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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城，自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改称北平了。但仍有鸽群在天上飞，还响着悠长的鸽哨。那只受伤的棕褐色羽毛的健壮雄鸽，当然早就不在了，但它繁衍的后代仍然在天空上飞翔，带领着鸽群鸣响悠长的哨声。
当初还是小姑娘的俞芳，已经大学毕业要回故乡杭州工作了。她从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五年，代太师母给鲁迅先生写了五年信。以前都是许羡苏代写，一九三〇年春许羡苏离北平到河北大名府师范教书去了，临走把家里的账本和鲁迅先生给她写的一百多封信捆成一包交给大师母。据她说信里都是杂务事，有时是请她找什么书寄到上海去。鲁迅先生记性极好，能说清哪本书在哪个书箱，哪一格。这样，太师母家里的事，就由鲁迅的同乡和学生宋紫佩管，代她写信的任务则交给了俞芳。大姐俞芬已先回浙江杭州一带做小学教师了。
俞芳和三妹俞藻到西三条去看望太师母和大师母，想起这些年跟两位老人的亲密相处，真是依依难舍。
鲁迅先生对母亲非常敬爱，太师母去信，他总是尽快地回信。俞芳计算了一下，这段期间大先生给太师母的信，近一百封。
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信，平均每月两封。有时大先生的来信偶有遗失，或因事迟复，太师母就去信询问，如果大先生较长时间没有收到太师母的信，也写信来问，从而发现其间有的信遗失了。就这样，他们母子间的信在正常情况下，从没有中断过。太师母寄出了信，就把能收到回信的大约时间计算好了，到时候没有回信来，她就焦急起来，跟俞芳商量着再写信去。
俞芳代太师母给鲁迅先生写信的五年，正是国家动乱的五年。
一九三〇年春，鲁迅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这是根据浙江省当局“呈请”决定的。他们给鲁迅先生加上“堕落文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这项“通缉令”直到鲁迅逝世也没有撤销。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等被捕，报纸乘机造谣说，鲁迅也被逮捕，甚至说他已死了。太师母焦急万分，幸亏过了两三星期，接连收到大先生两封亲笔信，才使老人家稍为宽怀。但局势险恶，路途纷纭，怎会完全解除老人家对爱子的悬念呢？十一月初太师母终于病倒了，延医服药，总不见效，而且病情日重，一度昏迷。迫不得已，才由宋紫佩急电告知鲁迅，很快就接到“即归”的回电。鲁迅回来看望并侍奉一别三年的母亲。这一来，她老人家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心情特别愉快，病体转危为安，不久病就好了。这次会晤，鲁迅和母亲谈得很多。太师母深明大义，能理解儿子在上海的处境和事业。于是，她自己大病初愈后，就同意鲁迅离平返沪。这次鲁迅在北平只住了半个月，临行前与母亲约定，以后将与广平和海婴同来北平，住上一个时期。太师母盼望着一家团聚的日子到来。
鲁迅离北平不久，又传来了谣言，说鲁迅在途中被捕。好在很快即收到鲁迅平安抵沪的来信，太师母才放下心来。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国民党当局暗杀了人权保障大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太师母从报上得知这消息。震惊、惋惜、气愤，更为儿子的安全担忧，愈加为鲁迅的安全和健康日夜悬心。
其实，在旅途中，鲁迅生活比平常更好。大约这时只好不执笔写字，暂时可以休息，所以路上食量比在家好，而且也不晕车晕船。如果能够利用旅行来调剂他的生活，对于身心一定都有益处，可惜他生性既不好动，就是愿意动也没法子打破上海生活时期天罗地网似的密重重的密令通缉。他的行李，在出门前是自己检点、预备，甚至卷铺盖捆绳子，都是自己动手，捆得坚实、紧凑、齐整，像他的包扎书籍一样，两次回平省亲，年纪虽然大了，也还是如此，永远不会像那些大人物那样，带着贴身随员簇拥着，样样有人代劳。
太师母对广平和海婴也很关心，每次写信都问到她们。特别是从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海婴每听到父亲给太师母写信，总吵着自己也要给娘娘（祖母）“写”信，他不会写字，由他口述，母亲广平代写，他的话里夹着上海话，鲁迅就加以注释。从此海婴在广平和鲁迅帮助下，也和太师母通信了。太师母和大先生之间的通信，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太师母十分喜爱这个孙儿，鲁迅的信里如果附有他的信，太师母叫俞芳代笔给大先生写回信时，一定叫俞芳也代她给海婴写回信。给海婴的复信，太师母也要听俞芳念草稿，提意见，誊清后还要亲自过目，从不含糊。
鲁迅还把他们全家和海婴单人的照片寄给母亲。双方托人带交的食品等等，就数不清了。
俞芳姐妹一进西三条，先到太师母的房里。老人一见，就亲热地将她们搂在怀里，一块说起过去相处的日子——
在砖塔胡同时，太师母多次想看“毛儿戏”。所谓“毛儿戏”，就是全由女演员来演出的戏。那是一个星期天，太师母叫大姐到戏院里定了一个包箱，她老人家邀大师母、许羡苏姐姐、大姐陪着，还带了俞芳和三妹，一起去看戏。那天演的是《红楼梦》，太师母看得津津有味，大姐姐们也很有兴趣。俞芳和三妹因为事前没看过《红楼梦》这部小说，只是东鳞西爪听她们讲过一点，故事并不太清楚；再说，唱戏和说话不同，所以，开始时有点莫名其妙。太师母看到俞芳和三妹听不懂，就叫她们坐到自己身旁，一边看，一边讲给姐妹俩听。有了太师母讲解，越看越感到有味。
那天看完了戏，太师母就住在砖塔胡同。许羡苏姐姐陪太师母回来，也住在她们屋里。晚饭后，许姐姐和俞芬三姐妹，到太师母屋里去玩，大先生也在。大家就谈论起当天看的戏来。太师母认为这个“毛儿戏”班演得好。可惜只演了两节：“黛玉葬花”和“黛玉焚稿”。俞芳问太师母还有很多吗？太师母说，原书很长，哪里只有这一点！俞芳异想天开地问：这本书我能看吗？不料，俞芳这句问话，引得大姐姐们都笑了。大姐说她不知“天高地厚”。许姐姐却鼓励她：“试试看。”大先生则认为：《红楼梦》写的主要是大人的事，文字比较深。年纪小，初小程度的孩子，估计看不懂，没有兴趣，容易造成看书“半途而废”的坏习惯。他建议：还是等太师母有空时，请她老人家讲几段比较好。太师母点头表示同意。大先生的意见，小学生要看大部头小说，以先看《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书为妥，这些书写得生动有趣，文字也浅近，容易看懂。大先生主张，孩子要看小说，还是看《桃色的云》等儿童读物比较合适。俞芳说：《桃色的云》我正在看，就是有些名字不懂，接下去就问大先生“土拨鼠”“蜥蜴”是什么？大先生耐心地给她作了解答，并说这是翻译的书，总不免讲些外国的风物，习俗。接着大先生慨叹中国儿童读物实在太少了，显出十分遗憾的神情。
一九三〇年以后，许羡苏和俞芬都离开了。太师母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她老人家几次谈起，想到北海漪澜堂去玩，要俞芳、俞藻姐妹陪她一起去。一个秋天的上午，事先约好的时间，俞芳和三妹在北海门口等着。等了好久，才看到太师母和大师母来了。俞芳搀着太师母，三妹搀着大师母，她们一行四人，一面谈话，一面观赏着北海的秋色。不知不觉，就走到漪澜堂了。找到一张靠栏杆的桌子，请太师母、大师母坐下先喝茶，然后买点心，叫面。太师母吃东西的顺序，叫的点心，点的面，都和大先生在北京时请她到漪澜堂时一样，谈话时也屡屡谈到大先生在北京时的情景。谈到大先生、广平师母和海婴，说：这几天大先生的信该来了。俞芳明白太师母很想念大先生。在这种场合下，她不忍把老人家思念大先生的情绪引开，就尽量顺着太师母的心意办事。吃过中饭，看到太师母有些疲倦的样子，俞芳问：太师母和大师母，想不想回家？因为太师母有午睡习惯。太师母说，既然出来了，就多玩一会儿；今天不午睡了，晚上早一点睡就是了，不要紧的。大师母当然同意太师母的意见。
后来她们的话题就转到大姐身上，大姐在一九二八年暑假离开北京，在杭州一带当小学教师。从太师母的话里知道，在砖塔胡同时，大姐常常叫俞芳和三妹“小鬼头”，大先生听不惯，认为做姐姐的不应该这样称呼自己的妹妹。有一次，大姐吃过饭一个人到北屋去。大先生幽默地故意用同样的称呼问道：“两个‘小鬼头’睡了吗？”大姐说：“要大考了，她们在屋里复习功课呢。”她根本没有听出大先生话中的含义。太师母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俞芳接下去说，有一次，学校要做手巾操，老师关照每个学生都要准备好两条白手巾，大姐就是不肯给我们买，后来还是您老人家送给我们四条白手巾，才解救了我们的难处。大姐做出来的有些事，真使人为难。
太师母最后说，有些事，也不好完全怪罪她，她虽比你们大十几岁，但毕竟还年轻，有孩子气。她是你们的姐姐，不是妈妈。也许是你们的父母亲当初太娇宠她了，才养成她强横任性的坏脾气。这样的脾气，是要吃亏的。以后碰几个钉子，也许会变好的。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已经三点多了，俞芳和三妹就赶快送两位老人回家。
这次游玩，大家尽兴而归。特别是太师母，虽已高龄，却显得格外高兴。太师母肚子里的故事很多，记忆力强，讲起来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这和她老人家看的小说多，口才又好有关。老人家看的小说，大先生在北京时，由大先生给她买，大先生在上海时也经常给她寄书来。有时，太师母自己还要到书店去买。过去是由大姐、许姐姐陪她，大姐姐们离京后，老人家就叫俞芳陪着去买书。
太师母买书的次数虽不多，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的。当时像她这样的老太太，识字的就不多，更何况她能看大部头小说，而且一次要买好几部呢？俞芳记得有一次陪太师母买书，俞芳扶着她老人家刚刚跨进书店，店员们马上就认出了她了，热情地起身向老人家招呼，问好：您老人家来啦，您老好啊！老太太的身体真健旺。这回您有好久没有来啦……一面搬出椅子请太师母坐下歇歇，捧出茶来，请老人家喝茶，一面问要看什么书，态度十分殷勤。太师母年事虽高，但听觉很好，只是不全懂北平话，更不会说北平话，只好笑着和他们点点头。她老人家和北方人说话，要由俞芳翻译。
太师母选书很内行，一本书拿到手，先看作者，看书名，再看看序言、目录和后记。俞芳则到书架边挑书。有时店员也带着挑选。他们推荐一些书，但往往大半她老人家已经有了。俞芳请店员取出他们新出版的章回小说，他们都很惊奇，这位老太太能看这许多书。有的称赞说她老人家学问好，有的说她老福气好。太师母听了，很和蔼地对他们笑笑。在太师母选书的时候，往往会引起周围买书人的好奇，他们用尊敬而又不解的眼光看着老人。这时老人只管自己找书，不看周围的一切。
俞藻留下跟太师母谈笑，俞芳到对面屋看望大师母。见她跟过去比变化不太大，只是更忧郁了。
俞芳记得大先生和广平师母在上海定居以后，寄来了照片，太师母给俞芳她们看，并告诉了她们这个喜讯。俞芳虽有些意外，但很高兴。偏眼看看大师母，见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有一天，太师母在午睡，俞芳和大师母站在北屋的台阶上谈起这事。
俞芳说：“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大师母说：“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俞芳好奇地问。“我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大师母惨然地说。“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俞芳关心地问。
不料这一句话触动了朱安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俞芳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俞芳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她说这番话，很有些意外，想不到大师母会对自己说这些话。她的比喻给俞芳的印象很深，以至于使俞芳感到，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俞芳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俞芳暗暗责怪自己，不该在大师母面前谈起这事，使她伤心。但又想起，大先生和广平师母定居上海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世了。消息传来，太师母十分高兴，大师母也十分高兴。她为什么高兴呢？原来她思想上已考虑过：她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过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绍兴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么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因此，俞芳觉得大师母对大先生与广平姐姐的结合，特别是有了海婴，也有高兴的一面。因为她很善良。
过了一会，朱安看俞芳没有说话，嘱咐道：“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把话讲出去。”
俞芳说：“大师母，你放心，我不是多嘴多舌的人，你是看着我长大的。”俞芳似乎在向她发誓。
“是的，是的，我相信你口紧，才和你说的。”大师母一本正经地回答。
要离别了，大师母扶太师母送俞芳、俞藻到大门口。俞芳想起一次自己在学校里被人偷了三块钱。三块钱对俞芳来说，是很大的损失，非常心痛，可也没有办法，只好自认晦气。星期天，到太师母这儿来说起这事，就低下头不说话了。临走，太师母硬塞给她三块钱，非要她收下，说道：三元钱，在你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我是可以省下来的，所以那三元钱就算我丢掉了，这三元钱你拿去用吧！并嘱咐俞芳以后自己的东西要放好，不可大意！俞芳只好收下了。现在看着这慈祥的老人，真是感激不尽，不禁哭出声来，说三妹俞藻还要在北平继续上学，有事可以找她做，也请二老多关照她。太师母和大师母也很难受，说希望以后能再来看她们，俞芳流着泪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