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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小谈

我没有研究过有关语言的科学,只是根据我自己运用语言的经验漫谈一下。

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地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做到以下的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或者“说得技术”。写文章和说话一样,只是把“说”变成“写”,在接受者方面只是把“听”变成“读”或“看”。写文章比说话容易一点,因为话需要接着说,如果每说一句话的中间隔五分钟,那任你怎样说得通、说得好也没人听;而写文章就活动得多——写了上一句想不好下一句,隔一天再写也没有关系。比方这段文章究竟写了几天,你们是不会看出来的。

“文法”是研究语言通不通的规律的。“修辞学”是研究语言好不好的规律的。这两种学问,对运用语言很有帮助,应该学习。可是这种学问只是语言的解剖学,光从那里边学不到语言。比方学骑自行车的人,懂得车子的构造要比不懂好得多——因为更容易掌握车子的规律;可是光懂得车子的构造而没有练习过骑,骑上去仍然会摔倒。

那么学语言究竟应该从哪里学呢?应该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学。见的人多就听的话多。广大群众就是话海,其中有很多的天才和专业家(即以说话为业务的人),他们每天每时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我们只要每天在这些人群中生活,那些好话和那些好的说话风度、气魄就会填满我们的记忆。

学语言不能只凭记录,因为不论说话和作文,要是查着记录来拼凑语言,那只能证明他的语言还没有学到足够应用的程度。有些人在作文的时候,想起一句好话来,即使不太合适,也想转弯抹角把它用上去,那也是因为语言不够丰富的缘故。比方好衣服不太多的人,过中秋节也就穿起漂亮的棉袍子来,如果他有漂亮的夹袍便不至于那样子。曾记得有一篇讽刺说快板公式化的相声,一开始是一个人打着竹板说:“打竹板,迈大步,前行来在棺材铺……”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说:“我不开棺材铺!”他说:“你开一个好不好?”另一个说:“我开的是估衣铺!”他说:“你最好还是开个棺材铺,我没有估衣铺的词儿!”我们学语言一定要学到见景生情,要甚有甚,不应该像他那样会说棺材铺不会说估衣铺——自然更不应该强拿棺材铺的词儿到估衣铺门前去说。

要说到那样程度是不是太难呢?要是在师资缺乏的条件下从头学起,自然很难,好在我们既不是从头学起,师资又不缺乏,所以不见得太难。每个人都是不到一周岁就开始学说话的,学到会写文章的时候,起码也已经学过十几年了;只要长期泡在广大群众的话海里继续学下去,到处都不愁没老师。

不过我们这些老师既没有收我们的学费,也没有拿教育部门的薪金,所以对我们不负直接教好的责任,这个责任还得由我们自己负。他们每天每时说的话,也有生动活泼的,也有庄严有力的,也有锋利尖刻的,也有诙谐有趣的……可是也有千篇一律的,也有丢三落四的,也有枯涩呆板的,也有油腔滑调的……他们只是按他们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来说话,并不是为了教育我们;要学什么不学什么,还得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用现成话说也叫“批判地接受”——其选择的标准仍是看它能否传达我们的思想感情,能否传达得使人听得懂,愿意听——或看得懂,愿意看。

写文章既然比说话容易(不受时间限制),那就应该要求比说话说得更好——也就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加工。一番话从哪里说起,说到哪里为止,应该以说得最少又说得最周全为标准。在用口说的时候,开始考虑合乎那个标准了,说到半当腰纵然发现有更合乎那个标准的说法,也无法更改,因为说出那一半追不回来了,想再加工也误了;而作文则可以废了重来。既有那条件,那就一定废了重来一下。在说话时候多说了个“这个”想要去掉,只能声明不算数,可是当你一声明,除没有把已说出去的“这个”去掉,反而多了个“不算数”,就显得更拉杂;而写文章的时候,尽可以轻轻圈了它。不要心疼好词句,不论好到什么程度的词和句,只要是多余的都得圈了——既没有穿西服,就不要结领带;既穿了西服,外边就不要再加马褂。把拉拉杂杂的部分去完了,文章才能干净。同样,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条件下,说话办不到的加工,作文都要办到——从一词一句以至章节结构。写了不适当的可以换成适当的;写了拙笨的可以换成巧妙的;写得臃肿了,可以删得玲珑一点;写得干枯了,可以添得丰润一点……总之:能加工尽管加工,直加到再不能加为止。

从群众的话海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再经过我们充分的加工,把我们的语言锻炼得要说什么就能恰如其分地把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能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我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此外,书本上的语言,是别人从群众中取材和加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学习语言时候的重要参考资料。 2XH8agDzIKqzVnSUsM8qlSVHHV07iQaRHGE/w4jh3AC39HcwRvMglLpg5i3tpZok



北京人写什么?

我回国以后,本会要我来讲“苏联近况”,我想这个题目以后是有机会讲的,今天却想谈一谈“北京人写什么”,因为我回北京以后,遇到本会小说组的同志们,曾谈到这个问题,以为老解放区作者下过厂,到过农村,有东西可写;北京人没到过农村,没下过厂,写什么好呢?

其实北京解放以来,十个多月的时间是有不少的变化的,这种变化有时倒不是老解放区的人所能了解的,因此北京人能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老解放区的人所能写出来的。我以为北京人写东西倒不必非写老解放区和农村不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有社会性的,北京人脱离不开北京这个圈子。所谓北京人,不是在北京从小长大,就是在北京已经住了相当的时期,他们不一定是工农出身,但对北京的社会却能各自了解其一部分。这就要说到立场问题了:不论是什么阶级出身,只要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着眼,都可以写作,而且不论你写什么阶级也可以,材料是很丰富的。立场两字也不是多么神秘的,立场就是全看你为哪种人打算,如果为大多数人打算,眼光常放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就是大众立场。共产党的领袖马、恩、列、斯,以出身论,都不是无产阶级,而且当时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就没有研究学问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也有出身于地主、富农阶级的,后来肯替大多数人打算,不就成了共产党员了吗?若不是只为个人利益打算,那么什么材料给我们,也是有用的。

北京解放后,领导上指示我们:要把这一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这一点就是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如果你不站在大众的立场,你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消费城变为生产城是有重大意义的:北京城内是消费专家集中的地方,以前的代表人物是满清的王爷,可是自从皇帝垮台以后,他们的气派渐渐小起来,摇摇摆摆遛鸟的也渐渐不存在了,可是另外有一种老爷又来了:乡下的地主,刮地皮刮得乡村供不起他的消费了,就搬进北京城来,置些房产,盖个花园。军阀政客们下了野,也拿着民脂民膏盖房子买别墅,都以老爷的姿态来出现。有了“老爷”就少不了有“太太”,也少不得有一帮捧老爷的人们,如姑爷、舅爷、表舅爷等一大串——就像《红楼梦》里小红嘴里说的那一些人,姑奶奶、舅奶奶也来了。更有一批侍候这些爷们的人,家里的厨子、老妈子、丫头等男女仆人,外边如旅馆、饭店、舞场、澡堂、古董店等,都专供爷们的享受,许多店铺为了招徕老爷,也都添上洋这个,洋那个,于是老爷家的设备也都洋起来。不但老爷太太们享受,附庸于老爷太太的也都要享受,整个社会都在供养他们,构成这么一个消费城市。这些人也不能说他都不劳动,特别是供应他们衣食煤水车马的干粗活的,每天也是忙得要死,可惜他们的劳动只是侍候少数享福人,没有生产意义。所以这一个城,除了三十多万产业工人以外,劳动者固然还不少,可不能算是生产者。好了,帝国主义的洋货,也就乘虚而入,来给老爷们凑趣,日子久了,弄得北京顾不住北京,非仰仗帝国主义不可。这也就是领导上要我们把这消费城变为生产城的原因。

北京解放后,十个多月来的变化很大,外来的人对这变化观察不大清楚,北京人可是一桩桩一件件都很清楚,那么只要换一换立场——不为少数老爷们打算,而为劳苦大众打算,那么各个阶级在这变化中的材料,都是很丰富的。比方拿舞场或商店来说吧,舞场生意不好了,首饰店洋货店纷纷转业了,旅店也萧条了,寻找它的原因就是好材料。这还不过是本人肤浅的观察,如果老北京从你熟悉的人中加以细心体察,什么人进步,哪些人没有进步,像以前大家庭的人,或借着国民党的人情而做事的人,现在有的进了南下工作团,或是参加生产工作,有的却还在卖自己家中的古玩、字画、皮货,卖掉了改卖落花生、白薯,可是渐渐地也会走上生产的。再如算卦的,没有人去问祸福也会转业的,都是环境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消费生活,而投入生产部门(王爷、老爷转入生产的也不少),反正这些人谁是主动的,谁就是觉悟的,有便宜的;被动的就是落后的,吃亏的,你身边周围有这么多的模型例子,假如去仔细访问一下,就能得到不少转变过程的材料。

以上所说材料,只要你的立场和观点正确,这些材料写出来都有助于革命,在未熟悉工农生活以前,不一定非写工农不可。我们党员中也有好多是少爷出身的,他的材料就比我们丰富。我写《李家庄的变迁》时写过两种人,一种是半流氓半老爷式的,一种是过去的知识分子,走老爷路线的,当时材料就比较枯窘,因为我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写那个参谋长,也只因为我替他当过两星期的差,温过水,端过洗脸盆,才多少有些材料。你们如果对某人有十年八年的经验,那么写出来的题材自然就丰富得多了。所以不管你写劳苦大众也好,写消费者也好,写少爷也好,只要把十个多月来的社会转变经验写出,能够给北京人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便是很大的贡献。

其次讲到改变立场和观点,这一点比较难一些,可是还是那句话,就看你肯不肯把大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了。消费城变为生产城以后,也许你自己的生活首先受到一种约束,比方你从前住过北京饭店,那里设备俱全,很多事用不着你自己动手,现在你却住在一间小房里,没有各种设备,没有人侍候你,也许生出如今不如从前的心理,可是这种心理不是为了大众打算,还是你立场不明确,反过来你要肯为大众打算,就不会这样想了。工农大众就从不这样想,他们连床铺、火炉都许不全,可是他们为了将来北京每个人都能享受好的设备,有好的生活,他们就觉得特别有劲了。希望大家真正来为现在的大多数群众打算,不要只计较个人的享受。

在消费层中生活过的人,很容易发生今不如昔的牢骚,但是只要认识肯劳动的总比不劳动的好,认识过去的享受是对不起劳动者的寄生生活,也就成了。转变立场和观点全在乎个人设身处地,平心静气地为群众打一下算盘。

改变立场也并非说到就可办到,也不一定非先读完马列主义理论不可。不过过去如果是知识分子,最好先改造历史的观点——可先参看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另外还可以参看《人民文艺丛书》,那些作品内容丰富,作者都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写群众,我们写小资产阶级的转变,最好用为参考,拿来研究北京的事。

老解放区的写作同志们,有时候自以为理论立场都够正确的了,但有时经政治修养比自己高的人一看,还有好多应该改正的地方,可见为群众打算也不是件容易事,自以为对也不见得就真对,总要虚心接受批评。过去所谓文人自尊心应该适当地和主观主义区别一下,不要把固执错误也算成自尊。这一点老解放区同志们,一般是已经克服了的。

最后我谈谈处理旧材料的问题:有人问:“是否也可以写过去的材料”,我想北京解放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过去的历史也不会造成今天应有的转变,从若干年前写起,联系到现在,不但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也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写出转变来。 2XH8agDzIKqzVnSUsM8qlSVHHV07iQaRHGE/w4jh3AC39HcwRvMglLpg5i3tpZ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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