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奉迎太上皇回宫

宋钦宗并非不想刬革父皇的弊政，也确是个勤政的皇帝。“即位以来，刍荛之言，封章日不下数十函。乙夜观览，未尝稍厌，有一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行。与大臣议论，尝辍食吐哺，前席咨访” 。当然，他能否分辨是非，而掌政有效率，则另当别论。正如李纲后来所评论：“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

他不顾宋太祖传下的秘密誓约，杀了一批奸佞，如宦官童贯、梁师成和李彦，奸臣蔡攸、王黼、朱勔等人。高俅也在死后追贬。但此举也明显地带有报复性，有与父亲政争的意味。如“蔡京不见杀”，只是流放，“以尝保佑东宫之故”，“京当时不主废立，故钦宗独治童贯等，而京罪甚轻” 。当“徽宗南幸，（蔡）攸假徽宗旨”，由其次弟蔡翛“守镇江，改资政殿大学士”。“流言至京师，谓将复辟于镇江”，这当然触犯宋钦宗的深忌，他担心蔡攸和蔡翛拥立宋徽宗和郓王赵楷。“钦宗必欲诛之，命御史陈述即所在斩之”，“且行，帝取诏批其尾曰：‘翛亦然。’”

宋钦宗还尽量录用在宋徽宗时贬责的臣僚，如曹辅、孙傅、陈过庭、李光等人。但在事实上，由于皇太子时的特殊关系，最为亲信的自然是耿南仲，宋钦宗将他升尚书左丞。他的一个重要作为，就是“辄离间两宫” 。

因“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六贼”，宋钦宗“于是议遣聂山为发运使，密图之，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李纲在口奏时，引唐肃宗“欲发李林甫墓”的历史典故进谏，建议“不若罢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制止了聂山之行。 宋徽宗“自镇江府回銮，次南都（南京应天府），徘徊不进，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西京河南府）”。宋钦宗“以为忧。又每有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太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门。’于是喧传且有垂帘之事” 。

宋钦宗于是在三月初，命“门下侍郎赵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宫奉迎使” 。但宋徽宗“回次南都，不进，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莫晓（圣）意，皆言事且不测” 。李纲口奏宋钦宗说：“所以欲臣及吴敏来，无他，欲知朝廷事耳。吴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愿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赐对，臣具条陈自围城以来事宜，以释两宫之疑，决无他虑。”宋钦宗最初不同意，经李纲“力请之，乃听”。于是李纲在三月十七日启程。

李纲本着古儒家的忠孝之道，决计在两宫父子之间释嫌言欢。经过他的努力释疑，宋徽宗取出自己所写的一份道教青词，命他转交宋钦宗：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臣（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效，致）干戈并兴，弗获康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销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清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贼偃戢，溥率安康之后，臣即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言）。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重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值日功曹，赍臣密表一通，上（诣）神霄、玉府、玉清（三府）引进仙曹，伏（俟）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

显然，迷信道教的宋徽宗向虚幻的玉皇大帝，即所谓“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表示忏悔和设誓，是真诚的；而他托李纲转交此件文字的目的，是请长子安心，自己决无复辟之念。三月二十五日，李纲回京面奏，宋钦宗也感觉高兴，下御批说：“览来奏，知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途中劳神不易，上皇袖中小字数事，可先次封进。”

二十七日，宰执们讨论太上皇回宫的礼仪。不料耿南仲突然横生枝节，“建议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自然按照臣子的直道，表示反对：“车驾行幸，自有常法，有视皇城门者，有视宫殿门者，用各不同。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耿南仲引用儒家经典：“《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虽圣人有所不免。”李纲立即斥责说：“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采。”宋钦宗听后，“笑之”，而耿南仲“怫然，怒甚”，这是耿南仲与李纲结冤之始。

宰执“再召对于睿思殿”，耿南仲又对李纲发起突然袭击，口奏说：“臣适遇左司谏陈公辅于对班中，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岂可处谏职，乞送御史台根治。”谏官陈公辅是支持李纲者，耿南仲发此言的目标，当然决非针对陈公辅，而是要将李纲与陈公辅打成朋党。李纲也只能立即回应：“臣适与南仲辩论于延和殿，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衔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素所鉴察，臣不敢复有所辩。但臣以非材，冒处枢辅，仰荷特达之知，未能有所补报。区区素志，欲俟贼骑出疆，道君銮舆还阙，然后求归田庐，臣之愿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岂敢留，愿以公辅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宋钦宗表面上取调和态度，说：“伏阙士庶以亿万计，如何结构？朕所洞知，卿不须如此。” 又亲自写手诏说：“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经他再三挽留，李纲只得留任。

宋钦宗虽挽留李纲，他说的话其实是口不应心。《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3《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程公墓志铭》记载他与谏官程瑀的一段对话：

钦宗曰：“二人（余应求、陈公辅）相与为党，向日伏阙，盖二人倡之。”公曰：“伏阙数千人，二臣时为馆职，恐不能鼓唱。”钦宗曰：“耿南仲亲见。”公曰：“臣闻方士庶伏阙，二人入局，为众要留，南仲宣谕圣旨之时，却得公辅转谕众人。”钦宗曰：“南仲殊不如此说。”公曰：“陛下既以南仲之言为然，便当以鼓唱伏阙罢斥，不当因其事，指为观望。且南仲以其人为有此事，当其初除谏官，不奏白，何也？”

足见他对士民伏阙上书的爱国运动耿耿于怀，其内心仍对李纲，甚至连带对支持李纲的台谏官，如余应求、陈公辅、程瑀等人，充满了猜忌；相反，对耿南仲的谗言却是正中下怀。

尽管宋钦宗并未采纳耿南仲之议，而当迎接宋徽宗回京后仅四日，便将耿南仲由尚书左丞升任门下侍郎。 宋徽宗回住大内之北的龙德宫，事实上却又处于一定程度的软禁状态。 这表明宋钦宗的心胸狭隘，也确实信从耿南仲之流的离间，“信如蓍龟，敷奏之语，盖未尝不从也” ；而李纲以直道事君，其实是失败的。时任侍御史的李光上奏规劝说：“耿南仲为东宫官，辅导陛下十有余年，此腹心之臣也。虽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纲敢与抗论。诋讦其短。此其疏率无谋可知矣，而谓怀奸以事陛下。则非也。” vyFPMQ5s5xNyNpo3SQY2VoEB2hVTdxNByd5U0Mgd5Jugkx445tbIuyNesqUIWP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