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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字汝霖，诞生于宋仁宗在位末期的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时。按西元推算，则是1060年1月20日。他的祖贯是两浙路婺州义乌县。
婺州即今浙江省金华市，名特产是金华火腿。但在宋时，婺州不算是两浙路经济发达的州，却是个山水佳地，“俗勤耕织”，文化上也是“名士辈出”，“士知所学”。
义乌县“川明山秀”，
向来并不出名，但依靠义乌人的勤劳、智慧和善于经商，义乌市近年来不仅成了国内，也成了国际上著名的小商品物流中心。
据称义乌宗氏家族是东汉汝南太守宗资的后裔。五代时，宗泽的七世祖为逃避战乱，徙居义乌。曾祖父宗惠，祖父宗拱之，父亲宗舜卿“隐居不仕”，母亲是刘氏。宗舜卿和刘氏共生四个儿子，依齿序为宗沃、宗泽、宗峄和宗灏，但宗泽的两个弟弟“皆少亡”。宗泽是否另有姐妹，则并不清楚。
宗泽至少有一个堂妹，堂妹夫黄琳。
宗氏家族的成员显然相当多，从宗泽六十九岁至七十岁时给其侄子的信中看来，有“民师四一侄”“姨姨、太孺人”“嫂嫂（宗沃妻）”“十六娘、四一亲妇、七二秀才”“七二侄、五一哥”“七五”“五三”等，按当时习惯，
亲属间都是以排行称呼。
有的记载称宗泽为“婺州农家子”
，按宋时称“农”有时或指乡村户，并非都是胼手胝足的底层农民。特别是在科举制发达和成熟的宋朝，王安石进行科举改革，实行儒家经义取士，经学、教育和科举遂成三位一体。科举制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在宋人的时尚观念中，“人若不曾读书，虽田连阡陌，家赀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
。许多富人，即剥削阶级的目标，就是由富族转变为士族。“首先成为富族，然后再投资于文教，使自己士人化”。“很多士族从富族转化而来”
。后世则总结为“诗礼传家居贵位”
，士族们往往以所谓“奕世诗礼”
“诗书传家”
“家世儒业”
“家世诗书”
之类而自豪。宗泽的祖先虽非累世仕宦，而显然是走着通过读书，争取通过科考，走向仕宦之途。
从今存的史料看来，宗家不在当地的“著姓”“大族”之列。宗舜卿本人是士人，曾“得幕金陵”
，即赴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当幕僚。他所结交的几个挚友，包括处士叶桐，宗泽的岳父“陈八评事”，处州丽水县的陈允昌，也都是士人。“陈八评事”排行为八，《盘溪宗氏宗谱》说他名裕。他任大理评事，却无仕历，估计是买官所得的低等文官。他有三个女儿，次女嫁胞弟宗峄，而三女嫁亲兄宗泽。
宗舜卿对两个儿子，大约依其资质，又依家庭经济状况，而有所分工。宗沃字汝贤，一直在家“服勤力穑，肯播肯获，以克幹裕厥家”，须经营农务以维生，当然也不排除出租田地和雇工耕作。在宋代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手工生产，南方一个男劳力的可耕田约二三十宋亩，“一个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如若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本户劳动力的可耕地面积，其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出租，二是雇工”
。宗泽称其兄“喜宾客，曾不顾供具有无。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气势，陵轹贫下，或掩其不善，而见其善者，兄于广坐中，直以理折之。彼虽暴戾，心自愧服。乡人欲作一不义事，必先畏缩曰：‘宗汝贤知之，定众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
。这也反映了宗氏家族在当地有乡绅的地位。
宗泽曾自述其求学经历说：“某未冠时，持先人遗书一车，他无所携，悲吟梗概，懔然去国，求师承于四方。阅十余年矣，崇筵绛帐，所历数十，取道一无所得。莫悟其繇，因怅然以归。”后来才找到一位名师。
他家有祖传“先人遗书一车”，表明是后人所谓的书香门第。
宗泽“自为儿时，趨向不凡，诵书过目辄不忘，逮长游学四方，籍籍有声”，成为博学强记的儒生。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左氏》”，“少尝尽以《左氏》事缀粘壁间，以便朝夕观览”。“其为文不事彫琢，浑然天成”，“直写其肺腑，无饰辞”
。从今存的遗文看，他的文字说理透彻，满腔忠义之气，流出肺腑，极富感染力。
宋朝科考的规矩是，上一年各地方等先进行解试，解试及格的贡士，再于翌年参加中央的省试和殿试。青年的宗泽也曾“久连蹇场屋”
。按省试前一年为各地解试之年推算，他在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十四岁时，年龄可能小一点儿。但往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七岁时，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十岁时，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二十三岁时，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二十六岁时，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二十九岁时，五次解试，他都有参加的可能，解试的地点就在乡贯婺州，而屡遭失落和挫败。科考的屡次失意者，无疑占了士子的绝大多数，倒不是稀罕的事。他在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解试及格，成为贡士，而取得前往都城东京开封府参加中央省试的资格，时年三十二岁。
他应于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春，即三十三岁时，到东京开封城赶考。按宋时的地理测量，婺州距离东京“二千九百三十（宋）里”，
大约须走好几个月，故他须于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冬即启程。已过而立之年的宗泽，应是第一次与故乡、父母和妻儿等亲人依依惜别，前往遥远的北方。光是行程旅费，就是家庭一笔极大的经济负担和支出。此行吉凶祸福，难以预卜，种种酸苦的心迹，非九百年后的今人所能体会。沿途固然也会有流连好山好水的佳境，更多的应是期盼、紧张、孤寂之类，精神负担绝不可能轻松。年关将尽，他肯定能体会到唐诗中“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的滋味。
一个偏僻小县出来的书生，乍然来到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会，各种新鲜的感受，自不必论。开封城每隔三年，就须接待一次来自四面八方的贡士，供应他们食宿。大约有一万数千名贡士，而最终登科者，约占总数的3.4%～5%。
人们至今仍感觉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故全世界范围的求神问卜活动一直不绝。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当然更甚。开封有“二相公庙在城西内城脚下，举人入京者，必往谒祈梦，率以钱置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灵”，二相公相传是孔子弟子子游与子夏。
至于占卜者们，更是骗钱有术。
这无非是当时开封城中因科场而伴生的产业。
九百年后的今人，也并非不可以领会九百年前贡士们的赴考心态，现成的就是目今一年一度的高考。我们设想，最贴近当时贡士们心态者，大约还是“文革”刚结束后最初恢复的几次高考。蕴藉多年而如此强烈的渴望、焦灼、紧张、不安之类，谁也很难说出竟有多少种滋味在心头。只有3.4%～5%的录取率，意味着如成千上万人走上狭窄的独木桥，荣辱成败在此一举，而绝大多数人又必然从桥上跌落下来。
当年正月，宋哲宗，其实是掌政的高太后，“命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百禄权知贡举，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兼侍读顾临，国子司业兼侍讲孔武仲同权知贡举”
。三名考官都是当时饱学的宿儒和名士。宗泽凭借自己的饱学和文采，“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说，有司喜曰：‘吾为朝廷得人矣！’”
可知考官们最初还是相当欣赏宗泽的。省试合格，就有资格参加殿试。按照惯例，只消省试合格，殿试不再黜落，只是名次可能会有调整。故当时宗泽已是成功在望，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依照制度，殿试由考官代皇帝拟“殿试策问”，
或称“御试策问”
“殿试策题”
等，而贡士们就依策问撰写“殿试策”，
或称“御试策”
“廷对策”等，作为考卷。
下面就必须交代一下北宋后期的政局。宗泽十一岁时，宋神宗开始任用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变法。围绕着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政争，朝野士大夫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整个士大夫群体中，两派的人数看来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其政治影响和能量却很大。王安石为推行变法，力主“一道德”
，宋神宗还是按所谓“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
他在维护新政的同时，还尽量参用反变法派。
但到年幼的宋哲宗即位之初，祖母高太后主持所谓“元祐更化”，就开始了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变法派深受打击，其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前任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蔡确被贬后，被挟私怨的吴处厚告发，说他“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以为“皆涉讥讪”，“以斥东朝，语尤切害”
，其实全是捕风捉影之事。但高太后不听一些臣僚的劝告，在另一批臣僚的鼓噪下，将蔡确流放岭南致死。此事发生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关于宗泽如何撰写廷试策文及其后果，《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和《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的记载近乎全同：
时宣仁圣烈皇后垂帘，诏廷对策限以字数。同辈相告曰：“必如诏，可以中程。”公曰：“事君尽忠，自今日始。岂可图前列，而效寒蝉乎？”遂力陈时病，几万余言，且及吴处厚、蔡确事，曰：“自古兴衰治乱，悉由人才，人才之困，厄于朋党。今处厚笺注诗章，臣恐朋党之祸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赐同进士出身）。
宋时的御试策时或有字数限制，不准多写，而宗泽宁愿犯规，竟写了万余字，策文中特别敢于涉及时政的要害，指斥士大夫辈不应分朋植党，不应制造文字狱。他在殿试中被降为“末科”，即第五甲，只得到最低等的同进士出身的头衔。
按宋时殿试合格，统称“正奏名”，“正奏名，五甲也，吏部谓之黄甲”
。正奏名者分第一甲至第五甲。第一甲的第一名沿用唐制，称状元，到北宋后期，榜眼和探花也逐步定型为第一甲第二名与第三名的俗称。
北宋自真宗时规定：“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按宋人习惯用语，头衔上加一“同”字，以示副衔之义。但仍有“副”字衔，位于“同”之下，如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
。
当年三月，宋哲宗“御集英殿，赐进士、诸科马涓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假承务郎、文学，总六百有二人”
。新科进士们不论是老、是长，是少，经历殿试，就都算是“御前及第，天子门生”
，自有一番礼仪和荣耀。在穿着上，帽子有所谓“重戴”，“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新进士亦戴，至释褐则止”。此外，南宋进士还特赐“幞头簪花，谓之簪戴”，“花”不是真花，是绢花，但尚不知是否是北宋的遗制。
进士们“发榜唱名。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閤下，告名。闻喜宴分为两日，宴进士”
。在此类欢快的礼仪中，作为第五甲、同进士出身的宗泽，只能敬陪末座。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宗泽岂非是自讨没趣的大傻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正是他的可敬和可贵之处。宗泽“为人端方质直，平居不妄笑语，律己甚严，苟悖于礼，虽毫发不犯，义所当为，鼎镬在前不恤”
。他那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不“效寒蝉”的耿直刚正之气，在廷试中初露锋芒，而不恤流俗。在当时的数以万计的贡士中，也许是绝无仅有者。只消观察一下目前不少以高明自诩的知识分子，就知宗泽的人品有多么难得。虽然此份试卷未能传世，却无疑是他步入仕途的第一份真正合格的人生答卷。今存的宋代史书，其实是依南宋时的政治倾向，偏袒反变法派，指为君子，而贬责变法派，视为小人。宗泽对待党争的态度是超脱的，站在党争漩涡之上，强调“恐朋党之祸自此始”，正是表明这个已届而立之年的人，有着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正是自此次殿试始，他一直走着特立独行的人生之旅，不变初衷，至老而更加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