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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研究过有关语言的科学，只是根据我自己运用语言的经验漫谈一下。
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地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做到以下的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或者“说得技术”。写文章和说话一样，只是把“说”变成“写”，在接受者方面只是把“听”变成“读”或“看”。写文章比说话容易一点，因为话需要接着说，如果每说一句话的中间隔五分钟，那任你怎样说得通、说得好也没人听；而写文章就活动得多——写了上一句想不好下一句，隔一天再写也没有关系。比方这段文章究竟写了几天，你们是不会看出来的。
“文法”是研究语言通不通的规律的。“修辞学”是研究语言好不好的规律的。这两种学问，对运用语言很有帮助，应该学习。可是这种学问只是语言的解剖学，光从那里边学不到语言。比方学骑自行车的人，懂得车子的构造要比不懂好得多——因为更容易掌握车子的规律；可是光懂得车子的构造而没有练习过骑，骑上去仍然会摔倒。
那么学语言究竟应该从哪里学呢？应该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学。见的人多就听的话多。广大群众就是话海，其中有很多的天才和专业家（即以说话为业务的人），他们每天每时都说着能为我们所欣赏的话。我们只要每天在这些人群中生活，那些好话和那些好的说话风度、气魄就会填满我们的记忆。
学语言不能只凭记录，因为不论说话和作文，要是查着记录来拼凑语言，那只能证明他的语言还没有学到足够应用的程度。有些人在作文的时候，想起一句好话来，即使不太合适，也想转弯抹角把它用上去，那也是因为语言不够丰富的缘故。比方好衣服不太多的人，过中秋节也就穿起漂亮的棉袍子来，如果他有漂亮的夹袍便不至于那样子。曾记得有一篇讽刺说快板公式化的相声，一开始是一个人打着竹板说：“打竹板，迈大步，前行来在棺材铺……”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说：“我不开棺材铺！”他说：“你开一个好不好？”另一个说：“我开的是估衣铺！”他说：“你最好还是开个棺材铺，我没有估衣铺的词儿！”我们学语言一定要学到见景生情，要甚有甚，不应该像他那样会说棺材铺不会说估衣铺——自然更不应该强拿棺材铺的词儿到估衣铺门前去说。
要说到那样程度是不是太难呢？要是在师资缺乏的条件下从头学起，自然很难，好在我们既不是从头学起，师资又不缺乏，所以不见得太难。每个人都是不到一周岁就开始学说话的，学到会写文章的时候，起码也已经学过十几年了；只要长期泡在广大群众的话海里继续学下去，到处都不愁没老师。
不过我们这些老师既没有收我们的学费，也没有拿教育部门的薪金，所以对我们不负直接教好的责任，这个责任还得由我们自己负。他们每天每时说的话，也有生动活泼的，也有庄严有力的，也有锋利尖刻的，也有诙谐有趣的……可是也有千篇一律的，也有丢三落四的，也有枯涩呆板的，也有油腔滑调的……他们只是按他们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来说话，并不是为了教育我们；要学什么不学什么，还得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用现成话说也叫“批判地接受”——其选择的标准仍是看它能否传达我们的思想感情，能否传达得使人听得懂，愿意听——或看得懂，愿意看。
写文章既然比说话容易（不受时间限制），那就应该要求比说话说得更好——也就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加工。一番话从哪里说起，说到哪里为止，应该以说得最少又说得最周全为标准。在用口说的时候，开始考虑合乎那个标准了，说到半当腰纵然发现有更合乎那个标准的说法，也无法更改，因为说出那一半追不回来了，想再加工也误了；而作文则可以废了重来。既有那条件，那就一定废了重来一下。在说话时候多说了个“这个”想要去掉，只能声明不算数，可是当你一声明，除没有把已说出去的“这个”去掉，反而多了个“不算数”，就显得更拉杂；而写文章的时候，尽可以轻轻圈了它。不要心疼好词句，不论好到什么程度的词和句，只要是多余的都得圈了——既没有穿西服，就不要结领带；既穿了西服，外边就不要再加马褂。把拉拉杂杂的部分去完了，文章才能干净。同样，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条件下，说话办不到的加工，作文都要办到——从一词一句以至章节结构。写了不适当的可以换成适当的；写了拙笨的可以换成巧妙的；写得臃肿了，可以删得玲珑一点；写得干枯了，可以添得丰润一点……总之：能加工尽管加工，直加到再不能加为止。
从群众的话海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再经过我们充分的加工，把我们的语言锻炼得要说什么就能恰如其分地把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能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我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此外，书本上的语言，是别人从群众中取材和加工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学习语言时候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