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年轻的李世民经受了血与火的庄严洗礼和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太宗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当时，灾荒连年，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唐太宗作为新的统治者，用什么思想指导治理国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唐太宗深刻总结了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教训，提出了著名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观点。在这种爱民、惠民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人民衣食有余的方针政策。
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
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他尽量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也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避免劳民伤财。他全面推行均田制，招抚流离失所的逃亡农民，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一再缩减囿苑占地面积，以增加农民耕地。隋朝曾在洛阳建过一座方圆120多里的上林苑，唐太宗即位后，下令改为农田。贞观十一年（637），洛阳遭受了水灾，唐太宗又将明德宫的花圃及飞山宫的囿苑分给了洛阳附近的受灾百姓。由于均田制得到贯彻、推行，贞观年间的农民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本来患有“气疾”，住房地势偏低，夏季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他重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这些，为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创造了条件。皇帝以身作则、勤俭治国的精神，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唐太宗还尽量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出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唐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唐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唐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的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为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发生自然灾害，唐太宗总要下令减免租赋。贞观二年（628），关内发生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卖儿卖女。太宗闻讯后，立即下令用自己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因此深得民心。
由于唐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盛世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画像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为美谈。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明辨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劫、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的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入军队，魏徵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唐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徵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说的：“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唐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唐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帝王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也。”魏征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顾。而唐太宗认为，魏徵“每犯颜进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能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唐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叛事”制度。所谓“五花叛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贞观初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断发动南侵，极大威胁了唐朝北疆的安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对外关系策略，他一方面采取克制态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坚决反击突厥。他亲自训练精锐，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贞观三年（629），大将李靖等分道出击东突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都是后话。但从此以后，唐北部边疆五十年太平无事。
贞观九年（635），唐太宗又先后平定了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与西方往来的商路，增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唐太宗很少先动干戈。修好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赢得了“天可汗”的美誉。
唐太宗虽然是凭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视思想教化，积极提倡儒学，大力兴办学校，组织人力编修史书。早期，他就组织了“文学馆”，网罗了十八学士在自己周围，作为“智囊团”。即位以后，唐太宗又设立了“弘文馆”以管理学校、著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贞观时期，科举制也有了新发展，各科目争奇斗艳。而进士科考试要试策论和经史，不仅提高了此科的地位，还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上述措施，直接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此外，他审立法令，反对严刑峻法，要求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认为“法令数变，则吏得为奸”，会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登上王位的20多年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这就是历史上受人推崇的“贞观之治”。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局面不见了，现在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的升平气象。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终因积劳成疾，刚刚51岁就与世长辞了。虽然他做了20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举，但纵观他的一生，仍然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贞观之治”一起，被人们世代传颂。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从少年时代起，亲眼看到了强盛无比的隋王朝被隋炀帝的暴政迅速推上灭亡之路的过程，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着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从某种意义上他却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兄弟。玄武门之变改变了他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因为当时的唐朝确实需要一个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成为历史的事情只有靠我们去猜测了。
魏徵（580—643）是唐朝政治家、文学家。字玄成，巨鹿（今属河北）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属河南）。
魏徵少年时就成了孤儿，家道贫寒，出家当了道士。隋乱，魏徵投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授秘书丞，但都没有取得李密的信任，曾被窦建德所俘，建德兵败后，入唐为太子洗马。
太宗即位，魏徵擢谏议大夫，封臣鹿县男。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观三年（629），以秘书监参与朝政。不久又进侍中，封郑国公。死后被封为文贞，为贞观年间著名诤臣。
魏徵像
魏徵曾主持《隋书》《群书治要》的编撰，《隋书》序论与《梁书》《齐书》《陈书》诸总论皆出其手。他的文章虽为骈偶之体，但是不拘于声律，不事雕琢，不尚用典。所为奏疏，词旨剀切畅达，析理简要深刻。《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为传世名作。其诗多为颂功祀神的作品。但五古《述怀》一篇，意气慷慨，格调不凡。
唐代宫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