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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瞿秋白被捕之事非常重视，专门在南京召开了中央级的会议讨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据理力争，说瞿秋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主张不杀。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也坚持尽量不杀，极力劝降，对党国更为有益。
秋白被关押在三十六师时，军统人员就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前去劝降。瞿秋白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之后从事翻译或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等等。但遭到瞿秋白严词拒绝，只得再由中统出面劝降。
由于高层持不同意见，蒋介石也同意“缓杀”。得到他的准许后，陈立夫就指使中统插手劝降工作，召集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以及王思成、张冲、王杰夫、陈建中等中统智囊开会研究。根据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学识、性格、家庭状况等诸方面的特点，研究出一套劝降办法。议决派出王杰夫和陈建中负责最后的劝降工作。
王杰夫，吉林人，称得上是中共问题专家，任的就是中统“中共负责人招待所”领导，燕京大学毕业，在知识层次上算是中统的佼佼者。
陈建中原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七月被捕后，叛变，出卖组织，受到中统重用而到了南京总部。
六月初，王杰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身份与陈建中踏上长汀旅途。这两个“溶共”专家到了福州又召入了中统福州调查室的钱永键，到了厦门又召入了朱培璜，后者是中统龙岩区调查室主任，对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关押瞿秋白的长汀是相当熟悉的。途经漳州受到东路军司令蒋鼎文的迎迓，到了龙岩这去长汀的最后一站，在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的配合下安排了可以称之为“瞿秋白劝降小组”四个成员的分工：王杰夫和钱永键与瞿秋白对话，展开劝降攻势，陈建中负责与南京联络以及文件文书事宜，朱培璜为录事。
四人小组抵达三十六师师部，宋希濂亲自迎接住宿，设宴洗尘，配备人员，参与劝降一干事宜，自是不在话下。
王杰夫中统小组劝降历时六天，与瞿秋白共进行了九次谈话，七次为“劝”，两次为“审”。“劝”，是在陈设雅致的谈话室内，摆上糖食糕点，有时还备酒和酒饵，气氛和谐，像是朋友间的恳谈；“审”，则是空气严肃，按公堂法律规程进行。第九次谈话，即第二次的“审”，为“终审”。王杰夫等四人与瞿秋白交锋之前，由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引见双方。然后主要由王杰夫与瞿秋白对话。
王杰夫躬身笑言：“蒋委员长、陈部长对瞿先生的真才实学，尤其精通苏俄国情，至为爱惜。”
瞿秋白也笑笑说：“谢谢你远道来‘挽救’我，但我听不进，有负盛意，奈何！”
王杰夫答道：“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地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啊。”说着，递给秋白两封上海友人的信。
瞿秋白接过信看后说道：“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
王杰夫又微笑着说：“瞿先生是当代名人，在共产党内威信很高，声望很大。不过现在中共已临末路，瞿先生若能识时务转变方针，为国尽力，岂不为善举？”
瞿秋白对这种政治“劝说”已无兴趣，正色说道：“当前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是抗日。日寇亡我东北，现在又侵华北、胶东，你们不去抵抗，却在这里空喊为国尽力，前途何以有之？”
王杰夫也收起笑容，得意地说：“当下闽西平定，共军西窜，浙赣铁路畅通无阻，东南诸省一片升平景象……”
瞿秋白痛心地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淞沪卖国协定墨迹未干，华北、山东又危在旦夕，外患方盈，亏你们还说得出什么‘升平’……”
王杰夫深知秋白对爱侣杨之华的思念，又转为柔和地说：“少谈国事，少谈国事。你想家吗？瞿先生！”
瞿秋白反问道：“你想家吗？王先生，你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家破人亡何止千万，你的家料想也难保全。……古语云‘国破家何在！’谈家事焉能不涉国事！”
王杰夫略有愧色地说：“何必如此严声正色……京沪朋友很关心瞿先生的身体和安全。自从瞿先生被捕消息传到京沪，许多亲友，甚至许多青年为瞿先生的安全担心，有的还向‘中央’呈意见书，要求予以‘考虑的机会’……先生只要从长计议，自己也有极其光明的前途。”
瞿秋白断然言道：“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没有附带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我丧失人格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地生存！”
王杰夫又劝道：“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做公开的反共工作。瞿先生，你学识渊博，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
硬攻不成，就转向软磨，用感情、家眷、人道、人才难得，死了可惜之类感化的手段。还说可以请瞿秋白出任大学教授，或做编译工作。谈来谈去，又谈出一个“榜样”——
“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不提顾顺章倒罢，一提，瞿秋白炸了锅了，怒不可遏地吼道：“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不会做个出卖灵魂的人！”
王杰夫倒不发怒，假装惋惜地说：“你才三十几岁，就这样顽固，不愿活下去吗？老实告诉你，这次共军西窜途中，中共大部委员均已被捕，他们的地位不比你重要，但已认清大势，一一投降了，你何必这么顽固呢？”
瞿秋白慷慨地说：“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它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哉！”
这就等于“封门”。你王杰夫不必再费心劝降，“我瞿秋白”已决心一死殉“道”。不必再交谈了。这一天，也就是“中统特派劝降小组”费力工作的第六天——最后一天，在三十六师师部花厅——这本是生徒们向龙山书院主人执弟子礼的、满溢琅琅读书声的地方，成为最后一次审讯的公堂。一切已经透亮，“没有什么考虑的了”。瞿秋白在审讯笔录上签字并钤押指印。
这天是六月十四日，所谓“劝降”到此结束。晚上，不甘失败的王杰夫，又来到秋白囚室作最后的劝告，但也遭到秋白最后的拒绝。第二天，即六月十五日，乘兴而来的王杰夫劝降小组败兴而归。
临走时，宋希濂等为王杰夫等饯行。席间，王杰夫哀叹道：“我们不能做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
宋希濂也叹息说：“我们做了不知多少倍的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做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很同情他。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代？”
同日，秋白坚决要求看报，于是在卫兵押送下到师部“新生活俱乐部”读报。这是秋白最后一次通过报纸与中国和世界接触了。他从报纸上获悉国民党的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六月九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并从报纸文章中看出“日方对于瞿秋白久系囹圄而不处死的事，甚为注意”。更坚定了一死殉“道”的决心。
看报当中，再次见到了记者李克长，稍作寒暄。六月十六日，平静无事。
六月十七日，秋白本人若无其事，异常淡定，三十六师却紧张到极点，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电令六月二日已到，因陈立夫派王杰夫劝降，被一再推延。
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
出乎他意料的是，六月十六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
根据委员长的命令，宋希濂作出如下安排：第一，明天（十七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十八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十八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
布置后，宋希濂问道：“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有陈军医没有做出反应。
已到了不能再延迟的时刻，中午，师参谋长向贤矩随陈军医来到秋白囚室。秋白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
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面不改色，毫不迟疑地笑道：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性格。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说着，就去桌上取酒。
向贤矩面对这位千古难逢的风云人物，自惭形秽，感到自己虽为师参谋长，对于瞿秋白这种人物也难以应付。
他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特别是《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
当夜，秋白一生最后的一夜，他做了一个梦——“月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