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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狄退师以来，朝廷搢绅上恬下嬉，幸于无事，恃以为安”
，“文恬武嬉，偷取安逸”
。然而在事实上，宋朝自然面临着盛夏过后，金军再次南侵的严重威胁。李纲最关心者，自然是割让太原、中山与河间三镇，还有秋冬的防御问题，他上奏说：
臣与李邦彦等廷争，以为宰相当往，而亲王不可往；归朝官当与，而三镇之地不可与；金银物帛之数，当量力以畀之，不然，后且有悔。当时议论与群臣不合，因再拜丐罢，蒙陛下厚恩，抚慰再三，俾专治兵，时方艰难，故不敢力请。至于誓书之类，并不与闻。然犹力留三镇之诏，以待勤王之师，俟其大集，因欲以将帅之意，檄军前以改誓书。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罢黜，而三镇之诏遂行。方今金人退师已远，挟质以往，必期于得地而后已。
如三镇果下，则异时河北、河东必不能守，密迩畿甸，宗社可忧。万一三镇为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挟亲王以行，陛下手足之爱，何以为怀？由是观之，当时计议、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后数日，方遣兵防托，不复尾击，盖以亲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约亲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约，又沿路屠戮，横尸满野，则和议盟约已不可守。异时既得三镇，别求衅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岂浅浅哉！
他请求不割让三镇，“当今急务，无大于此。愿下臣章，令在廷之臣集议，择其所长而施行之”
。他又在四月初上奏说：“金人退师，交割三镇，三镇官吏、军、民，不肯陷没夷狄，其势必为朝廷坚守。天时寖热，而虏有辎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当即出疆。臣恐秋高马肥，虏必再至，以责前约。及今宜饬武备，修边防，勿恃其不来，当恃吾有以待之。”并为宋钦宗“条具所以备边御敌者，凡八事”
。此外，李纲另在五月为宋钦宗起草致金太宗国书，指斥金军“还师渡河，劫质肃王，已复渝约”，“肆为淫暴，屠戮良民，系累妇女，焚荡室庐，不可胜计”。强调“缘是之故，三镇之民，皆出死力，为国坚守，虽朝廷号令，有所不从，此乃军前失信之所致也”。但宋钦宗显然不敢发此口气强硬的信件。
三月初，宋钦宗任命徐处仁为太宰，唐恪为中书侍郎，何㮚为尚书右丞，许翰为同知枢密院事。徐处仁“言论初与吴敏、李纲合”，他也反对“捐三镇”
。许翰字崧老，他大约比李纲大二十多岁，力主抗金，与李纲同心同德。李纲又特别上奏说：
臣朴野，无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镇不可割之议。区区赤心，始终一节，不顾谤尤者，诚谓祖宗土地，虽尺寸难以与人。倘必割之，无以立国。
宋钦宗也对割让三镇后悔，便于三月中“诏河北三帅，固守三镇”
。宋钦宗又另外致信完颜斡离不（宗望）说：“太原、中山、高阳三镇，虽限大河，不远京邑。其间有远祖陵城、太宗祠宫，在于子孙，忍不保守？高阳一带税赋，旧已收在纳银绢数中，今复重割疆封，非敢有爱，惟河外人民，不安生业，其间亲戚，境土相邻，一有往还，动干盟誓。所忧小事，驯致大愆，今欲更増岁输银绢，以代三镇租赋。”
另一信则请求放还肃王：“比遣肃王，饯送还师，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闻行李已过邢、赵，夙夜徯望，未闻还音。又闻肃王乍践履跋涉，寝食失时，宜近药饵，手足之爱，实切于心。今差使人躬诣和门，恳寻前约，早使还归。谅守盟言，必无留滞。今遣王雲、曹曚充奉迎肃王使、副。”
金军南侵，无非要吞灭宋朝，并无信约可言。正如前引李纲所说：“本约亲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约，又沿路屠戮，横尸满野，则和议盟约已不可守。”当然，宋钦宗既悔前约，也必定成为金军再次南侵的藉口。
此外，宋廷还企图策反辽朝降金的耶律余睹，他任金朝元帅右都监。
耶律余睹时在金西路军中，“因使者萧（仲恭、赵）伦等来，使达意于中国，欲援立耶律氏，且为内应”。宋朝“邢倞、张㧑馆伴，得其言，奏闻”。宋钦宗召集宰执集议，参加者有宰相徐处仁和吴敏，知枢密院事李纲、门下侍郎耿南仲、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㮚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大家都表示赞同，
特别是“宰相徐处仁、吴敏共议”“结余睹”
。今存有宋钦宗以“大宋皇帝”名义，“致书于左金吾卫上将军、元帅右都监耶律太师”的信，发于当年四月，最后说“已令萧仲恭、赵伦面道委曲”
。金方记载为“宋人意（萧）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国之戚，而余睹为监军，
有兵权，可诱而用之，乃以蜡丸书令仲恭致之余睹，使为内应。仲恭素忠信，无反复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阳许。还见宗望，即以蜡丸书献之。宗望察仲恭无他，薄罚之”
。双方记载有异，耶律余睹表示愿与宋朝勾结，也有可能是金方的一个圈套。但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策反之计当然是不高明的，反而为金军再次攻宋提供了另一个口实。后宋高宗指责李纲“听邢倞言，遂结余睹”
，当然出于其降金而污蔑李纲之政治需要。又如李纲后来在给吴敏信中说：“余堵之事，乃敌国兵家之常。当时佥议以为虽泄亦无害者，正欲间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
当时由李纲和许翰负责掌管军事的枢密院，照理说，是有利他们在军事上的部署。但是，在此危难时刻，是由皇帝与宰执共议军国大计，他们就根本不能全权处置军事。李纲提出的八条建议，包括“建为藩镇”，“复祖宗监牧之制”养马和括马，整治沿边塘泊和河北、河东城池，免三镇赋税，籴买粮草，改变解池盐法充军需等，其中最重要者是武装民众：
自熙、丰以来，籍河北保甲凡五十余万，河东保甲凡二十余万。比年以来，不复阅习，又经燕山、雲中之役，调发科率，逃亡流移，散为盗贼。今所存者，犹及其半。宜专遣使团结训练，令各置器甲，官为收掌，用印给之，蠲免租赋，以偿其直。武艺精者，次第迁补，或命之官，以激劝之。彼既自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逃逸。又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
李纲认为，宋军腐败，并无斗志，往往战则“逃逸”，组织民兵，“自保乡里、亲戚、坟墓”，“无养兵之费”，“此最策之得者”，激发民兵保家卫国的热情，抵抗强敌，当然是高明的主意。但宋钦宗“俾宰执同议，而其间所论异同”，“虽委提举官遵旧制，教阅上户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尽行团结训练，置器甲之议不行”。李纲的八条建议，或颇打折扣，或搁置不行。“道君还宫之后，朝廷恬然，遂以为无事”，“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李纲“窃私忧之”
。宋朝统治阶级大抵鼠目寸光，河北与河东的官员根本就不看重武装民众，其中似只有一人例外，并卓有成效，这就是宗泽，可惜他仅是一小州之长，容后面再述。
无可奈何的李纲又与许翰商量，企图利用他们主掌的枢密院事权，部署军务，“调发防秋之兵”，包括各地系将和不系将禁兵，巡检司的土兵，还有民兵和保甲。又“乞降旨，在京许监察御史以上，在外监司、郡守、帅臣各荐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枢密院籍记姓名，量材录用”。“又建议以为在京马、步军十余万，隶于三衙，近年不复教阅，士卒骄惰，缓急用之，旋差将佐、统领，兵将不相识，难以责成功。乞自枢密院选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阅，因勒成部伍，以备缓急”。主管殿前司的王宗濋“素骄贵，不能任事”，“骄慢无识”
，却依仗自己是皇帝的“母党”。李纲和许翰似乎已看出端倪，打算由枢密院直接插手和整顿三衙所统的在京禁军，部署开封城防。宋钦宗“上初可之，已而殿帅王宗濋等以为侵紊，非祖宗制”。的确，从宋朝的枢密院和三衙互相牵制的祖宗之法看，也确有“侵紊”之嫌，然而李纲和许翰却是在非常时期的特别措施。此类措施都被皇帝和三省所否决，“诏罢之”。李纲至此只能“窃叹，知事之难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