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屈沉下僚三十五年

唐朝进士及第，须经吏部试后，方可授官。然而从宋太宗时开始，科举及第后就可直接授官。 如前所述，当年通过科考的进士授“假承务郎、文学”有差。此处的“假”有假借之义，即位次尚非正式的从九品承务郎，大致从宋神宗元丰改官制以后，进士们“释褐授官”， 最高者就是假承务郎。 “文学”是某州文学， 也是从九品。

授官不等于担任实职“差遣”，宗泽于两年后，即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时年三十五岁，方“以将仕郎调大名府馆陶县尉，摄邑事” 。馆陶县今与大名县同属河北省。将仕郎应是从九品文官中最低一级。县尉可以比附为如今的本县警察局长，但因县令暂缺，由他代任暂署，宋时名之为“摄”。宗泽从政之始，即显示其英锐强明的才干，“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诉沓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奄月，讼庭阒然”。

元祐末最大的变故，当然是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翌年改元“绍圣”，排黜反变法派，重新起用变法派，并推行宋朝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在此形势下，宗泽迎来了新的顶头上司，正好是著名的变法派吕惠卿。吕惠卿在元祐时受到迫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知大名府”。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十月，“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观文殿学士、知延安府” 。吕惠卿在旧史中给他泼了过多的脏水。他固然有其人格弱点，却是公认的王安石变法派中第一干才、最重要的助手。 但在反变法派翻身后，吕惠卿却未能施展其才，“虽章惇、曾布、蔡京当国，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转徙外服，讫于死” 。其实不仅是他们害怕吕惠卿，宋哲宗与吕惠卿面谈，“惠卿乞留京师，但愿得一宫观，时上殿”，皇帝却“哂之”，“语既久，上极有倦色”。 这就决定他不可能入朝掌政，而只能担任方面大员。故吕惠卿只能“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而“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 。

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吕惠卿任知大名府，必定兼有北京留守的头衔，另兼大名府路安抚使，作为河北路沿边的大军区司令。当时地方军区也实行以文制武的体制，吕惠卿以文臣身份统兵。

吕惠卿中进士还比宗泽出生早两年， 入仕之初是个新锐年少，如大文豪欧阳修等特别为之举荐。 他在官场升沉三十八年，饱经沧桑世故，转瞬之间，已是白发萧骚的六十三四岁的老人。他显然特别赏识三十六七岁的宗泽，仿佛在宗泽身上重新看到了自己当年的锐气。宋时的不少士大夫，在失意之时，往往从佛学中寻觅慰藉，吕惠卿亦然。据《泊宅编》卷上记载：

（宗泽）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云：“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

吕惠卿一年后调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宋哲宗此项任命，主要是为了命他负责对西夏的战事。吕惠卿接受新命后，立即按当时制度，打算辟举宗泽为其帅府幕僚，不料宗泽却“固辞不就” 。分明是一个可贵的晋升之机，很多低官求之不可得，尽管宗泽又非常渴望建功立业，却谢绝了长官的美意和提拔，是否与他超脱党争，不愿卷入的意向，或者对吕惠卿另有看法，今人已难以查核和妄测。

吕惠卿在当年冬离任前，命令县尉宗泽与馆陶县令一起巡视河堤。不料却正值宗泽的长子宗顺病故。 他接到命令，就强忍悲痛，立即出发，执行公务。吕惠卿得知此事，对这个县尉不由不惊异，而格外器重，感叹说：“可谓忧国忘家者也！” 但两人也就此离别，无缘再见。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四月，宋哲宗命令李仲“提举开导”御河。御河“穿北京城中”，是一条供应河北路军需重要的、廉价的水路交通线。此前因“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抑或湮没”。此时宋廷得到“大河东流，御河复出”的报告，就下令重修。 宋朝是个农业社会，兴办大规模劳役，时称工役或夫役，必须考虑不妨废农作，而于“农隙兴事” ，“农隙兴役” ，故迟至冬季，方才兴工。《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有关宗泽参加此次重修御河的记事如下：

适朝廷大开御河，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不以申奏，监董甚急。公上书帅司，略曰：“某非有避也，时方凝寒，锸镢一举，冰冻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扰而办。当身任其责。”卒用公言，上奏，朝廷从之。明年，河成，所活甚众。

此事当然也是宗泽为民请命，敢于担当，敢于立异，而不计个人在官场升沉荣辱的仕途一页。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四十岁的宗泽由将仕郎升两官，为通仕郎，仍属从九品，调任两浙路衢州龙游县（今属浙江省）令。衢州与他祖贯婺州毗邻，而龙游县则是偏僻小县。《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龙游县的政绩说：

邑小，民未知学。公为建庠序，设师儒，延见诸生，讲论经术，自此登科者相继起。里闾恶少尝十百为群，持蛇虺，扰民以规利，稍不如意，辄鼓噪，掷瓦砾，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之州，籍其壮者为军，日得百余人，风遂革。

宗泽任龙游县令的政绩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办县学。宋仁宗庆历时，令各地办县学，但各地县学的兴办仍然参差不齐。如偏远的龙游县，直到宗泽出任县令后，方兴建县学。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他曾撰写了一篇《龙游县义学记》，可惜今已佚失。

二是除恶少。目前人们所谓黑社会势力，自古有之，其基本特征就是违法犯禁。龙游县也有一批“恶少”，为害一方。宋朝一项传统政策，是“募兵置籍，强梁亡赖者悉拘于军” ，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 。宗泽正是沿用此项政策，清除了龙游县的黑恶势力。

元符三年当年，宗泽调任京东东路登州文登县（今属山东省）令。但很快得到了母亲刘氏逝世的噩耗。按古代的礼制，父母死后，当官的儿子须守孝“丁忧”，为母守孝，称“丁内艰”，为父守孝，称“丁外艰”。 父母死后，儿子名义上有“三年之丧”，实际上为“二十七月”，“士庶所同遵用”。 宗泽又取道密州（治今山东省诸城）自北方匆匆赶回南方。他在途中有一封信，反映了他的家境和心态：

全家百指，如飘蓬断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当时，太守、县令脱或见此，岂不伐南山之木而济之哉！某讳穷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喜为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游东方，聚室待饷。独祖母老矣，重弃故乡，而客远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乡邦跬步，白发之老亦既愿往，低回商略，势不可久于此。昔携家中半而游东方，今又携家之半而归江南矣。然自密取道，得车则至朐山，帆则至江左。

宗泽“平生不喜为吏，寒窘犯人，挈挈然迫之，使出宦游”。守丧期满，到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又出任京东东路莱州胶水县（今山东省平度市）令。《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胶水县的政绩说：

胶水号剧邑，豪奸宿蠧，挟势虐民，习以成风。有温包者，恃阴告人，率不实。公案前后犯治之。州别驾与包连姻，以位临曰：“令敢尔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它也。”有强贼百余人，侵县境，率僚属亲捕之，且约曰：“获盗，公等受赏，不然，身独任罚，幸无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获。公廉得其迹，越境径造贼垒，取女以出，斩首五十余级，焚其庐。州奏功于朝，官属皆被赏，公亦进文林郎。

他自通仕郎升两官，为文林郎，但仍属从九品。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父亲宗舜卿逝世，宗泽又回家“丁外艰”。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年满五十的宗泽，按古人标准，已届所谓“阳气衰竭”“心怠力疲”的老年， 仍在家守丧。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宗泽守孝期满，又升两官，为承直郎，但仍属从九品，出任河东路晋州赵城县（今山西省霍州市南，洪洞县北）令。《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赵城县的事绩说：

下车，修娲皇祠，新赵简子庙，且请于朝曰：“赵城前有并河、汾阳之固，后当晋、绛蒙坑之险，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种植，实河东用武之地。愿升县为军，如楚之涟水，开德之德清，命以军额，实治县事，且大养军士，以备不虞。”复言：“庆源乃国家兴王之本，赵城又庆源之本也。”书闻，不尽如所请，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无虑；他日有警，当有知吾言者矣！”

我们在撰写宗泽传记时，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疑问，依宗泽历任地方文官的经历，未接触军事，如何能在国难当头之际，很快就成长为一个速成的军事家呢？如上一节所述，宗泽“于书无所不读”，看来也读过如《孙子》之类古兵法。就以上所引的两段《遗事》记载看，宗泽绝不是文弱书生型的，他身上蕴含着骁勇强悍的武夫气质。他敢于亲自率领县弓手之类捕盗，解救被掠女子，申请赵城县升军的建议，也表明了他有军事见识。他后来能够威震强敌，固然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军事，但原有的潜能，也有了迸发的机遇。

宗泽在去赵城县赴任或离任途中，也另有可能是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赴任巴州通判时，路过西京洛阳。洛阳一直是著名的花园城市，北宋园林艺术的精华，是在东、西两京，而洛阳尤胜。他游览了洛阳园林，特别是参观了著名的司马光独乐园，写了一首诗：

都人士女各纷华，

列肆飞楼事事嘉。

政恐皇都无此致，

万家流水一城花。

这是赞叹“万家流水一城花”的景致，为“皇都”开封所不如。他赞赏独乐园，更不如说是赞扬司马光的卓绝人品：

范公之乐后天下，维师温公乃独乐。二老致意出处间，殊途同归两不恶。鄙夫杖藜访公隐，步无石砌登无阁。堂卑不受有美夺，地僻宁遭景华拓。始知前辈稽古力，晏子萧何非妄作。细读隶碑增慷慨，端正似之宜再拜。种药作畦医国手，浇花成林膏泽大。见山台上飞（嵩高），高山仰止如公在。

自崇宁始，宋徽宗对反变法派一直实施严厉的党禁，他和蔡京专门立元祐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司马光自然名列首位，而“长安石工安民”却不忍心刻字，说：“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 但特立独行的宗泽却早就超脱党争之外，尽管在很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他居然写诗称“高山仰止如公在”。在他心目中，范仲淹和司马光就是本朝士大夫的楷模人物。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在赵城县满任的宗泽又调任前往京东东路，任莱州州治掖县（今山东莱州市）知县。《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掖县的事绩说：

政和三年，以荐，改奉议郎，知莱州掖县。一日，当路需牛黄，县坐数百两，吏民惶惧，无以应。公条具，报部使者曰：“方时疫疠，牛饮其毒，凝为黄。当此太平，和气横流，牛无伤者，黄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劾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预？”独书衔以上，牛黄竟免，亦不加罪。

奉议郎已是正八品，与原来的承直郎相比，超升七官。自“承直郎以下，迪功郎以上文资，也又谓之选海，以其难出常调也” 。在当时官场中，即使是科举出身者，大部分也会淹没在“选海”中，并无进一步升迁的机遇。宗泽能够超脱“选海”，当然是重要的升迁，没有高位的官员荐举是不行的。但如今已不知是哪个高位者出面荐举。

宗泽除短暂出任文登县令，旋即丁忧以外，前后四任县令和知县，“所至称治”，他曾总结自己治县的经验说：“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济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范仲淹四子范纯粹，从其仕历看来，似与宗泽并无接触， 却称赞说：“如宗君，所至有去思，虽古循吏，未见其比。” 因为颇有名声，所以才有贤明的官员愿意出面荐举。

黄牛胆囊、胆管或肝管中的结石，干燥后便是牛黄，为中国传统医学中难得的名贵药材。当时“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贿上下胥吏丐免” ^[1] 。唯有宗泽宁愿得罪“部使者”，即本路长官，拒绝向民间摊派牛黄，也表现了他的一贯仕风。

宗泽任知掖县刚一年，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王旉相当欣赏这个部属，“辟置幕府” ，即当安抚使司的属官。不久，王旉离任，由梁子美继任。梁子美字才甫 ，是宋仁宗朝宰相梁適之孙。此前曾任河北路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 。当然是个奉承宋徽宗的侈心者无疑。大观时，梁子美出任尚书右丞、尚书左丞、中书侍郎，担任执政官仅二年，就改任地方大员。 梁子美到任后，宗泽“投檄，丐去”，梁子美却坚决拘留，说：“闻公名旧矣，何疑而遽去也。”宗泽再三力辞，梁子美不予允准，就只能留任。

梁子美打算增修青州城，而“拟拆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之楼橹，以助増修”，命令宗泽前往考察，宗泽考察后回报说：“齐亦吾地，损彼益此，人必以公为隘，愿勿毁。”梁子美还是听从了宗泽的劝告。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由梁子美举荐，宗泽升任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通判。 梁子美官至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故人称“不历真相而为相者” 。他所看重和“提挈”者中，既有宗泽，又有后来成为宗泽政敌的汪伯彦。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他在登州的政绩说：

郡邑有宗室财用田数百顷，皆硗瘠不毛之地，岁输万余缗，无所收，率取于民以应办。公条奏，得除免。黄县有大侠，与河上居人有隙，请于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见其利，而徒扰于民。”条具申乞寝罢，朝廷从之。

宗泽升一官，为承议郎，至从七品。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不喜为吏，寒窘犯人”，而不得不“宦游” 的宗泽，眼看自己届六十一岁，对官场已相当厌倦，就按当时的制度，申请当宫观官，当时称为“丐祠”。宫观官是以主持道教的某个宫观为名的闲职，却可领取一份官俸，称“祠禄” 。宗泽申请到了主管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鸿庆宫的头衔，可不须去应天府任职，他回故乡婺州，却不去义乌，而去毗邻的东阳县，此县“形胜之美，甲于他邦” 。宗泽准备在东阳“结庐山谷间，著书自适，有终焉之志” 。

但据《宋史》卷22《徽宗纪》载，当年三月，“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除名是削除官位，降为百姓，编管是官员流放罪中最重的一等，其下尚有“安置”和“居住”两等。 此处称宗泽任知州，而其他传记只说他任通判。是《徽宗纪》的记录有误，还是当时已升知州，难以确证。

宋徽宗耽溺道教，在他的大力扶植和卵翼下，特别是道士林灵素及其大批徒弟，成了一股为害民间的黑恶势力。“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毎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在登州，道士高延昭“凌蔑郡邑”，“恃势犯法，无复以州县为意”，其他官员都不敢得罪他，而宗泽“独摄取，杖其背” 。高延昭“至京师，得倖用事”，控诉宗泽“改建神霄宫不当，林灵素主坐，褫职” ，编管的地点在镇江府（今属江苏省）。

宗泽得到谪命，说：“罪大责轻，丹徒善地。” 当即上路。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宗沃因逃避方腊变乱，“遑遽挈妻孥，奔避山林间，昏夜迷误，因溺死”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夫人陈氏接着逝世，这些当然都是重大的精神打击。宗泽将陈氏“藁葬丹徒京岘山，结庐龙目湖上” 。并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

一对龙湖青眼开，

乾坤倚剑独徘徊。

白云是处堪埋骨，

京岘山头梦未回。

宋政“宽柔” ，“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 ，这与后来的明朝崇尚严苛，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贪官的败露率固然很低，即使败露，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类似于今人所谓带病上岗的情况不少。像宗泽那样标准的清官，将他安排到富庶的“善地”“编管”，而并未远窜岭南炎荒之地，按宗泽本人所说，也算是“责轻”。史称他“自奉甚薄，方谪居时，饘粥不继，吟啸自如” 。“坐废数年，杜门却扫，赋诗自娱，或清坐终日，啜菽饮水，淡如也” 。尽管生活相当清苦，却不变初志。就在陈氏逝世的当年十一月，宋徽宗举行郊礼大典， 宗泽“经郊恩，叙宣教郎” ，宣教郎为从八品，比原官承议郎降三官，另外又差遣为监镇江府酒税。监酒税、商税、监仓、场、库、务之类，统称监当官，是宋朝最底层的，又是人数最多财税差遣和官僚群。许多名公臣卿，其最初的仕历，或是被贬黜后，都任监当官。但宗泽还是一如既往，“尽心乃职，课入倍加” 。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宗泽又被委任去遥远的西川利州路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担任通判。按当时的一般规矩，宗泽须先去开封城，由吏部的尚书左选重新分配差遣。当时吏部给官员分配差遣，分四选，有尚书和侍郎左选、右选，文官属左选，武官属右选。尚书左选下设十二案，宗泽的新任应是归其中的八品案经办。 他取道洛阳、关中平原，超越蜀道天险，前往巴州。故沿途留下了陕州《阌乡麻衣寺痩佛画像赞》《为华州作延请昼老疏》 和《过潼关》《华下》《谒华岳》《华阴道中》 等诗文，其中有一首《晓渡》诗说：

小雨疏风转薄寒，

驼裘貂帽过秦关。

道逢一涧兵徒涉，

赤胫相扶独厚颜。

天气“薄寒”，尚穿“驼裘貂帽”，是当年春季。据宗泽到巴州后的自述：“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

宗泽“质直好义”，当然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 他很重义气，任胶水令时，有个比他先科举登第的同学林迪，从莱州前来探望。后来林迪病危之际，就只能请宗泽前来，嘱托后事，宗泽只是简单地回答：“嫂当养，子当教，女当适佳士。”他特别安排林迪之女嫁修职郎康森，又以亲女嫁康森之弟康劦。林迪之子林懋后“卒于官，贫不能归”，宗泽又“厚以俸津遣其行” 。但是，从他参加殿试时的御试策中直言开始，就决定了他仕途的三十五年命运。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奸相兼大贪官王黼。他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进士， 比宗泽晚了十二年，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好是宗泽被“除名，编管”的当年，王黼“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官场沉浮与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粪土上浮，也有人称之为逆淘汰定律，而宗泽与王黼的仕历就是一个明证。

后李纲诗中称宗泽“涉世多龃龉，失官久龙钟” 。吴芾诗说他“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风采，心如铁石气如虹。正色立朝不顾死，半生长在谪籍中。真金百炼愈不变” 。当时，有个士人贾公望，因为不愿给宋徽宗的宠臣朱勔献媚，曾感慨赋诗说：“倐忽向六十，萍蓬无奈何。丹心犹奋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倾邪朋类多。” 其实，在目前被若干史家所称赞的古士大夫群体中，“正直士流少，倾邪朋类多”，正是其常态，特别是在历朝的季世；而“丹心犹奋迅，白首分蹉跎”，难道不也是在官场屈沉三十五年的宗泽的写照！

[1] ．《御定渊鉴类函》卷435《牛二》引《燕闲常谈》。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卷11，《说郛》 37，《燕闲常谈》似应作《闲燕常谈》，作者董弅。 DJUEDB9kGfUR/yuFVqAbxuaLsRd1tmmK0yPanVQS8B4axLnS55OFJasfEoSR60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