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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纲进士及第，升官从九品承务郎，担任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州学教授。当时李夔已经致仕退休，“归居于梁溪锡山之傍，日以文字为娱，澹如也”。李纲“以远亲庭”，申请改任镇江府（今属江苏省）府学教授。李夔任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官，“就养子舍，与宾客过从，尽登临之适，优游自得，不复以世事介意”，父子共度了一段温馨和惬意的时光。
李纲有诗记录说：“薄宦便甘旨，两载官南徐。江山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昆弟尽在傍，承颜欢有余。”
“南徐”，镇江之别名。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李纲被召回开封，三省通过御史台由监察御史主持的察院审察，“除行国子（监）正”。十二月，他受宋徽宗召见，“对便殿，除尚书考功员外郎”
。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李纲请假，前往湖州（别名霅川）
省亲。时李夔改提举醴泉观的闲职，李纲得此讯，非常高兴，写诗赠李经和李纶说：“思亲动归兴，谒告之东吴。晓出通津门，轻舠泛汴渠。莺花巳烂漫，榆柳正扶疏。去去指苕霅，行行远神都。中途闻吉语，动色观除书。天子隆孝治，朝廷优老儒。犬马志欲养，获此伸区区。丘山恩施重，蝼蚁轻捐躯。寓书东飞鸿，早早达吾庐。季也在亲侧，援琴方舞雩。聆音想慰怿，具驾无踟蹰。”
九月，李纲回到京都，中途就接到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的新命。中国古代开明的、正派的台谏政治强调对皇帝谏诤，强调纠劾官场腐恶，事实上是对皇帝最高权力有所制约，在舆论监督权力，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儿可贵的民主因素。李纲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当然有皇权思想。他说，“予尘忝时，蒙特旨改官，与学官差遣，皆优恩也”。“予蒙擢用，每赐对，上必询及亲老。其后备员宪台，以职事进对。时亲蒙恩提举醴泉观，亦以是日朝见。上顾予曰：‘卿父子同日造朝，搢绅荣事。’”李纲仕途的平步青云，确是宋徽宗的“优恩”。“天子亲识擢，屡对云龙庭。玉音每褒谕，必及吾亲宁”，“君恩太山重，欲报鸿毛轻”
，“丘山恩施重，蝼蚁轻捐躯”等诗句，都反映他真挚地渴望回报皇恩。
李纲的仕历与宗泽不同，他经宋徽宗“识擢”，很快进入中央朝廷，对朝政自然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在他看来，当上御史，自然有了一个回报皇恩的机遇，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的。
在此必须简单地谈点儿宋徽宗朝的政治。宋徽宗是中国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在艺术方面是绝顶的聪明，但又是一个昏庸，甚至是昏聩而荒淫的皇帝。他先立长子赵桓为皇太子，却又喜爱三子郓王赵楷，企图废掉太子。竟命令比赵楷大四十七岁的宦官童贯，大二十四岁的大臣、蔡京长子蔡攸，“结郓邸为兄弟”
。这按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标准，岂非是一件咄咄怪事，说他昏聩，就并不为过。除了各种艺术之外，宋徽宗酷嗜女色和道教。他大大扩充后宫，“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
。宫女辈的“畀位号”和进位号，当然都须相应提高待遇，而大增宫廷开支。上万宫女，尚不能使宋徽宗餍足，“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
。当时皇帝幸妓院，倒不会得梅毒或艾滋病，然而按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标准，岂非又是咄咄荒唐事。
大臣孙傅后来评论说：“祖宗法惠民，熙丰（熙宁、元丰）法惠国，崇观（崇宁、大观）法惠奸。”
所谓“惠民”则未必，所谓“惠国”和“惠奸”，则反映了部分重要史实。北宋立国后，国家和宫廷财政向来是分开的，国家财政在大部分时间内捉襟见肘，而由皇帝动用内库补贴。但到了宋徽宗时，由于其侈心不断膨胀，宦官和奸臣百般逢迎，并从中渔利，浩大的宫廷开支不断增长，就反而需要从国家财政中挖出一部分，以各种名义补贴宫廷开支，其结果则无非是大力加强对百姓的搜刮，民怨沸腾，民不堪命。
北宋帝国恰似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其梁柱已被白蚁蛀蚀一空，故根本无法经受暴风骤雨的袭击。其白蚁即是腐败，而滋生白蚁的温床就是专制政体自身。后来朱熹感慨地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
他只是从当时的政治措置而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国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体制，当贪腐积累到极致，必然会从量变转向质变，国势如同到了雪崩的尽头，不偾不止，就是“有伊、吕之才”，“也不可转”。何况宋徽宗及一大帮奸佞，又将国势错认为是醉生梦死般及时行乐、恣意享受的大好时机，“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
的盛世。
李纲上任一月之内，就论奏了两件弊政：一是“内侍建节”，二是“宰相任用堂后官”
。所谓“建节”，就是升任节度使。按宋朝“故事，内臣不拜节度使”，不能居高官，蔡京“谓降旨有边功者，毋用故事，盖为（童）贯地”
。接着大观时，“内侍杨戬提举后苑作有劳”，宋徽宗打算“除节度使”，宰相张商英反对。但到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五月，宋徽宗竟以“赏制乐、传宣之劳”，再次违背宋朝看得很重的祖宗之法，将杨戬升此高官。
李纲出面反对“内侍建节”，当然是直接针对宦官的恶势力。另据邵才回忆说：
旋居柏台。冠豸所触，有泚奸回。院曰文思，珰侍所莅。市物于民，不偿其费。公怒究之，请得考治。罪状著明，乞不以赦。天子则嘉，权臣是怒。
柏台为御史台别名。李纲弹击文思院的作恶宦官，“权臣是怒”。时任宰相的是蔡京与何执中，史称“执中与蔡京并相，凡营立，皆预议，略无所建明”，无非充当助手和摆设。
堂后官是宰相政事堂的吏胥，为宋朝最高级别之吏，时常以官充此吏职，又称堂吏。史称蔡京“姑息堂吏，盘根错节，牢不可破”
。按照制度，“堂吏官止朝请郎”，到蔡京任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议己，遂许至中奉大夫。宣和间，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余人”
。蔡京纵容和笼络堂后官，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相权，后来王黼任相，为了显示一反蔡京所为，将“汰堂吏”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新政。
李纲批评“宰相任用堂后官”，又是直接针对奸相蔡京。
此外，殿中侍御史的重要职责，是“以仪法纠百官之失”，“弹其失仪者”
。当时有“从官入朝”，李纲“以笏击其下”属，
显然是履行“弹其失仪”。以上三件事激怒了蔡京和众宦官，深感来者不善。宋制，作为“天子耳目之官”
，“台官必由中旨”
，即由皇帝亲自任免，宋徽宗显然对自己新命的这个台官也感觉不快。李纲在御史台“才一月”，十一月，“除尚书比部员外郎”
。宋时，皇帝对不称心的台谏官可以有多种罢免方式，如贬斥、降官、外任等，李纲只是调离御史台，留在朝廷继续任官，算是最轻、最温和的一种处分，目的无非是封其口，缄其言。这表明宋徽宗还是手下留情，对李纲至少仍有好感。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李纲升正九品承事郎。比部隶属刑部，其职能类似于今审计司，郎中类似于今司长，而李纲的差遣员外郎类似于副司长。他仍然利用“轮对”皇帝的机遇，上了五份奏事札子。他所强调的重点：一是“方今国家用度之广，官吏廪禄之多，倍蓰于前，则讲求理财之术，诚为先务”，但“先王必以轻赋薄敛为贵者”，“财非义无以理之”；二是强调“进用人材，必以激励士风为先务”，须进用忠实、惇朴、静退之士。
李纲此时懂得，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就必须尽量使用温和的语言，但其意自明。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李纲充任礼部贡院参详官，贡院负责科举考试事宜。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四月，李纲接受宋徽宗“召对”，五月，任太常少卿，为太常寺副长官，掌管礼仪、音乐等事务。八月，改任起居郎，十二月，又兼国史院编修官。
起居郎隶属中枢机构三省之一的门下省，“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
，“号为要地，前后达者，皆由此途”
，号称“小侍从”
。宋徽宗特命一个正九品官任此差遣，当然是表现了皇帝对李纲的器重和提拔。次年春，李纲又同知贡举，
临时出任省试和殿试考官。
但是，时年三十七岁的李纲，面对恶浊日甚的朝政，却更加忧心。当时道士林灵素权势烜赫，撰符书“《神霄箓》，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庐拜受”，只有李纲等三人“移疾不行”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五月，开封城“雨数日如倾”，“水骤高十余丈，犯都城，自西北牟驼冈连万胜门外马监，居民尽没。前数日，城中井皆浑，宣和殿后井水溢”。“水已破汴堤，诸内侍以役夫担草运土障之，不能御”。“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坏藉田亲耕之稼。水至溢猛，直冒安上、南熏门，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将溢，于是募人决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平”。宋徽宗也为之“忧甚”。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流传着迷信的所谓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间有失政，上苍必然显示各种灾异，向君主表示谴责。当年正月，正好任命新相太宰余深和少宰王黼。蔡京以太师身份，“三日一至都堂视事”
，其实权势已衰。余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深为首”
，但宋徽宗并不喜欢。唯有王黼结托宦官梁师成，“父事梁师成，称‘恩府先生’”
，权势日盛。李纲感觉奇怪的，是百官噤默，居然没有一人出面，因特大水灾而痛陈时弊。“大臣以将顺为任职，而不肯谏；小臣以畏缩为得计，而不敢言；侍从之列，怀荣宠而谋身；台谏之臣，举细故以塞责”
。于是他只得单独挺身而出，上奏说：
此诚陛下寅畏天戒，博询众谋之时；而群臣竭（智）效力，捐躯报国之秋也。累日以来，倾耳以听，缺然未闻，臣窃怪之。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御，必有消弭之策。……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亲加识擢，得侍清光，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辄有己见急切利害，事须面奏。伏望圣慈降旨閤门，许臣来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几得尽狂瞽，仰裨圣虑之万一。
李纲此奏还只是请求“面奏”。不料宋徽宗为此很不高兴，六月“十四日，
崇政殿侍立，得閤门传旨”，命令李纲“先退”。前面说过，身为起居郎，本应“御殿则侍立”，而皇帝命令“先退”，自然使他“惶惧战栗，居家待罪，不敢供职”。既然皇帝不愿他面对，李纲就乾脆书面上奏，“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折其势，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隐，五曰省烦费，六曰广储蓄”。前三条都是谈如何治水，第四条建议：“愿诏诸路，应被灾伤地分，今年秋租并与蠲免。水过之后，安集民居，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第五条说：“州县萧条，帑廪匮乏，迨今未复。今畿甸旁近，又有积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愿陛下断自宸衷，凡营缮工役，花石纲运，有可省者，权令减罢。”第六条说：“祖宗以来，旧有封桩米斛以千万计，所以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来，工役寖多，仰食者众，岁以侵耗，遂致殚竭。今国计所仰者，独东南六路转输岁额耳。假使一方水旱，岁额不登，将何以自给？静以思之，可为寒心。臣愚愿陛下明诏有司，裁蚕食者。幸岁丰登，自朝廷多降籴本，委强干官吏，广行收籴，别项上供，以充封桩之数。岁岁如此，及祖宗旧额而后止。此朝廷之所优为，何不留意，而独为懔懔也！”李纲特别在此奏之后，另加“贴黄二”，强调说：
臣区区之诚，以谓暴水之灾，理不虚发。在廷之臣，瘖默取容，无肯奏知陛下，以克谨天地告诫之意者，不胜愤懑。尝罄狂愚，冒渎圣听。今又不能自已，辄复妄发。伏望陛下察臣之意，少赐宽假，无使忠义之士，钳口结舌，视臣为戒，天下不胜幸甚。
应当承认，李纲限于当时的情势，不可能痛陈时弊，将自己所知而想说的问题，和盘托出，但对各级官员搜刮百姓，皇帝“营缮工役，花石纲运”，耗竭国库，根本没有钱粮贮备的情况，仍提出切实的建议。在此可以援引七年之后，对宋徽宗上直言的“封事”，以及其他的议论。
臣昨于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变故，尝具状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徕谠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区区之意，实有所怀，以谓阴气太盛，则恐有盗贼猖獗，夷狄凭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见，难于显言，故欲面奏。
这是他忧心国事，必欲面奏的初衷。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他后来说：
比年以来，搬运花石，舳舻相衔，营缮宫室，斧斤不辍，制造器用，务极奢巧，赐予之费，靡有纪极，燕游之娱，倍于曩时。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蠧耗邦财，斩刈民力，积以岁时，驯致今日之患。
比年以来，用度既广，取于民者，常赋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则有和买，有预买，有泛买，有常平司和买，有应副燕山和买。米穀则有和籴，有均籴，有补发上供和籴，有应副军粮和籴，有拨发辇运司和籴。名曰预买，无钱可敷；名曰和籴，其价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钞书准折，众户共分，皆为虚名无用之物。此外又有茶、盐敷配课额。赃吏猾胥，因缘侵渔，一家之产，随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饥寒转徙，得乎？东南之民，耳目见闻，水漕而陆辇者，又皆花石应奉不急之物。愚民无知，以谓夺其父子、兄弟、夫妇所以相生养之具，尽于锱铢，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费，欲其不兴怨谤，何可得哉！
比年以来，用度无节，侵耗日多，财匮而府库虚，谷散而仓廪竭。物力既耗，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今日所以给军费，不知陛下于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内帑，而内帑有尽；取之封桩，而封桩已无；取之阖辟敛散之术，而榷货之法已殚；取之横赋暴敛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当苦节，以为足用之计耳。近者置司讲议，失本末先后之序，凡所裁减，类皆毛举，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谓无名之费、不急之务，初未尝裁减也。况于权臣、贵戚、近幸之臣，开端援例，以沮坏之，有裁减之名，无裁减之实，怨谤纷然，何补于事？……如前日之免夫钱，则四方盗贼，圜视而起，岂不趣祸乱哉！
比年以来，耗蠧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营缮，二曰花石，三曰制造，四曰力役，五曰赐予。是五者，虚国罢民之本，而靡费之大者。今为揪敛之计，而不敢及此，是不务其本，而务其末，不节于大，而节于小，其于邦用，果能有所补耶？
夫理财以义为主，理财不以义，而以法度之威临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敛掊克，而民益穷，非社稷之福也。
在朝政方面，他后来说：
比年以来，忌讳众多，人材鲜少，谄谀之说日进，忠鲠之言不闻。譬犹一人之身，众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药，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
左右恩宠之臣，造作边事，养成祸胎，屡覆王师，贻患宗社，有如童贯者；招权怙势，首为兵谋，以佞幸之资，据师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质，挟奸雄之谋，作奇技淫巧，以荡上心，运花石竹木，以敛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夺民田，掊敛财贿，剥下奉上，依势作威，有如李彦者；恃宠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卫，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实比于四凶。
按中国古史传说，唐尧时，有驩兜、共工、鲧、三苗，称为四凶，被虞舜所放逐。后来太学生陈东提出，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和童贯为“六贼”
。李纲的名单也是六人，少了蔡京和梁师成，多了蔡攸和高俅。两者相比，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差异。特别在军事方面，就在宣和初，宋军在西北大败，李纲痛愤地写下《吊国殇文》，其中说，“古者命将，付之阃外，便宜则行，不从中制。量敌而进，虑胜而会，利则伸，而钝则蟠，战必胜，而攻必溃”。“后世行军，颠倒纷纶，以将帅为不足信，则尽护之以中人，口含天宪，手握国钧，功罪莫实，赏罚不伦，掣肘絷足，智谋曷伸？”“知此甚易，其谁敢陈？”“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惧罪而自为计。匿实状而不以闻兮，谓马蹷而崖坠。士卒散于逋逃兮，将吏殒于自毙”
。矛头直指罪魁宦官童贯，却根本无力将他扳倒。他后来说：
国朝军政，最号严明。自童贯、高俅主兵以来，其制始坏。团结保伍废，而无以相维持；教阅战阵废，而无以习攻击。甲胄五兵，初不服练；旌旗金鼓，初不习熟。禁戒号令之威不振，而无以作士气；上下阶级之法不行，而无以一士心。兵将取于临时，而初不相知；彼此递相观望，而初不相救。卢沟之溃，反以金帛召集，则逃亡溃散者不诛矣；浙东之役，掳掠良民财物者，悉皆官军，则骚扰乱群者不罚矣。仆厮亲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赏；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死敌者不恤。纪律如此，而欲驱之，以抗大敌，岂不难哉！
古之良将，必与士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今则不然，将之与卒，固已辽绝而不相知矣。廪赐匮乏，衣食不足。驱而战之，殁于行阵，则以逃亡为言；赙赠不及，妻孥无归，死者莫恤，生者何劝？夫如是而欲责其仗节死难，亦难矣！
以上议论，固然包括了宣和时的事态愈益严重，但决非李纲论水灾时就不存在。不可否认，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李纲确是相信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但更重要者，是他对时政有很深重的危机感，本着儒家忠君报国的理念，他骨骾在喉，不吐不快。《梁溪全集》卷157《医国说》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深刻地阐发了嘉言谠论的重要性，而完全适用于古今：
言者，国之药石也，通天下之言路，使忠义之士，得伸其舌，而奋其笔，嘉言谠论，骨鲠之说，直陈乎其前，正气胜而邪气销，庶几其国有瘳乎？若夫深闭固拒，以卖直钓名，钳天下之口，忠言不进，而惟谀佞之是闻，正犹抱心腹之疾者，未尝进苦口之药，而日以甘肥悦其意，而增其疾，欲无膏肓，不可得也。
他正是以“国之药石”自居，恳切期望为国治膏肓之深疴。然而他的上奏，犹如向一潭死水扔下一小块石头，只是激起一点儿微小的波澜。对他的上奏有同感和共鸣者，首先是皇太子赵桓。他后来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章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忆诵。尝为赋诗，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
后来死难的李若水曾致信李纲说：
宣和初，水厄京城，不知所自，上天谴告，有识兴嗟。宰执畏缩而不敢言，台谏缄默而不敢论，庶官百执事又以为非我之职，独阁下抗章敷奏，以忤旨获罪，天下杂然称曰：“此凤鸣朝阳之举也！”
无论是赵桓，还是李若水，都敬佩李纲能够挺身而出，说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直言和谠论。
然而关键在于宋徽宗却对此奏十分嫌恶，他根本上没有收敛侈心，更张时政的半点意愿。不管李纲的上奏何等的温和而恳切，皇帝却仍不能容忍。当李纲上奏前，后任知东上閤门事的朱孝庄，
已得知此事而密奏，故宋徽宗就不容他上奏，“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几废矣”
。下令将李纲“降授承务郎、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正值奸相王黼开始得势之际，他与宗泽于同年贬责。但李纲只是降两官，自正九品降为从九品，放逐到沙县（今福建省）当监当官。李纲记载自己后来与退位的宋徽宗（太上道君皇帝）谈及当年事：
道君慰劳再四，因曰：“相公顷为史官，缘何事去？”臣对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几一年，以狂妄论列都城积水，伏蒙圣恩，宽斧钺之诛，迄今感戴。”道君曰：“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臣愧谢，因奏曰：“臣昨论水灾，实偶有所见。自古虽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其城郭。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兵革攻围之兆。尝观《开天传信记》载，天宝中，长安大水，后数年，乃有安史之变。其事与今日相类。大抵灾异变故，譬犹一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一气之先至者尔。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致）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道君以为然，特加奖谕。
宋徽宗后来还是将贬责李纲的责任，推在当时的“宰执”们，为自己开脱。
如今看来，此次贬责，只不过是李纲人生旅程中一次小小的打击，与往后承受的大磨难的大摧折相比，完全不足道。然而在当时，初次品尝贬责的滋味，对于这个在仕途中堪称平步青云者，却是相当重的精神打击。“奖擢知恩重，临危觉死轻。囊书朝入奏，幞被夕徂征”
。李夔毕竟阅历丰富，他规勉远谪的儿子说：“进退出处，士夫之常，汝勉自爱，毋以吾老为念也。”
李纲只身前往沙县，甚至连妻儿也未同行，于宣和元年“十二月到任”
。他的四子李润之、五子李望之“早卒”，七子李秀之后生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八子李申之生于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但六子李茂之不知出生年月。
肯定是家中的变故和困难，使张氏与儿女无法随李纲同行。李纲到达距离故乡邵武不远的沙县，“太史溪在沙县七峰之下，李纲谪官居此”
。宋代的福建是发达地区，与落后的岭南不同。按李纲自述：“姑从薄谪，且得善地，省咎念恩，日深惭惧。沙阳去乡里不远，而溪山之胜，鱼稻之饶，为七闽最。士夫渐先进之风。多可语者。罪戾得此，大过所望。”
正如他的《沙阳》诗所说：
沙阳虽僻左，风土冠闽城。讵知乱山里，有此膏壤平。邑屋号华丽，溪山倍澄明。七峰转月色，十里无滩声。民俗素康阜，士夫多俊英。食饶鱼稻美，荫有松竹清。筦库职易办，尘劳念尤轻。萧然漂泊迹，忘此羁旅情。
尽管如此，他仍有相当的孤寂感，给张氏寄诗说：
南迁道远不相携，锦字还嗟雁到迟。玉臂云鬟同夜月，绣屏金鸭独香帷。诸儿应解勤修习，稚女遥怜弄喔咿。何日得归成隐志，孟光举案定齐眉。
伉俪情深，却是山遥水远，李纲还十分怀念应当“喔咿”学语的四女，却不得一面。然而按他自述：“予谪官，自京师挈家扺无锡，得一女，以惠名之。生未月，予单骑如贬所。半年而后，得家问，则惠女已亡矣。虽在襁褓，讵能忘怀！作斯文以哭之”
。李惠是他的四女，此前的三个女儿，又有长女和三女夭亡，只有二女长大成人。
自从被贬责之后，李纲产生了浓重的归隐，即消极避世的念头。他在《述怀》诗中说：
未终青史志，一奏皂囊书。谁谓爰丝直，端同汲黯愚。谪官来剑浦，幞被出神都。感激心独苦，飘零岁已徂。凄凄念终养，冉冉叹征途。四海尽蒙泽，孤臣方向隅。愿回天上照，一起辙中枯。
在贬谪的境遇中，李纲还写《拟骚》，效学屈原的《离骚》以自勉，其中说，“惟君子之出处兮，贵体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惟盖棺兮事始定，聊康强以保天性。岁寒不失其青青兮，惟松栢之独正。信吾道以优游兮，始居易以俟命”。“有觞咏兮自适，乐天命兮何忧”
。“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立志既尔尔，岂复中道回？”
当然是李纲的座右铭，是他始终不渝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历史伟人的基本素质。
当时有个名臣陈瓘，正好是沙县人。他虽然屡遭放逐，却名重天下。他与程颐门人、理学杨时，还有李夔，都有交往，与李夔“同年登科，相好之情如兄弟”。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也曾与李纲“邂逅于吴门（今江苏省苏州、平江府），得一再见，遽沐称赏”
。他此回特别致信李纲说：“顷者忽传谪命，继闻蒞局乡邑。吾里之士，有仰德比贤之意者，将以亲炙为幸，为之助喜，几至忘寐。”陈瓘特别强调说：“文靖、文正，辅世无悔，谁者嗣之？愿公继踵乎！”
他以前朝李沆（谥文靖）和王旦（谥文正）为比，表示对李纲的特别器重。李纲在沙县也果然结交了当地的名士。据他给早先在无锡结交的友人、直显谟阁、知婺州许德之的信中说：
某待罪贬所，托庇如昨，征商之余，日得观阅藏教，留心空门，以洗三十八年之非。此外颇亦翻经史，弄笔砚，聊以自慰。邑官为具舫搆阁，以尽一邑溪山之胜，时时登临，一觞一咏，有足乐者。士人中有邓肃者，颇俊爽，间与酬唱；有邓觌者，其家好士，喜具盘馔；有邓密者，喜种花，虽殊方绝域者，圃中色色有之，时以来供；又有陈渐者，深于经术，议论渊源可听。而畴老修撰，晚年留意内典，不为今之禅流莽荡，不可穷究，葛藤戏论，家有园池，竹木森然，时得游从其间，清谈终日。观此数事，岂复有流落之叹。第亲年高矣，远去庭闱，未有归期，此怀何已！异时傥蒙恩贷，得归养亲，当遂屏迹山林，以求素志，幅巾杖履，同为惠山之游，以毕此生。
邓肃字志宏，他是北宋末年著名的太学生，赋诗备述花石纲扰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宋徽宗亲“诏放归田里”
。他“警敏能文，美风仪，善谈论。李纲见而奇之，相倡和，为忘年交”
。李纲在沙县期间，与他赋诗唱和不少。邓肃后来回忆说：“顷在闽中，不知世事如许。毎得謦咳及之，但见蹙额若不自胜者。”
尽管孤臣万里，言谈之间，李纲却仍“蹙额”忧心“世事”。邓肃是邓密的“小阮”，即侄子。邓密字季明，
另一邓觌字纯彦。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经“试补太学上舍生，未赴殿试”
。考上太学上舍，就意味着“免省”，不必再参加省试，将来可直接参加殿试。四弟李纶又乡试及格，取得贡士的身份，明年可参加省试。李纲自然感觉振奋，他赋诗给三弟说：
尔今又登第，相去才九龄。
勤劳酬素志，烜赫振家声。箕裘端不坠，义方益芬馨。季弟亦乡选，来年试春卿。云鸿继高举，桂苑同飞鸣。子壮可起家，予衰欲归耕。勉哉修远业，正值时休明。
他怀着“逐客有家归未得，满怀离恨寄《南风》”
的心情，而得到李维“自陈便亲，得南康军逍遥观”，当上了宫观官的消息，又不由不哀叹自己的处境：“恩贷何时听从便？”
但宋朝还是一直有所谓优礼士大夫的政治传统，虽然不乏贬责，却又注意宽容。六月，宋廷将李纲恢复承事郎原官，十月，又“复本等差遣”，于是他启程北还。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李纲官升两级，为从八品宣教郎。闰五月，李夔病逝，于是李纲在家守孝。直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丁忧期满。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李纲权发遣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市）。按照宋制，所以用“权发遣”的名衔，是因他任知州的官位过低。但李纲尚未前往赴任，又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改任太常少卿，“六月到阙”
。在此期间，另据邵才的记载说：“俄起便郡，俾守嘉兴。饥荒饿死，枕藉相仍。公则移文，仓庾见在。欲尽发之，以活凋瘵。”
他虽未赴任，已克尽救民之责。
在众多的朝廷官员中，李纲与给事中吴敏显然十分投机。吴敏字元中，真州人，在他贬责沙县期间，吴敏致信问候。
另有梅执礼（字和胜）、程振（字伯起）与李光（字泰发）三人，也与李纲交谊颇深。李纲在信中说，自己“以愚触罪，苍黄去国，平时交游至厚者，往往不复通问。独吾和胜送饯于门，欵曲终日，非高义绝人远甚，欲敦薄俗而重僚契，曷能及此？铭刻于心，未易殚叙”。他称赞说，“和胜刚介自喜，胸中之气，常勃勃然，宜其临事不苟，挺挺有古风烈也”。“鲠亮奋厉，使人増气”
。他又致信程振说：“及抵谪所，首蒙书贶，眷予有加，佩服至意，亡以为喻。”又称赞“伯起平日耿耿之志，交游所共推服”
。后靖康之变，梅执礼和程振果然以身殉难。
李光时任吏部的司封员外郎，敢于直言，“王黼恶之，令部注桂州阳朔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李纲北归，年长五岁的李光特别前来拜访，李纲赠诗说，“迂趾访我梁溪滨”，“意气相期会面前，谪官邂逅两萧然”，“直道事人宁免黜，拙谋于我欲争先”，“平生倾盖意气合，谈笑便觉襟怀亲”。李光对此回远谪炎荒之地，显然情绪低落，李纲在诗中劝慰说：“如公材识迈伦等，缓步自当居要津。胡为亦复作此态？出语辄已惊臣邻。扁舟归探会稽穴，单骑去指苍梧云。岭南风土不全恶，阳朔山水古所珍。郎官出宰乃故事，绝徼万里皆吾民。布宣德泽被蛮邑，犷俗可使风还淳。古来节士志沟壑，笑视生死同埃尘。甘心刀锯蹈鼎镬，为国讵免危其身。”
一个人的思想当然是复杂的，前面交代，李纲固然也有过“舍之则藏”的退隐念头，但此诗的最后四句，既是劝勉李光，也是自勉。说明李纲经历此挫折后，不仅不改初衷，而意志更加坚强，对今后的宦海风波险恶，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最坏的打算。后邓肃有一启，可作李纲此段仕历之总结：
尽忠于社稷，遑恤其妻孥。初擢栢台（御史台），尝斥脱鞾之力士；继亲香案，遂同折槛之朱云。扁舟既落于穷山，尺纸不干于要路。惟居穷固，略无希进之心；故位崇高，不为患失之虑。
在中国古代，常认为“北人性多拙直孤立”
，“北人性朴厚”
，而“南人性怯懦”
。《朱子语类》卷130也说：“浙人极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刚果。”似乎宗泽只是南人中的个别另类。此说当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就以北宋与南宋之交而论，两个最出类拔萃的士大夫，正是南人宗泽和李纲。吕颐浩和朱胜非是北人，虽是抗战派，不足以与前两人相提并论。赵鼎是北人，却从主守滑向主和。三个最坏的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都是南人，次等的耿南仲又是北人。可见以南北风土之殊而论人性，无疑是不妥的。
宋人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
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节死义之臣。”杨大全说，“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臣之志于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
。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李纲也说，“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而仗节死义者，人之所甚难也”。“弃义徇利，偷生惜死之徒，群萃于前，一有变故，则涣然离矣”。“节义之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计拂心，人主类多不能堪之，而一旦临变故，必卓然有可观者”。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节义，李纲在诗中更是强调“节义太山重，富贵鸿毛轻”。
宋朝为免蹈五代覆辙，主要自宋太宗始，实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到了北宋晚期，按李新之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
李纲在给梅执礼的信中说：“士大夫所养，以气为主，平时如虎，犹恐其临事之如鼠，况复伈伈伣伣，惟知佞柔，以媒富贵，自余何足观哉！”
他又说，士人辈“爵禄诱乎前，祸患恐乎后，不变其所守者几希”。
“士咸伈伈睍睍，拘拘戚戚，取容媕阿，拟步踧踖，翕肩蓄缩，卷舌噤默，观时低昂，逐势反侧，保宠禄以饕富贵”。
的确，当时官场中弥漫着萎靡、卑怯、恋栈、贪婪、奢侈、虚诈之类只知谋身的鼠气；然而宗泽和李纲却秉承着儒家的优秀教义，不管受了多少委屈和打击，身上依然洋溢着劲直、刚毅、英锐、奋发、俭朴、深谋之类唯知谋国的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