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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瞿秋白就义后，周建人也一直处在悲痛中。一九二一年他只身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举目无亲，生活艰难，那时在上海大学社会系当主任的瞿秋白，一九二三年曾请他到上海大学讲进化论。以后一些信件也是寄到商务印书馆由他转交鲁迅的。对于这样的恩情，建人永难忘怀。
建人知道秋白的死，对大哥刺伤极深。他从来没有见过大哥对任何人像对秋白那样情深，但又不好多说什么，多说只能使大哥更加难过。夜里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难入眠，大哥跟自己的过从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哥和许广平离京南下，途经上海，建人前往迎接，寓沪宁旅馆，又移住孟渊旅社。午后大雨，晚上许广平移寓其族人家。三十日晚，与建人和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沈雁冰、朱自清、陈望道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消闲别墅用饭。
建人见大哥携许广平同行，心里晓得他们的关系，因为他回北京处理家务时，见到许羡苏和许广平与大哥都很亲密，问过孙伏园鲁迅爱哪一个，孙伏园对他说过，鲁迅爱“长的那个”，也就是个子高的许广平，因为“他是爱才的”，而许广平“最有才气”。
虽然相爱，迫于舆论压力和种种阻碍，两人只得分开走。九月一日晚，许广平登“广大”轮，二日晨开船，直往广州。夜十二时，建人送大哥登“新宁”轮，二日晨从上海出发直赴厦门。
鲁迅去厦门后，建人常听到关于他大哥的逸事：一件是第一次拿到厦门大学薪水，四百元的支票，就自己跑厦门市的“美丰银行”兑现。商埠的钱鬼子照例眼珠儿往上翻，他们怎看得起一位穿着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呢？其中的一个就问：“这张支票是你的吗？”大哥吸了一口烟，还他一个白眼，一语不发，他连问了三次，大哥也连吸了三口烟。那张支票到底在无言的抗议中兑现了。第二件是在他将去广州时，厦门大学校长给他饯行，当时还有些资本家在座。校长介绍其中一个说：“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作董事。”大哥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往桌上一拍，说：“我捐两毛钱也可以作董事吗？”这是他一次有言的抗议。
建人懂得这就是大哥的脾气和性格，处处显出棱角。但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却充满了人情味儿，知道建人收入低，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到厦门大学一拿到薪金，就给建人汇去二百元，以后还多次汇钱。大哥与二哥“兄弟失和”的内情，建人也不清楚，一九二四年他们已经失和之后，建人还给大哥写信向他询问羽太芳子的情况，不知已经素不来往了。羽太两位日本姐妹的“歇斯底里病症”，建人也是深有领教。由于父逝之后、“长兄为父”的传统和倔强个性，盼弟成才、为家争气的急迫心情，大哥对两个弟弟是有态度粗暴的一面，但他的心意是好的。二哥把大哥和三弟全赶出来，自己一家占了八道湾的大院，怎么也说不过去。但大哥从来不跟自己详谈，看来是强忍了这口气。
在厦门大学待了不到一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大哥离开厦门到达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建人知道其中内因，除生活不便、人事不和外，主要是为了与许广平团聚。到广州不久，建人耳里又传来不少大哥的逸闻。
一次，应黄埔军校之约，前往讲演那有名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大谈“文学无用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讲毕，有某政治家，约大哥前往其官邸吃饭，大哥再三辞不掉，只得前往应酬，酒席自然是很丰美的。但在吃饭时，大哥发觉，主人虽对自己再三恭维，但实际上，是什么也不懂得的俗人，更不必谈文学了。自然，主人所谈的对于先生的讲演，怎样佩服，怎样同感，完全是假话了，大哥于是很讨厌起来，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特别称道其好处，并说明：此菜系某先觉所喜食，而此菜之制作人，就系为某先觉做菜的原厨子等语，在旁人，得到这样的恭维，除了随同主人赞美菜好而外，恐无别话可说了。而大哥当时连筷子都不动一动，竟说：
“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其不喜逢迎人，可谓到极点了。
所以，大哥鲁迅总是孤立无援的，虽然他是位有思想、很可爱、很真、敬业的人。他在厦门大学教书，教了四个半月离开的时候，学生写给他的送别词，就有点像看圣经时候的感受，是一种弟子们对自己老师的崇爱，也像孔子弟子对孔子的那种感觉。大学教书的人很少会去关注底层人，鲁迅做教育部官员时一个月挣二百块大洋，而能写祥林嫂、孔乙己，这太不简单了。
不久，大哥又在广州待不住了。原因建人很清楚，是因为所谓“清党”中，当局滥捕滥杀青年学生，大哥营救无效，愤而辞职的。大哥一向心软，连一只鸽子、一只小兔、一只小狗惨死也要心疼，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离开最适合他做学问的北京，不就因为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等学生的无辜遇害吗？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大哥携许广平到达上海，初住共和旅店内，建人天天来陪伴。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大哥与建人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因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住在此地的许多文化人如茅盾、叶绍均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大哥和许广平就在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
大哥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是足备了。没有用工人，吃饭也和建人以及他的同事们在一起。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他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蹿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小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的。大哥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惊扰，辄使大哥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大哥竟夜听他们的啪啪之声，真是苦不堪言。
大哥又建议，和建人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务，托蕴如的一位亲戚兼管，就在二十三号楼下煮食。后门，紧对着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兄弟两家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他们呢？但因蕴如亲戚早晚在厨房煮饭，并看护建人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趁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大哥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了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他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邻旁的十九号。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在十八号、十九号，建人和大哥兄弟怡怡相处了五个多月，这是大哥最快活的日子了。
忽然，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大哥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时正在粉刷，并想在十七号与十八号之间，打通一木门，为图两家方便，就从十八号出入，正在计划之下，十七号因还没人搬进去，被偷儿乘隙破门守候了一夜，准备来家行窃，建人等却毫无所知。大哥因夜眠甚迟，有时开亮后楼的灯，去烧水煮茶，有时开亭子间的灯，去如厕，这样竟夜之间，陆续不断，四处通明。到了二时以后，鲁迅正在临睡前漱口，偷儿却以为是人起床了，动手不得，大忿之下，在楼梯撒满粪便，失意离去，家人安然无恙。事后，鲁迅笑着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大哥参加了“自由大同盟”，一九三〇年三月又参加了“左联”。这时虽然搬到十七号内，但是风声紧迫，对大哥不利。大哥和广平在这里生了海婴，然而海婴半岁，大哥的全部牙齿肿痛，陆续拔掉，就避居到内山书店去了。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入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内。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趁两家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思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他们吃尽了苦头。
因为政治上压迫，屡次避居，内山先生也为之不安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搬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里去。到了“一·二八”战事，景云里陷入火线中，建人住的房子，楼上的眠床，直穿炮弹。幸而他躲在楼下，才免于危险。但日本军队如狼似虎地到处捉人，看见了他，就加以拘留，经过大哥托内山先生去查询才得放出来和家人相见。可是景云里还拘着不少的人，有一家有人被打死。有一家灶被毁坏，扔了不少脏东西。景云里十九号建人的房子被炸毁，他们一家只好搬到别处。
大哥住的拉摩斯公寓也极危险。左首正是日本军队的司令部。房间前面是落地的玻璃门，门外是阳台。正对左手的玻璃门放着写字台。开火的第三天早晨，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十多个人，拥到寓所搜查，理由是中国出现了便衣队，有人从楼上向下放枪！
搜查之后，日本兵去了。内山完造先生担心大哥的安全，请他们两家躲在英租界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楼上，十人一室，席地而卧，整整一周。回来后，发现写字台前面落地门的玻璃上有一个圆洞。分明是子弹打穿的。高低正在台子的抽斗下面，如果写字台后的椅子上有人坐着写字，子弹必定打在腹部，后果不堪设想。室内没人向外打枪，那子弹一定是由外面打进来的。大哥的住所在三楼上，相当的高，外面是马路，对过是西童公学的大空场，放枪的人立在什么地方的呢？如果从西童公学的楼上打过来，似乎距离太远，那洞也似乎不应该这样圆滑了。
最为糟糕的是商务印书馆也被炸了。建人要被老板王云五辞退，面临失业、生活无着的危险。老板的借口是建人平时有反日抗战言论，怕“有碍邦交”。大哥批评建人“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藉作取媚之资矣”。因此“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其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一次大哥到他家中，正巧看见桌上放着一本《共产主义》，书架上也摆着相类的书，就严肃地批评道：“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这不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们是左派，这是很危险的。”以后周建人对马列著作的阅读与保存，就更加谨慎了，平时言谈也格外小心。大哥批评建人的同时，又给挚友许寿裳连写七封信，请他托蔡元培先生出面说情，才使建人在商务的合同得以续签，生活有了着落。
但很多人家因为战事破产了。一些少女沦落为妓，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大哥和公寓的十个人到同宝泰饮酒，有些醉。复往青莲阁饮茶，邀一妓略来坐，给以一元。其实，这是施舍救济的一种方式，并从而了解难民的生活状况，并无也不可能有其他事情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大哥搬到大陆新村九号去了。但兄弟之间经常走动，每周团聚，亲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