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个人在近年来，逐渐体会到史学有两项最重要的功能：一是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二是歌颂正义，批判邪恶，成为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两者都需要有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

个人研究宋史积年，认为“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宋代的优秀历史人物肯定不止以上五位。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政见相左，其从政经历的是非功过，至今议论纷纭，但无疑都是人品卓绝，以天下为己任者。但我以为最有代表性者，只怕还是以上列举的五位。

宗泽、李纲和岳飞都是在朝廷遭受大劫难时脱颖而出的，是南宋抗金战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名臣。宗泽和李纲是文官，最初官位都不高，在当时的官场受排挤、冷落和贬黜，危难时节，方显英雄本色。大敌当前，李纲组织开封保卫战，南宋初任相。宗泽出任河北兵马副元帅和东京留守。一个原先并不知兵的七旬老人，居然成了速成的军事家，两宋最优秀的统兵文臣。岳飞是武将，由兵士、偏裨而超升为节度使、大战区统帅。宗泽比李纲大二十四岁，李纲又比岳飞大二十岁，论年龄，正好是三代人。宗泽和李纲会见，还是国难当头之际，相识颇晚，却一见如故，情深意笃。宋朝官场崇文抑武，但作为文官的宗泽和李纲都能摈弃陋习，十分器重身为武将的岳飞。

近年来，所谓士大夫群体精英论，将所谓“士大夫政治”定格为中华古代良性政治的标本，风靡史界内外，并糊弄了颇多的初学者。宋时所谓官宦士大夫，是指科举出身的文官，当然是统治阶级的重要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不可能是好人，这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此说完全经得起古今中外的史实检验。宋时的官宦士大夫大多正是贪官，故有人写诗说：“正直士流少，倾邪朋类多。” 或称“天下君子寡，而小人众” 。但另一方面，也须承认，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往往出自统治和剥削阶级。恩格斯本人就是工厂主之子，却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在两宋之交的大劫难中，一方面是大多数士大夫无非是贪官和马屁精，临难更显鼠辈之本色，而最为突出地表现其虎气者正是宗泽和李纲。北宋晚期，士大夫中对时政有所非议而深表忧虑者，尽管比例很小，尚不乏其人。在北宋灭亡的浩劫，南宋初立的艰虞中，真正表现出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者，也只有宗泽和李纲两人。但是，在荒唐的帝制下，两人却只能受扼于一意屈辱偷安的宋高宗，不得不成为失败的英雄。然而他们的爱国正气却足以彪炳千古，值得中华民族的后代继承和发扬光大。宋人说，“宗泽、李纲，伟人也，不尽其才，而上下不一心矣” 。“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 。说来说去，都只能半吞半吐，话到嘴边留一句，为尊者讳，不能涉及皇帝的罪恶。

宗泽和李纲都是卓越的文士，有文集传世。李纲的传世文字尤多，王瑞明先生深刻地评论说：“围绕宋金战争，李纲对投降派的罪恶进行了揭发和清算，其严肃锐利的笔触，深恶痛绝的言词，势不两立的态度，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同时代的人所望尘莫及。” 可稍作一点儿修正者，此段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宗泽。但两人的文字也有不同风范，李纲的文字表现他是个具备远见卓识、能够安邦兴国的相才，宗泽的文字则更表现他是个忠愤激烈、鞠躬尽瘁的荩臣。除此两人外，则另有胡寅和胡铨，其文字慷慨激昂，也可继踵宗李。

宋词的曲谱一般是“浅斟低唱”“绸缪宛转”的“艳词”。但从苏轼开始，出现了所谓豪放派，“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李纲的词作属豪放派。人们谈论南宋初的爱国词作，往往举例张元幹的《贺新郎》，他是李纲同道，自称“门生”，还有稍晚的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其实，李纲的若干爱国词作，如《苏武令》、《喜迁莺》（塞上词）、数阕咏史词等，也不比两人逊色。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三）《最先与最后》中感慨地说：“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一个伟大民族不时遭受一小撮小丑的侮弄和折磨，这是显而易见的史实。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们岂不可以补充说：“不时产生小丑的民族更是可悲的。”历史的造物主似乎就是如此无情，如此捉弄人，真正不幸的民族，迫切需要英雄，却往往没有英雄，或是用各种手段磨灭或扼杀英雄。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这是十分深刻的。因为任何一代史家必然会重新研究，甚至改写历史，而其研究或改写的基点无非是当代性。他们必然依据自己对当代史的某些体会，同时，也必然按史家个人的人生观，即人生哲学，去重新认识悠远的历史，发掘某些当代史提出的新课题。

今天，必须准确地强调和宣传爱国主义。祖国和国家，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在概念上自然有重大差异，不能混淆。恩格斯说，“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自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科学的、准确的定性，是经典性的科学结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忠孝，忠的本质是忠于祖国，孝是敬祖宗，孝父母。如果说中华古代爱国主义的缺点，是祖国、皇朝和君主三种概念，难于作严格区分。作为现代人，就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将国家与祖国两个概念区分清楚，爱祖国决不能等同于爱国家。

在宋代，最喜欢虚夸盛世者，是宋真宗和宋徽宗两个皇帝，而大刮奢靡之风者，则是宋徽宗。宋徽宗也并非不惩治贪官，但在其卵翼下的宠臣辈则是清一色巨贪，官场中贪腐炽盛，愈演愈烈。

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的历朝贪腐黑暗政治中，宋徽宗时的政治自然是典型之一。《朱子语类》卷127记载朱熹感慨地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朱熹只是从当时的政治措置而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国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体制，当贪腐积累到极致，必然会从量变转向质变，国势如同到了雪崩的尽头，不偾不止，就是“有伊、吕之才”，“也不可转”。面对着被贪腐之风浸淫而糜烂的国家政权，任何主观上欲励精图治者，如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杨嗣昌等，在根本上也不可能拿出什么修补之术，挽救之方，更何况是宋徽宗君臣，又错认为是他们醉生梦死般及时行乐、恣意享受的大好时机。皇朝的灭亡，一小撮统治阶级不必论，而极其可悲可痛者则是给全民族带来大浩劫。史家研究中国历史，一般都会在个人的史观指导之下，而史观又往往是个人人生哲学的延伸。史家应当有正义感，有良知，面对当时横暴的、残酷的、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理应受到震撼。然而现实状况，却是有人对古代专制政治史取美化态度，力图涂抹以玫瑰色、金色之类。在我看来，此种态度和思维，似不足取。

本传力求挖掘、解读和剖析两位爱国英雄传主的人生困厄旅程和酸苦心迹，特别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对祖国的忠诚，始终如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史家的癖好是考证，而作家的癖好是编故事。我过去以为报告文学就是纪实，同历史传记大致相似，只是富有文学气息。实则不然，看来至少相当比例不是信史。作家写历史传记，就不能指望他们的文笔纪实，总会编造点儿虚构的故事。我曾看了几部作家描写中国古代文人的传记，由于缺乏历史素养，出现离奇的虚构。诸如元代施耐庵时使用银圆，王安石与人饮龙井茶，宋代的大内称紫禁城之类，至于称呼更是摭拾目前戏曲和流行历史电视剧的现成套路，哪个朝代都可通用，根本不懂得各个时代，前后称谓有很大变迁，不能乱用。若欲伸张此类“创作自由”，无异于胡乱说史。

我的理解，所谓评传，是不过分追求叙事情节的生动，而是尽可能多援引史料，多作考证，也适当多发些议论。岳飞和宋高宗的今存史料似宜于写传，而宗泽和李纲的今存史料似宜于写评传。

史泠歌先生和我合写评传，她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年老力衰，特别是最繁难的审读校样工作，全由她承担。我们的评传绝不可能是完善的，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王曾瑜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