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

从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出来，往西南走不远，就可到内山书店了。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日本冈山人，个子不高，圆头圆脸，人很忠厚。自十二岁起就先后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一九一三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二十多岁的内山完造来到中国。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一九一六年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偕夫人内山美喜子一起赴上海。一九一七年，以美喜子的名义开设内山书店，最初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一条里弄，一九二九年迁至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十一号。这里房子只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内山完造借了那弄口靠右边的两幢，打通成一所使用。进出就用着那原来的两个石库门。小天井上全部盖了玻璃，作为采光之用；可是里面依然阴暗，几乎白天也开着电灯。在那电灯底下，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那就是所谓“漫谈席”。凡有空暇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谁都可以坐下来，喝喝茶什么的，一边宽荡荡地看看书，谈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几天，一位穿蓝长衫的先生，身材小而迈着特长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来。由于这位先生的衣衫很随便，书店一位负责的日本人打量了他一番后，对一个中国店员说：“注意看着这个人，他可能会偷书。”因为店里的书有时遗失。一次，那位被认为会偷书的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内山夫人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版 ，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二十三号去。”内山完造立刻就问：“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周树人。”“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确实，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同许广平抵达上海，暂寓爱多亚路长耕里的共和旅馆，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景云里云集着很多上海文化名人，景云里的二十三号前门，紧对着茅盾先生的后门，但鲁迅、广平搬进去时，他已经因国民党的压迫到日本去了。留在他家中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夫人及子女等人，好在叶圣陶先生住在近旁可以照应。再稍远处，还有建人先生等一批长久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这许多熟人环境之中，他们就将此暂作安身之所了。

从那时候起，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关系就开始了。

内山完造发现鲁迅有着一双极其清澈、敏锐又充满了温情的眼睛，无论是谁看到，都要对此感叹一番。像日本大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新居格等人也都惊异于那双眼睛的美妙。另外武者小路实笃对此也写得很有意思，“仅是有过一面之缘，什么也没说，但是一看到那眼睛，就有一种跟他畅谈了一番的感觉。”

但鲁迅先生是个四面棱角的人，所以一顽固起来便彻头彻尾，至死都不低头。

内山夫人美喜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艺伎，是个善于应酬的女性，又是宇治县出身，经常弄来一些宇治特产清茗，用来款待鲁迅。鲁迅坐在书架之间的藤椅上，喝着茶，借以消遣每日午后的时光。

从此，执笔疲乏了，或是看书看倦了的时候，鲁迅就荡过来。他一天天地和内山夫妇亲密起来，几天之间，这对夫妇心里便已没有了所谓主人客人的意识。在店堂里间，有一张紫檀木的桌子，和来客谈话通常就在那里。在桌子左边，有一只椅子正好被店门口的书架遮挡着，这只椅子就是当时上海人所熟悉的“鲁迅先生的椅子”。

那时，鲁迅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错认做掌柜的，因而大笑起来。可是他随便什么时候，总以漂亮的日本话说：“老版，他把我当作掌柜的了。”这么告诉内山完造，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有时，一些认识鲁迅面孔的学生来了，他们不客气地望着他细声说，“鲁迅！”“鲁迅！”于是他就说：“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拿起帽子，匆匆出去了。

过了些天，鲁迅来到内山完造家，头一句便说：“老版，我结婚了哦。”内山完造便问：“怎么会……”“是和许结的婚，虽然我本无结婚的打算，但大家都撮合我们，最后我也就随了他们的意。”“对象不是在北平吗？”

“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先生爽快地答道。

原来中国式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大多未曾谋过面，所以对于男方来说，更多的像是母亲在娶媳妇而并非自己娶媳妇。

内山完造看过鲁迅写的中国白话文运动最早的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小说旨在唤起家族制度的革命，内山完造想他怀揣的这种思想在他那不经意的言语中也有所体现吧。那句话一点儿也不像是刻意说出来的，虽然作为日本人听上去感觉有点儿不自然，但先生本人确确实实是心如其言的。难怪那位所谓的“母亲的媳妇”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远在上海的丈夫。

内山完造早就听说鲁迅是偕妻子来到上海的，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秘书许女士，不久前还听闻尚未结婚。他们相识于女师大学潮时期，当时鲁迅在女师大当讲师，就在运动掀起一股热潮的时候，许女士站在了众多女学生的前面，挥舞着旗帜，英姿飒爽……

许广平和内山夫妇，因为言语上的关系，没有多多交谈，不过他们之间，彼此心中都很了解。

不久，鲁迅和广平有了孩子，起名叫海婴，意为在上海生的婴儿。海婴幼年时跟着父母去内山书店较多，可说是相当熟悉，单开间的门面，左右有两个橱窗。店里经常出售最新书籍，橱窗中的玻璃上不时更换招贴广告。读者进到店内，感到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仿佛来到了书籍的海洋之中，书架一直顶上房顶，每排每架，满满当当，丝毫不留空隙，真所谓“汗牛充栋”，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售书实行开架制，店内备有几个木梯，有高有低，高的可达顶层，低的可取中层书籍，读者可以自己上梯取阅选购，店员毫不干涉。书店中间，特设新书台，陈列新到书籍，集中醒目，方便读者，使他们容易寻觅近期书刊，便于浏览选购。这些书籍，大都是洋装的外文版本，那时海婴因年龄太小，全看不懂。不过每次来到书店以后，总要爬上高梯，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俨然一个“盖世英雄”。这时，似乎也没有遭到过父亲的呵止，到鲁迅起身回家时，才招呼他下来一同回去。

在内山书店逗留，除了这攀登高峰的木梯以外，还有两样东西，在海婴的印象中一直存在，不易淡忘。这就是夏天放在门口的茶桶和冬天摆在屋内的火盆。

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有的用大缸，有的用木桶，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径约成围，外装两三个水龙头，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内山书店也不例外，门口也有这样一座茶桶，夏天为劳动者施茶。鲁迅在他的《日记》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项下，记有“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看来至少是赞助的。

鲁迅有时远从绍兴嵊县购置一囊茶叶，大约有十至二十斤，或者即为此用也说不定。大概这类山茶，叶大经泡，投入桶内，茶味能保持一定时间，足能助人解渴。

上海夏天酷热，冬天则又变得很冷，一般住户，室内并不生火。内山书店却不是这样。因为那里经常有人选购图书，有时还有“漫谈活动”，所以生有炭火，照顾来客。冬天海婴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上坐茶壶，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海婴无事可做，对拨弄火发生兴趣。用尾带金属链的铁火筷拨夹火炭。弄得暗暗炭火，大放阵阵暖气，驱赶室内的寒冷，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这时，书店门旁的收银机，每当书款交纳，总会发出打数后的隆隆声。整个书店呈现着一派安静而有秩序的景象。

鲁迅单独带海婴去书店的机会不多。往往是父母两人携他同去。要说购书，海婴在这里得到的读物可以说是没有。有一次，从这里又转到另一家中国人开的旧书店，所看到的书籍，不再是厚厚的日文书和其他外文书，而是可以识得一些字的中文读物，不禁兴高采烈，赶快挑了几本，要求买回家去阅读。谁知尚未开口，却看到父亲现出一副从未见过的、极不高兴的脸色，放下手中浏览的书籍，让母亲领了他，和他一起很快离开这个书店。甚至连他已经挑选好的书籍，也放弃购置。当时，海婴心里纳闷，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之后，母亲才向他解释，说是旧书太脏，有些是病人出售之物，在书店里什么人都来翻阅，小孩子抵抗力较弱，容易传染疾病，所以父亲要带他赶快离开，至于阅读书刊，以后另外再买好了。后来，海婴果然有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库》，低年级和高年级程度的都有，内容有童话、游记、动植物故事、历史、地理知识和其他科技读物等。这是父亲特意托叔叔订购的，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仍然陆续收到。

内山完造，实在生来就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天明也罢，天黑也罢，总归在堆积着的书架当中，守着那张长五尺宽三尺的桌子，左边电话听筒，右边钢笔，是这么一副腔调，过着三百六十五天的。

一天，鲁迅说：“老版，怎么样？你这样从早忙到晚，该歇歇，休养休养，不然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哈……”鲁迅这么笑着，内山完造也就连着说：

“好，好，那么，我到这边来喝一杯吧。”

说着，便一骨碌把椅子转了过来，冲着茶加入漫谈伙伴行列。鲁迅开说他的一次遭遇：“先生，昨天到大马路CathyHotel去看一个英国人。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家伙重新把我从头顶到脚尖骨溜地再打量一番，于是乎说‘走出去！’我终于被赶出了电梯，只得迈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要见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方才那位司机掌握的那部电梯。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内山完造就想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日鬘，也就是戏子戴在头上，扮演乞丐或囚徒之类的一种假发。脸上蓬蓬地蓄着随便的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的豪华旅馆的电梯，司机那样对待，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虽说是赶出了他，与其加以责备，毋宁说是那窘住了的司机，倒未免有点可怜，鲁迅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罢了。

“老版，《泰山》来了，去看看吧。听说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没有机会到非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点电影之类吗？”

“老版，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口琴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鲁迅说着这一类的话，常常拿珍奇的东西送给内山夫妇。他们心里正在想“是这样的吗？”他却又说：“老版，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绝不是不道德的。”

在国民政府下通缉令的时候，鲁迅也一迳是满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么一回事似的来来去去。

内山夫妇担心着，“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这么一说，他就讲——

“不，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什么通缉令啦。”

“就是说，有点找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鲁迅真是平平淡淡，满不在乎。

内山完造夫妇由此还想起鲁迅的一些趣事——

亲力亲为，无分巨细，也不骄，也不馁，对阔人是这副面孔，对穷人、村妇、小孩也是这副面孔。一九三一年，避难住在花园庄旅馆的时候，有一位叫老杨的听差，当他是老教书先生，天天围炉子谈天，叫他为自己写家书，简直不晓得他是鲁迅，这就是十足的鲁迅。

而日本青年长尾景和的叙述更是动人——

一九三〇年，我在关西大学读书时，为了将来研究中日贸易，很想熟悉一下中国的风俗习惯，就到了上海游学去了。当时住在黄陆路的花园庄。

一个晴朗的冷天，我在四川北路遇到一位向我问路的日本妇女，因为地理不熟，我正苦于无法回答，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句流畅的日语，代我回答了她。这是一位和我身材相仿，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国服装的中年绅士。迷路的女人得到完满的解答，非常高兴。我已感到这人很亲切，便行了一个礼表示敬意，当时就这样分别了。次日，在花园庄又见到了这位亲切的中国人。我说我叫长尾，并将名片递过去。他说：

“我身上没有带着名片，我叫周豫山。”因为同住一个楼内，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我又会见了周豫山。两个人很快就亲密起来了。周豫山第一次谈话时所谈的都是有关美术的事情，从凡·高、高更、米勒的画，谈到罗丹的雕刻，又从日本的水墨画谈到广重、歌麿的版画，即安藤广重、喜多川歌麿，都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版画家。我暗中估计，这一定是位美术家。

第二天的谈话，是从医学开始的。从维生素、荷尔蒙、达尔文的进化论起，一直谈到天文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灵魂不灭说，愈谈愈觉得他是博学的人。像这样学识渊博的人，我是从未见过的。在日本，我虽然也结识不少教授、博士等有名的人物，但他们对于自己业务以外的事，知道得并不比我多。直到现在我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谈得投机的人，然而和他却不可思议地很容易引起共鸣。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情投意合了。

周豫山总是很谦虚，不论谈论什么从来没有表现出知道得比人多的神气。如果他修一修面，一定是位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了不起的人，您真了不起！”他笑着说：“我吗？没什么！”每晚当我和他告别回到床上时，就揣测他一定是某某大学的教授，至于他的真正身份，我从来没有询问过。

随着我们的相识，愈来愈感到他的伟大；我想，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之中，竟会有这样的人，中国真是太伟大了！和他在一起谈话，你会感到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我丝毫觉不出，我们两个人的年纪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也无所顾忌，甚至忘掉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国籍的差别。当时正好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能够常整日长谈，常常是从早晨开始，吃过午饭之后再接着谈，晚饭后仍然继续谈，他所谈的话，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精神食粮。他说：“我们两人之间很熟悉，所以我没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意连续谈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微笑着很热心地倾听着我这样一个无名青年的谈话。他的日语造诣是极其深而博的。每当我脱口诵出《万叶集》《源氏物语》《徒然草》等的章句时，他都能很快地理解。这些词句，即使对现代的某些日本人来说，也是很费解的。可见，他的日本文学修养是比普通日本人还要高的。

我们谈话时，除了有关学问上的问题，其他问题我是向来不问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位没有家室的、“因公外出的学者”。待我们相识后的半个多月，我才知道他是偕同夫人、孩子一起到花园庄来的。他住在副楼楼梯下靠里边的一个小屋。他的房间，除了床之外，什么也没有，就是睡觉的床，也是很窄的。他狭窄的房间总是睡着小孩，平时他就坐在火盆旁边的椅子上取暖。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访问他。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出外，差不多整天坐在门口楼梯旁边和周豫山君谈话。和他谈话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

我买了一些花生围在火盆旁边剥食。他谈起了云南出产的一种什么豆，粒小味甜，谈得非常详细，等我买来栗子时，他又说天津附近良乡的栗子比其他地方的都好，就是日本的丹波栗子也赶不上。有一次我打来些老酒，他的酒量不大，稍喝一点，眼边就微红了。他说绍兴出好酒，因为那里的水性像日本云滩那里一样的好。总之，他什么都知道。我想，就是五个日本博士集合在一起，也不会知道这么许多。

像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我从四马路回来时，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和一本郁达夫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我看不大懂。我坐在平常取暖的那个地方，正要把书打开时，他走过来了，笑呵呵地坐在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我把书递过去，说：“请您看看这本书，我有很多地方读不懂，我想您是一定懂的。在日本，鲁迅也是很出名的，郁达夫就不太熟悉了。”我做出一副很懂的样子这样地评论着。当时他的面部表情是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他衔着烟卷，微微地笑了笑。于是我想，是因为我说这本书很难懂，他在笑我连这样的书都看不懂吧。或者他大概早就看过这本书了，所以笑我到现在才劝他看这本书吧！可是，紧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悄悄地对我说：“我就是鲁迅。”我当即大吃一惊。稍稍沉默了一会，他说：“我本名周树人，字豫才，笔名鲁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然后他又很感慨地告诉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我知道了我所尊敬的这个人就是鲁迅，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非常憎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逮捕这样伟大的人物呢？我马上向他致了歉意：“由于不知道您就是鲁迅先生，很失礼！为了尊敬的先生，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尽管交给我好了！”鲁迅先生很热情地紧紧握着我的手，用很轻微的声音说：“谢谢，谢谢！”

自从知道了他就是鲁迅先生之后，先生的一言一行，我都细细地加以玩味。这时，我说话的语气较以前礼貌了，可是先生却没有比周豫山的他有任何变化，反而更谦虚了。

大概是在二月上旬的事。我照样在楼梯旁的那个地方和先生一同围着火盆取暖时，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走到了我的身旁。先生说：“这是我的小孩。”我立即将他抱起，问他叫什么名字，先生说叫海婴。我说：

“海里边的樱花，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先生说：“不，是取其在上海生的婴儿的意思。”这个孩子用小手指着旁边的椅子，我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先生告诉我，这把椅子上有颗钉子露出来了。我一看，果然露出一个芝麻粒大小的钉子尖呢。这个孩子的聪明伶俐，使我惊奇不已。先生说：“我因为这孩子的神经太过敏，所以有点担心。他睡觉时，旁边稍稍有些动静，马上就会醒来。”在小孩的身后，有个端庄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先生说：“这是内人。”我点头致意寒暄。这就是我第一次所会见的许广平女士。当时先生带着苦恼的神情，亲切地对我流露过他的心情。他说：“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

记得仿佛二月中旬，先生为我写了一首义山的诗，说：“在花园庄什么也没带来，这幅写得不好，将来有机会再用鲁迅的名字写幅好一些的。”同时还送我《苦闷的象征》《彷徨》各一册。我想这一定是先生偷偷回到家里为我写的，使我深为感动。

在一个二月的雨天，我们谈了一整天。最初，我是以朋友的身份和先生结识的，现在却以学生的心情来侍奉先生了。我一边听着淅沥的雨声，一边听着先生讲述列宁、高尔基的故事。先生谈起了克扣囚粮的中国监狱，谈起了受金钱左右的审判。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先生非常愤慨。他又谈到帝国主义的末路。谈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先生是非常厌恶美国资产阶级那种奢侈生活的，对当时中国民众的贫困则嗟叹不已。他说：“只看城市的中国人，你不能了解中国人的贫困生活。到四川省更远僻一些的地方，人们都住在窑洞里，而且那窑洞是连门都没有的。”我问：“为什么连门都没有呢？”鲁迅先生叹口气，说：“洞口如果装了门，就会被强盗抱走，拿去烧火取暖。”他举出种种实例来说明贫民生活的疾苦。“他们生活的贫困，你真是难以想象！”说到这里，先生眼睛里立刻露出同情、苦闷的神情，脸上也笼罩了一层悲哀的阴影。到现在，我的眼睛里还常常浮现出先生当时的形象。

记得是旧历春分前后的事，一天下午，当我从主楼走出来时，看见两个男人在花园庄上徘徊。他们的行动很是可疑，一个人窥视着门口。我连忙跑进配楼把这情况告诉鲁迅先生，先生立刻躲到里屋。约摸过了十分钟，鲁迅先生从里屋走出来，我们两人就从窗口向外望去，看见那两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先生紧张地一句话不说，又悄悄躲到里屋去。我为了查清情况，就到主楼去，最后才把事情弄清楚，原来那两个人是因为花园庄里的一个房客要搬走，叫他们来搬东西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园里的情形，所以在那里东张西望，停留了许久。当时对鲁迅先生和我来说，这二十分钟真是特别长久，对于鲁迅先生恐怕更是令人不安吧。

天气渐渐暖和了的四月初的时候。一天，突然鲁迅先生来到我的房间，拿着一封信说：“长尾君，这封信请您代为送去”，接着拿出一张画了路线和草图的纸给我看。又说：“如果有回信请给带回。”鲁迅先生紧张的表情使我感到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于是用报纸把信包好，藏到大衣的最里层，走出了花园庄，沿着北四川路电车站走去，走到横滨桥向左拐进一条小道。那地方仿佛是在这一带，可是又不太清楚。我想到花园庄里有许多中国仆役，鲁迅先生不把这封信托付给他们，而托付给一个地理不熟的日本人，这样的信一定是很重要的。我为受到自己衷心敬重的人的这种信赖而感到满怀喜悦。

我一面想着鲁迅先生受到蒋介石这样的迫害，连日常的自由都被剥夺而气愤，一面继续寻找，结果是越发找不到目的地。当我在一条沥青小路的尽头，好容易才找到收信人住宅时，已是出了一身冷汗。这人家的红色砖墙上装有防贼的碎玻璃片，黑漆的铁门。我上前一按电铃，走出一个女人。我问她主人在不在家的时候，大约里面听到了声音，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人。我把写着收信人姓名的信递给他，他一看就点点头。等了一会，他给了我一封回信，我笑着向他说了声谢谢。

我回到了花园庄，鲁迅先生担了心吧。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着我。我把信递给鲁迅先生，先生说，“让你受累了。”这时，他平静的脸色又像平时所常见的一样了。

四月中旬，一天我正在和鲁迅先生谈天时，一楼的两个仆人来找鲁迅先生，先生跟着他们走了。我想许是什么紧急的事。约摸过了一小时，鲁迅先生重新坐到椅子上，我问：“有紧要的事吗？”先生平淡地回答道：“他们常给家乡写信，来找我代写信的。”说着燃起一支香烟。

四月末，鲁迅先生回到了北四川路的公寓。日本有句谤语：流言过不了七十五天，我想也许是风声不是那样紧了，监视得没有以前严了吧。立刻我感到花园庄寂寞了。鲁迅先生走后的一星期，先生的佣人拿着一封信来找我。原来先生以鲁迅的名字为我写了老子的话，特地送给我的。这是一幅写了一百数十字的大幅字屏。信上写道：“我的字很拙劣，笔家看了会见笑的。我也没有写过这样大幅字屏。”此外还写了和我分别后感到寂寞等的话。

五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到鲁迅先生的公寓去访问先生。鲁迅先生住的公寓靠近北四川路电车站终点，在新公园的前面。记不清是四层还是五层的建筑物，只记得是一幢四方形、惹人注意的大楼。名字好像是拉摩斯公寓。

先生的房间虽大，但好的家具摆设一样也没有。有的只是靠墙壁排列着的像书店一样多的书籍。

微微含笑的鲁迅先生出来了，他一面说：“你来了我真高兴。”一面把我引进书房里去。他身上穿着一件口袋很大的灰色毛衣，夫人从另外一间屋里端来自己煮的咖啡。鲁迅先生拿出照片来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鲁迅先生穿着中国长袍站在墓穴里，一具棺材放在他身旁的稀有的照片。我看了说：“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呀！”鲁迅先生说：“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这种照片的。世界上不论是哪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喜欢的吧。”说完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就以世界上的迷信为话题，谈了两个小时之久，我才回去。从那以后，十天过去了。

我打电话给吴淞路的裱装店，知道已经把鲁迅先生写的字屏裱装好了。于是我立刻到吴淞路去取。在回来的路上，顺便就到鲁迅先生的公寓去。鲁迅先生像素日一样穿着那件宽敞舒适的毛衣走了出来。我说：“您为我写的字已经裱成一幅立轴。现在送来给您看看。这家店里没有适合的绫子，只能裱得这样。在给任何人看之前，先请您看看。我刚从裱装店来。”鲁迅先生说：“已经裱起来了吗？特地送来给我看的吗？”说着，就自己去搬来一把椅子，把立轴挂在书房原来挂画的钉子上，然后朝后退了两三步，看着这立轴说：“字写得不好，可是裱得太好了。”我说：“您的字写得丝毫没有矫揉做作之气，所以我很喜爱，我将永远带着它。”

这天，我得到了鲁迅先生赠给的由先生编辑出版，印数有限的一册描绘俄国革命、工人、工厂等等的单色版画后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我从花园庄逛到鸭绿路。这以后我又到鲁迅先生的书斋去访问过两三次，但不记得谈的是些什么了。最后一次访问鲁迅先生的时候，是在我搬到鸭绿路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一看见鲁迅先生就说：“我决定再过一个月就回日本去了。因为这里发生了排日运动，连北四川路的文具店对我这个日本人什么都不卖了。我只有通过一个老朋友，广东人何志澄君，才买到一点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希望贸易情形好转的。”鲁迅先生说：“这真是遗憾的事，你回到日本之后，请给我写信。”我说：“您是有名的人，所以不论住到世界上的哪一处，都能很快地从报纸上知道；我是个无名的人，不论住到什么地方，您都不会知道的。十年以后，我或许能够稍稍为人知道，成了名吧，到那时为止，请以十年为期，我不给您写信，请您原谅我。这对我的心是有一种鞭策的意思。”“是的么，像你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鲁迅先生这样说着，又让我看他收藏的种种书籍，并且告诉我：“这些书是和我共过患难的。请来看看我的书架。”

在鲁迅先生这样说之前，我还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尽是木制的箱子。坚固的厚木箱叠成了书架。鲁迅先生说：“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书架，像这类的准备逃跑的书架，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这使我我很佩服。我说：“对您的迫害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日本也有特高警察和宪兵这两种可怕的东西，如果被他们盯上了，真是走投无路，那就要一生抬不起头来。”

“什么时候你再来中国啊，一定会有好日子来到的。”最后，鲁迅先生这样说着就和我分别了，而那一次竟成了永久的分别。对我来说，和鲁迅先生大约有一百数十小时的谈话。这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内山夫妇还记得鲁迅被一个日本妇人欺骗的事情：

有一次，一个妇人说是为救她被恶棍们欺侮的丈夫，来向先生求借款，先生明知自己受骗，但却一口答应，把许多钱交与那妇人带去。那个时候内山完造对他说：“为什么你不对她说明你知道受着她欺骗的情事呢？”对此，先生说：“不能够这样的，倘使此时我这样说出，她便认为我是吝惜钱，不肯周济的，并且在中国的习惯上，有钱的人遭到无钱的来诉苦求贷时，是不能予以拒绝的。她是没钱的，我是有钱的，所以我就借给她了。”

先生并且说：“她是晓得我知道受了她的骗的吧！”听到这话时，内山先生不由得脸红起来。

对某些“草根”的势利，鲁迅有时也会忍不住回击一下。某次，他穿一件破旧的衣服去理发店，理发师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个穷人，出不起大价钱，就随便给他理了一下。鲁迅从口袋里抓出大把钱给了理发师，理发师开心得不得了。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这回理发师将他视若上宾，心想此次鲁迅一定会给更多的钱，未料理完发之后，鲁迅却将铜钱数了又数，一个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鲁迅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很认真地付钱给你！”说完，不顾理发师一脸惊愕，飘然而去。

内山完造觉得鲁迅先生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实践躬行的教育家。留学东洋者多矣，独有先生一人，能驰名于世界的由来，内山完造由此一事，才知道了。

这是内山完造时常说的话——先生在病中，曾发现了：“中国人全部所患的毛病，就是马马虎虎这一个毛病。”他发现此一事同时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东瀛小岛的日本帝国，仅在半世纪之间，得以跻于世界五大强国的班内的原因就是在日本人认真肯干的一点上。”而且反复说着：“中国的这个马马虎虎的毛病，倘不救治，中国是无可救药的，若要救此毛病，只有日本人所具有的那种认真肯干的一服药，才能奏效。”他又说：“全日本人都可排斥，独那认真肯干的一服药是不可不向他购买的。”他得了这个结论后，并且说：待他的病痊愈时，当起来为此大声疾呼的。

不知不觉，将近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xZk7JeMzKqmZ8JTFx5TQHq4yy1GHRb81LuUkHanmwoymOE+6a1rOK0WhO2AWM4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