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知己

瞿秋白就义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上海《申报》等大小报刊就以显著篇幅做了报道。鲁迅和文化界所有良心尚存的人们，都极为悲痛！

这天晚上，鲁迅喝了许多酒，不断地抽着烟。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许广平想劝止他，但知道先生是在为秋白沉痛，也不好多说，只好放任他一下。这样可能会使他心里好受些。

过了一会儿，忽然看不见他了。广平很着急，四处寻找，几乎哭了。后来才发现他睡在黑黑的晒台地上，给五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广平不禁转悲为笑，鲁迅这时倒爬起身来了。他绝不是故意和广平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他是思念秋白太切，无法抑制自己悲痛已极的心情。就像秋白所说的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了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

广平听见鲁迅喃喃地念叨：“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鲁迅回到书房，仰在藤躺椅上，抽着烟，回忆起与秋白的交往，一幕幕场景像电影一般在眼前浮现——

那是一九三一年，一个五十四岁，一个三十二岁，开始了神交。十二月一日，在左联刚创刊的《十字街头》小报上，刊登了《论翻译》一文，署名J.K.。文章很长，分两期登完。半年之后，一九三二年六月也是刚创刊的《文学月报》第一卷出现了鲁迅的《论翻译——答J.K.》，两篇文章都是采取通信方式，谈的是鲁迅刚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毁灭》，令人注目的是从未谋面的两位作者竟互称“同志”。化名J.K.的瞿秋白称鲁迅为“亲爱的同志”，鲁迅则回称瞿秋白“亲爱的J.K.同志”。如瞿秋白翌年七月在《再论翻译——致鲁迅》中所说：鲁迅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鲁迅一九二七年九月到上海，一九二八年就遭到创造社、太阳社四面围攻，骂他为“封建余孽”或“没落者”，甚至为“法西斯蒂”，处于非常孤立的境遇中。鲁迅气愤至极。一九二九年春天，荆有麟到上海去看鲁迅先生，当时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鲁迅立刻兴奋了，在问明了开会的时间之后，吃过中饭，便说：

“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于是鲁迅和他的爱人许广平，还有周建人和荆有麟，一同走进创造社的楼上咖啡座去，刚巧，在屋中间摆起长台子，鲁迅就邀他们坐到长台上，而且还说任什么人来也不让。

但是，坐了整整一下午，来客川流不断，却没有说明，要长台子开会，教他们让出的话来。于是，电灯已亮，要吃饭的时光，他们才在笑声里，走出了创造社咖啡座。在归途中，鲁迅还说：

“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这时，竟然有来自左翼的人士称他为“同志”和“亲密的人”，鲁迅自然感到意外的温暖。

《再论翻译——致鲁迅》发表不几天，即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这两位亲密的同志第一次会面了。地点在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二个住处——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由英国人拉摩斯投资，一九二八年建造。占地约一千四百五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六百七十五平方米。为上海著名公寓之一。钢混结构，坐南朝北，装饰艺术派风格。平面长方形，三段式立面，竖线条构图。是有四个门楼的坚实高大的四层平顶大楼，入口门洞有券饰，二至四层均挑出阳台，花式铸铁栏杆，四层顶部设半圆券。拉毛墙面有勾缝。室内楼梯栏杆螺旋式，转角立柱雕刻精致。

对面是工部局学校，即西童公学，斜对面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陆战队医院，右侧近内山书店。鲁迅住在北四川路一九四号A3楼四室。原属内山完造的一位名叫赤喜谷久子的日本朋友所有。此人到青岛海关工作，内山完造就以自己的名义租下，门上贴着写有“内山完造”名字的纸条，让鲁迅一家居住。邻居是一个英国人，鲁迅与其素不交往。原房主一套精致的西式木制家具，廉价卖给鲁迅，依然放在房里。他那套房很别致，前边一间很宽大，是会客室兼书房，墙壁的一面全是书架。后面连着几间，是卧室、餐室、浴室等，望去很黑暗。鲁迅写作兼睡卧之处，设于临街朝北一大间。房间前面有两扇落地的门窗，门外是阳台。左首的门窗放置着鲁迅的写字台。

上午，阳光明媚，瞿秋白和杨之华相伴着来了。

一听见叩门声，许广平立即跟着鲁迅开门迎了出来。她记得一九二三年秋白刚从苏联回来，女师大请他讲演，他留着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就往上一甩，简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员。而现在站在鲁迅和她面前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的革命家和文学家，不可同日而语了。杨之华呢，比秋白低半头，一看就知是位秀气、聪颖的江南才女。俩人站在一起，确是天生的一对。

把秋白和之华让进会客室，坐在藤椅上。之华和广平坐在两旁的椅子上。还不到三岁的小海婴，不顾保姆的阻拦，也跑过来迎接客人。

广平索性拉过海婴介绍道：“这是海婴，小淘气。”

秋白站起来爱抚地摸摸海婴的头，之华弯下腰亲了海婴一下。

秋白的别名很多，在鲁迅家时称“何苦”。因此，鲁迅对海婴说：“这是何叔叔，那是何家姆妈。”

海婴听话地叫：“何叔叔，何家姆妈。”

说完，广平和之华拉着海婴到卧室去了，留下鲁迅和秋白畅谈。他俩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从日常生活、淞沪战争，到彼此的遭遇和文学界的情况等，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

为了庆祝这第一次的会见，广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秋白破例喝了一些酒，脸上泛着红晕。下午俩人放弃午睡接着谈，一直谈到夜幕降临，秋白和之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九月一日上午，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鲁迅一家三口应邀来到瞿秋白夫妇寄寓的谢澹如家回访。谢家在紫霞路六十八号，是自置的一所楼房，占地七分多，三开间三进，家里只有老母、一个孩子和几个佣工，环境相当幽静。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家具都是现成的。对面厢房是书房，秋白夫妇非常喜欢谢家的藏书。深通人情的鲁迅特地买了一盒玩具送给谢家的孩子。这是第二次会面了，谈话更加无拘无束，秋白拿出他关于文字改革的书稿，兴致勃勃地在书桌前与鲁迅交谈。这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上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的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这张桌子，随着秋白多次迁徙，最后在离开上海去苏区前，搬入大陆新村鲁迅家保存。

为了招待鲁迅一家，杨之华到饭馆叫了几个菜。但吃的时候发现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之华很内疚和不安。鲁迅却毫不在乎，仍然和秋白谈笑风生。这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从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开始，鲁迅日记中就时常出现“何家夫妇”“文尹夫妇”“何君”“维宁”“它”“宜宾”“何凝”等代表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名号”。

九月十四日，秋白夫妇再次访问鲁迅。当时鲁迅“神经痛”和“右足发肿”初愈，尚未完全康复。九月二十七日是海婴的生日，秋白夫妇于十八日赠给三岁的海婴一盒金铃子和两盒叫呱呱，同时有信致鲁迅。

十一月下旬，秋白、之华住的紫霞路出现紧急情况，必须马上转移，他们即刻想到的去处只有鲁迅家，约好分别走，在鲁迅家碰头。可惜恰逢鲁迅回北平探母病，广平接待了秋白。等了好久，之华没到，第二天还没有到。秋白着急了。请人到街头寻找，终于在马路上遇到了之华。原来之华一直东躲西藏，生怕特务还在盯梢，给秋白和鲁迅带来严重后果，只在外边兜圈子，没敢进鲁迅家。来人找到她后，因为是白天，仍不放心，请那人先走，自己继续在街上兜转。天黑下来，确信没有“尾巴”跟踪了，精疲力竭的之华才来到鲁迅家。广平赶忙让她洗漱，因鲁迅不在家，把大床让出来，让秋白和之华睡。直到十一月三十日晚，鲁迅从北平回来了，十分高兴地与秋白热谈。夜里，秋白和之华换到另外一间继续住下来。这是秋白第一次在鲁迅家避难，感触颇深，十二月七日，之华赠送广平一副面镜，秋白用毛笔书写了一首青年时代的七绝旧作赠给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诗后附一段跋文：“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向人生知己鲁迅坦露自己当时的情怀，也是对现时现地遭受压迫的写照。朝夕相处，亲如一家。海婴亲切地喊之华“何家姆妈”。十二月九日下午，秋白夫妇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套高级玩具——“积铁成象”送给海婴。

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玩具有积木，似乎众所周知，这里说赠的是“积铁成象”，好像不易理解。其实就是铁材制成的可搭成各种形象的玩具。鲁迅对它这样命名，是非常贴切的。这一盒珍贵玩具，上面有全部零件的清单，可以按件核对，以便发现临时遗忘了哪件。匣盖面呈黄色，里为白色，秋白还亲自以清晰秀丽的笔迹，按顺序写明零件的名称，各有多少种，多少件，连有多少颗螺丝、螺母都写得一清二楚，毫无遗漏。字里行间，凝集、渗透着一位革命家对待事物非常缜密细心、一丝不苟的精神。

这种“积铁”玩具，当时非常稀罕，只有舶来品。盒分大中小三种，零件多少繁简不一。秋白送的是一个中盒。其中大小轮子各有四个，长方形底座一个，长方形铁片两块，梯形铁片一块，还有许多不同形态的条、轴若干，摇把一只，还附有螺丝和卡子一小盒。零件全都漆以红绿两色，满布均匀的圆孔，以备搭积时穿固螺丝之用，所有零件都做得非常精致。匣内还附有厚厚的说明书一册，载有搭成各种器物图像若干幅，从简至繁，一一备载。简者如天平、椅子、跷跷板；繁者如火车、飞机、起重机等。海婴最喜爱搭的是起重机，搭成以后，还挂上一件物品，然后用摇把摇起，逐渐升高，十分有趣。这种玩具，不仅益智，而且因为它用铁材制成，经久耐用。秋白夫妇送的一套，售价之贵令人咋舌。使鲁迅和广平于心不忍：他们自己生活极其艰苦，却以昂贵的价格买下这套玩具送海婴。但其用心可谓深矣！当时秋白说：“将来革命成功，必有一番大规模的建设，而这些建设工作，没有人才是不行的，因此对下一代必须及早给以科学技术教育，以备将来深造之用。”言谈之间，秋白隐约透露，他们这些革命家难免有不测之遇，“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这就是他们仅有的一点愿望。

转眼间，秋白夫妇在鲁迅家里避难近一个月了，组织上决定把他们接走。十二月十一日是星期天，鲁迅夫妇准备家庭晚宴，秋白夫妇之外，还把冯雪峰和三弟周建人请来了。大家热热乎乎地吃了顿离别饭。

深夜十一时许，当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带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的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黄包车，付了车钱。往西边一看，没有人“盯梢”。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广平很客气地请他进去。

秋白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陈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陈云奇怪地问他。

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陈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陈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站在旁边的鲁迅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招呼广平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就指着鲁迅问陈云：“你们会过吗？”陈云和鲁迅对视：“没有。”秋白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陈云向鲁迅说：“这是陈同志。”“久仰得很。”陈云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他是第一次见过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从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看出，他非常担心秋白、之华和陈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问陈云：“深夜路上方便吗？”陈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鲁迅：“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棚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是哪里人，听他的说话，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的房子里，问起秋白，才知道鲁迅是绍兴人。

一会儿广平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陈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陈云带给我。”又指着陈云对鲁迅说：“或者请陈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陈云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间与广平话别，大家就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向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陈云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答应了。一会儿他们三人就出了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广平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他们下半截楼梯的时候，陈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广平还在门口目送他们，从鲁迅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看出他仍然担心秋白等的安全，秋白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就不作声地点了一点头。秋白等走下到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自从一九三二年有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秋白，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安全保护了近一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组织上决定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陈云本来还要到鲁迅家里去替秋白拿那几本书，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就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陈云第一次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了。

秋白回到暂时无事的紫霞路谢澹如家，第二天就托人给鲁迅带了平安信，并赠火腿爪一枚；鲁迅回赠文旦饴两盒。此后，两人信件往来不断。十二月二十八日，秋白写信给鲁迅，还附一首诗：

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此诗抨击当时报刊上的颓废文章，无视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为西门庆之流“说自由”。

但是，谢家很快受到警告，又不安全了。出于无奈，一九三三年二月，距离第一次避难才两个月，秋白和之华只得再去鲁迅家，并托鲁迅代找房子。鲁迅、广平像旧友重逢一般保护他们住下，丝毫不嫌麻烦。

二月十七日，恰逢萧伯纳到上海，热闹了一番。秋白在鲁迅支持下，在广平、之华收集的资料基础上，编、译、注释、加按语，辑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鲁迅为此书写了序，很快就出版了。鲁迅把全部稿费都给了秋白，还预付了之华几篇小说的翻译费，以资助秋白夫妇的生活。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鲁迅托内山完造在施高塔路东照里找到一幢里弄房子，比较清静。租定十二号仿日式的三层楼建筑的二楼南间，面积十六平方米，方形，南为四扇大窗，光线充足，北墙两头各有一门，东门为出入门，西门通厕所，东墙中央有壁炉。鲁迅两次由内山夫人陪着去看屋，六日，秋白夫妇搬去。下午，鲁迅又把内山夫人送他的一盆堇花转送给杨之华。

四月十一日，鲁迅从拉摩斯公寓搬到了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九号定居。正在秋白夫妇对面，来往更密切了。鲁迅几乎每天来看秋白夫妇，有时还带着面包店刚烤好的热烘烘的面包。秋白也常常晚间到鲁迅家去倾谈一番，总有说不完的话，不愿意离开。

无拘无束的谈话，旁若无人的大笑，臧否古今的智慧，冲破樊笼的气度……都是那样相合，秋白夫妇东照里居室的墙上贴出了鲁迅抄录给秋白的一副对联：

疑仌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疑”是由“凝”字拆解而来的。因为瞿秋白曾以“何凝”为笔名。“仌”是“冰”的古体字。洛文是鲁迅的笔名之一。

这期间，秋白写了《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中国文和中国人》和《儿时》《〈子夜〉和国货年》等十四篇杂文。其中有些是秋白提出后与鲁迅交换意见、共同确定，由秋白执笔写成，有些是略经鲁迅润色、修改的。多数由鲁迅用自己的笔名发表，并收进鲁迅自己的集子里。秋白下笔很快，住在鲁迅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至三时为休息时间，鲁迅一家为了秋白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鲁迅对这些杂文称赞道：“尖锐，明白，很有才华”，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缺点：“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有“一览无余”的感觉。两人真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刚搬到东照里十二号，秋白就对之华说，他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应鲁迅之请，编一本鲁迅的杂感集，精心写一篇序言。又说：“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又反复研究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

秋白想集中精力做这件重要的事情，但周围客杂，女房东时常来串门，只能设法“谢客”，说瞿秋白养病，关起门看书，杨之华在门口熬汤药，药味弥漫，闲人果然不再来打扰。瞿秋白花四天时间，写完了约一万七千字的流传史册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又来秋白家里时，秋白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拿给他看。鲁迅抽着烟，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头燃着青烟，快烧到手指头了，他也没有感觉到。看后说：“只觉得说得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事后，他在冯雪峰面前提起这篇序言，“很看重和赞赏”。他说：“序言的分析是对的，以前没有人这样批评过。”尤其对秋白把他骂章士钊等人的话，看成是在批评社会上某“一群人”的典型，非常感激。因为当时有些人总认为鲁迅是在对某个人发“私怨”。经过创造社、太阳社“法西斯蒂”式的围攻后，鲁迅更加感到了瞿秋白对他的温暖与亲近，虽然有些提法，他并不完全同意，也不能不极力支持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秋白把《鲁迅杂感选集》书稿交给鲁迅。鲁迅立即联系出版。四月十三日，致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中说：“序文因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本文“也须略看一回”。四月二十六日，又写信给李小峰，请李派人来取已批好的《杂感选集》书稿，信中还说：序文中“有稍激烈处，但当无妨于出版”。鲁迅精心校改书样，并叮嘱李小峰，“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七月，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了《鲁迅杂感选集》，封面和扉页上都署“何凝编录并制序”。并且特地设计了二十五开毛边本，书前还有一幅司徒乔画的鲁迅头像的速写。此书以后多次重版，影响甚广。

鲁迅请瞿秋白编选杂感集，最初主要是想借此资助秋白，使他们夫妇经济上不至于困窘，虽然明知这本杂感选集出版后，势必影响自己单行本的发行。两天后，下大雨，鲁迅冒雨把良友图书公司刚付的版税，交给秋白编辑费二百元，又给之华三十元苏联小说的翻译费。

但东照里也不安全了，女房东趁他们外出时偷偷检查过他们的房间，看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为防意外，秋白夫妇转移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冯雪峰也住在这里，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秋白在这里有时帮助通讯社审改稿件，也为党刊写文章。不到两个月，一个机关暴露，可能牵连秋白，必须在半小时内搬走。报信人说：“到周先生家里去吧！”于是冒着雨，急匆匆转移到鲁迅家住了几天。这是秋白夫妇第三次在鲁迅家避难。住了几天以后，杨之华被分配担任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夫妇俩搬到“地下”交通主任高文华家里。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深夜，又传来警报，他们再次到鲁迅家去。已是凌晨两点，鲁迅全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广平拦住要起身的鲁迅，自己起身去听动静，听出是瞿秋白的声音，这才放心地开门。秋白腋下夹着一个小包，匆匆进门。刚上楼进屋，后门又响起敲门声，广平又急忙下楼去，原来是杨之华带着高文华的女儿，一个小姑娘，也赶来了。如此惊扰鲁迅一家，秋白夫妇很过意不去，但鲁迅夫妇仍像以往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广平特意为他们端来了夜宵。几天后，高文华帮秋白夫妇在中共另一机关安排好住处，他们才离开鲁迅家。这是秋白夫妇在鲁迅家的第四次避难。

此后，鲁迅与三弟周建人、王蕴如夫妇商量，拟由周建人夫妇出面租房子，与秋白、之华夫妇住在一起。看过几处住房，之华都觉得不合适。后因秋白要去中央苏区，只得作罢。

这是何等亲密的友情，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鲁迅从回忆中醒来，又看了下秋白就义的消息和临刑前那从容自若的照片，禁不住热泪盈眶，好不容易才克制着自己，没有哭出来。

其实，鲁迅早已预见到这个结果。他给曹靖华信中连续三次谈到。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夜说：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六月十一日信中再说：

……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六月二十四日，在秋白就义五天后又说：

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 V+HtI1gEsiyyg9mxH9vltx0k62XVun2wn0eXKK/QdjUbdQecRfPHt0tC9+cgKk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