多急着要问鼎诺贝尔奖的作家好好反省一下了。一个文学家或者是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寂寞艰苦的劳作和淡泊名利的修养，而仅仅靠媒体的炒作来浪得虚名，就能得到诺贝尔奖吗？”大家点头同意。
韦丛芜说到他和韦素园同患肺病和未名社被封、他和李霁野、台静农被捕的事：一九二七年，韦素园大吐血，先进法国医院，后转至西山福寿岭疗养院。这时韦丛芜也吐了很多血，由燕大抬到协和医院，后又转送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同韦素园住在一个房间养病。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先生才接到他们两人从西山发去的信，并于二十九日复了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初，韦丛芜从西山回到燕大，鲁迅于二月八日接到了他的信。四月的某个星期六，韦丛芜进城到中老胡同的未名社出版部，次晨即与台静农、李霁野同被侦缉队捕去。出版部也被封，一部分书籍被劫去。在侦缉队木笼内关了三天，又转警察所关了四天后，韦丛芜即因吐血病先行交保。当时由警察带着他去找常维钧，托觅铺保，台静农和李霁野又被关了六个星期才放出来。据说，宣传赤化的罪名还属次要，主要是追交两个曾在未名社住过的人。十月，未名社出版部迁到景山东街四十号，设门市部，兼代售其他新书店的书籍，先后参加工作的有王菁士、赵赤平、李何林、李耕野，营业渐佳。但李霁野却不大同意韦丛芜的说法，同意鲁迅给他的信中所说的：“办事的头绪有些分歧”，经济上也不很清楚。
对于素园的一病不起，鲁迅觉得深深的惋惜。他极愿见见素园，便约定第二天到西山疗养院去。因为晚间就要在北京大学二院讲演，未名社离得近，李霁野他们就约鲁迅去森隆吃晚饭。鲁迅不喜赴宴会，更不愿做一般的周旋，但和几个熟人随随便便喝茶吃饭，他一点也不推却。
席上鲁迅先生谈到在南方各地讲演，最苦的是语言不通，要通过翻译。但是尽管有这种困难，各处青年对他的热烈欢迎并不稍减。这使先生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快慰。先生只有三五杯黄酒的量，脸也容易发红，李霁野恐怕影响讲演，婉言劝他少喝。鲁迅先生笑说他吝啬，非多喝几杯不可。这样随笑谈随喝，鲁迅的脸确实红了。但他说不会醉酒，李霁野等就陪他去北大讲演。
到北大第三院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学生往里面进，还有很多警察“维持秩序”，李霁野想大概与鲁迅先生讲演有关，一打听，原来因为听讲的人太多，第二院礼堂容不下，改到第三院礼堂了。可是连这里也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先生绕到后台才走上讲坛。台上也差不多挤满了人，李霁野和另外一位朋友是站在幕布后面听的。鲁迅讲完后出来，听众还层层围住他，不肯走散。谈到这种热烈欢迎的情形，鲁迅先生告诉李霁野等，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他说，北方的青年较为沉静，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各处青年对他的热爱，不仅使他精神上感到快慰，也使他在斗争中得到鼓舞。毫无疑问，他在这些情形中不只看到他个人的光荣和影响，也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和前途。
五月三十日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张目寒四人用摩托汽车来邀鲁迅，到磨石山，即模式口西山病院探视韦素园，鲁迅知道韦素园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可是对事情很认真负责，对人很老实直率，俄文基础虽不算很好，尚此切实钻研，所以对他非常惜爱。确如鲁迅后来在纪念韦素园的文章中说：“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这几句话是很中肯的。鲁迅先生是最能识别并珍惜石材和泥土的建筑者和栽植者，他不仅对韦素园一个人这样。
鲁迅本来是不断吸烟的人，在病室里却一直没有吸烟，素园注意到了，再三说明吸烟对自己毫无妨碍，先生才走出室外，急急忙忙地吸完一支烟。李霁野向鲁迅说过，素园的病情是严重的，医生说痊愈的希望不太大，但鲁迅在几点钟的谈话中总保持着欢快的态度，一面鼓励素园只看些不太吃力的书，手痒时才少译点轻松的文章，一面敦劝他好好休养，把恢复健康看为最重要的事情。鲁迅注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李霁野说这是素园特意要来，挂在室内的，他就没有再说什么话。鲁迅连对李霁野等也没有流露出心里潜藏的悲哀。
这个时期，鲁迅受到无的放矢的攻击是很多的，他都给以有力的回击和讽刺。现在无须多说，李霁野等都认识到了这些攻击的幼稚和错误。在谈到这些的时候，鲁迅曾说过，某些攻击者作出革命家的姿态，哗众取宠，绝不能代表革命集团的意见。他们挂出“革命只此一家，此外别无分号”的幌子，鲁迅只觉得好笑罢了。
李霁野从鲁迅先生的表情和无意的言谈中感觉到，先生很希望回到北平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因为北平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平静，也有一些大学的师生有意邀请鲁迅在北平讲学。但一到北平，就有人说他“卷土重来”了！鲁迅不得不“卷土重去！”
而且这次回北平期间，与钱玄同等人闹得也很不愉快。一日，他到孔德学校拜访马幼渔，恰好钱玄同也在座。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三字，钱玄同笑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字的名片？”
鲁迅正色而严肃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这里说的四个字，钱玄同知道是在讥讽自己的笔名“疑古玄同”，顿时脸上也布满了阴云。而在这时，顾颉刚走了进来，两人都愣了。鲁迅最不喜欢顾颉刚，而钱玄同则是顾颉刚最要好的朋友。鲁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离开。
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坐在一起。
鲁迅很是郁闷。他一九二六年离京后，许羡苏住进西三条“老虎尾巴”帮助料理家事。鲁迅这次刚到时，仍然让她住“老虎尾巴”，自己住南屋，但住了一夜就感觉不习惯，只好让许羡苏还住南屋，自己回到“老虎尾巴”。在这里，夜里唯一的事情就是给“乖姑”许广平写信，聊解分离的思念和所遇的苦闷。这天回家后在给“乖姑”的信中，还不忘描述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马隅卿（马幼渔），遇金立因（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
看来回北平写文学史的愿望是很难实现了，鲁迅六月二日应邀到第二师范学院演讲后，六月三日即南返，李霁野等到车站去送他。替他定卧铺的朋友为了安全，给他用了一个化名。他说，好意可感，不过认识他的人依然会认出他。他说这点小事也会被人拾取来对他大加奚落，但是他不想从这些人博得勇士的荣衔。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鲁迅先生接到台静农、李霁野和韦丛芜的联名信，说韦素园已于八月二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立即就写了复信，表示哀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又以所书韦素园墓记寄台静农，并写了《忆韦素园君》一文。韦素园去世，大家都很伤心，因为他爱所有的朋友和家人，而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也都爱他。
鲁迅先生第二次回北平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他是在第一天夜里得到“母病速归”的电报，第二天买车票，第三天就成行的。朋友去看他时，问起老夫人的病况，鲁迅先生回答得很有意思。他说，我知道这是“母亲的病”，虽然我只不过替大夫做点翻译工作，对于治疗还是有些帮助的。
李霁野闻听消息，连忙从天津赶到北平，和台静农等在同和居宴请鲁迅。他们共同为鲁迅先生洗尘，一起向八月一日病逝的韦素园致哀，令鲁迅非常感动。他和朋友们一一握手，很快脱去了陈旧的青灰色粗呢大氅，里面是一身黑芝麻花布的薄棉袍。虽在冬天，仍穿着胶底布鞋。纵然旅途疲劳，但一点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是精力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鲁迅说道：“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席间，鲁迅给他们讲了个上海书店老板的笑话——
当年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当局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书店门可罗雀，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鲁迅先生的算盘二字，是用颇浓重的绍兴口音幽默地讲的。在座的是北方人，没听懂，没有反应。只有南方人笑了。先生又把这后两句再讲了一遍。这次在用普通话的同时，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左掌心上做拨打算盘珠子状，大家懂了，同声笑了。
未名社此时已经消亡，鲁迅也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声明退出”，但是他仍然肯定未名社的成绩，说道：“无论怎么讲，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又说：“霁野翻译的《往星中》和《黑假面人》，很好！小说《嫩黄瓜》《微笑的脸面》，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是相当可看的作品，是一位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少见的作家。”并感谢台静农一九二六年就编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成为关于他的第一本书。
李霁野和台静农听了，都很高兴，深为鲁迅中肯、精到的评说所折服。又问鲁迅近年为什么没有小说创作，鲁迅叹口气说：“因为理论把人拘束住了吧！起先没有理论，还可以随随便便地做下去，有了理论了，反倒不能写了，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压迫也是一种原因，这个原因却占大多数。”又补充道：“这话我跟来请我讲演的师大学生也讲过。创作必须植根于生活，我现在只能躲在家里读书，写作，没有机会到外边考察，很难有新的资料和体验，所以想写也写不出。原来有过写红军的设想，但终于因为缺乏实际体验，不得不放弃了。”
后来在李霁野、台静农拜访鲁迅先生的时候，鲁迅才谈起他的亡弟。先生的书房兼卧室的外间一角，有一张方桌，是先生用饭的地方。那里挂着一幅儿童的画像。李霁野他们原是早就看到的，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次问起来，鲁迅说，他原有一个弟弟，母亲极为钟爱，不幸六岁时害病死了，母亲伤心难过，久久不能忘怀。绍兴有画像的风气，常常一张画既画死者也画还活着的人，不过将活人的脸遮起来。因此就为死去的弟弟画了这样一张像，母亲聊以自慰，一直很珍爱这张画。先生的心里这时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说着鲁迅走进内间，取出海婴的照片来给他们看。他们不禁叫了一声：“像极了！”说从侧面最能看出相像的地方，海婴看来很健康。先生把照片拿远些又看了一番，笑出声音来说了一句笑话：“那一时咒不死他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应北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到北师大讲演。
鲁迅到达时，大批同学迎着涌上来，校园沸腾了。但学校当局却早将休息室和一切办公室上了锁，国文系主任钱玄同竟说：“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来讲演，我这个系主任就不当了！”由于听讲的人很多，讲演地点改在风雨操场。人流仍不断涌来，又只好改为露天讲演。因为人多，又没有扩音器，远处听不太清楚。讲题是《论“第三种人”》，鲁迅用带着绍兴味的普通话讲道：“五四运动时代，胡适之之流，穿皮鞋西装，踏进文艺园地，而且坐了下来，又得了地位；但事到如今，另一种泥脚的工农劳苦大众，也踏进文艺的领域，并且与他们起了激烈的斗争，皮鞋和泥脚很自然地对立起来。皮鞋脚想把泥脚踢出去，泥脚就批评皮鞋脚，是坐在洋房里不动的。这时候便有了‘第三种人’，‘第三种人’主张什么？他说左翼作家是卢布运动，他主张超时代的文艺，他认为艺术是以少为贵的。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上证明了，‘第三种人’不过是造谣！所以目前只有文艺大众化，才是文艺的出路，因为目前的时代，已不是‘皮鞋脚’时代，而是‘泥脚’‘黑手’的时代了……”又说：“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
十一月二十八日，鲁迅又应中国大学时代读书会邀请，午前往西城二龙路口袋胡同为该会讲演二十分钟。还因为听众过多，临时改为露天演讲。题为《我国文艺界之趋向》的讲演，又一次讲了他关于“皮鞋脚”与“泥脚”的论述。后来，北平的几家报纸特别为此事发专论，攻击先生。一些好友请先生留在北平教书，鲁迅说：“我一到此间，就有人说卷土重来！我不得不卷土重去！”
本来有意编《五讲三嘘集》，将《北平五讲》和《上海三嘘》囊括其中，与《南腔北调集》配对，也只得搁置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鲁迅离北平上回沪火车，李霁野、台静农等到车站送行。
这一切经历，都牢牢印在李霁野心中，多少年后仍时时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