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起家，宋朝皇帝一贯猜忌、防范和压制武将。降及北宋晚期，宋徽宗更习惯于用宦官统兵。在统兵的童贯和谭稹败事之余，宋钦宗狃于积习，不听宇文虚中劝告，仍命宦官节度使梁方平与武将何灌率二万七千人马，驻军濬州，守卫黄河。
当梁方平等“烧桥而遁”，金军渡河的消息传来，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日，“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门东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侍从、百官往往潜遁”
。领枢密院蔡攸根本不管军事，亲随宋徽宗南逃。刚逃到开封不久的童贯，宋钦宗“以贯为东京留守。贯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
，并以亲兵胜捷军护卫。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的高俅，仍为殿司之长，却也根本不管京城的殿司军务，率军随行。另一盘踞东南的宠臣朱勔也“护卫扈从车驾”
，安排道君太上皇帝一行生活。梁方平后被处斩，
他成了宋朝最后一个统兵宦官。
宋钦宗作为亡国之君，人们往往将他与宋徽宗一概骂倒，其实大欠公允。宋钦宗简直就未得其父的丝毫遗传基因，李纲说“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决非虚美。后来金人向宋宫俘虏“询宫中事”，在一代帝主沦为阶下囚时，宋俘们仍然没有奚落他，反而说：“少帝贤，务读书，不迩声色，受禅半载，无以备执事，乃立一妃、十夫人，廑三人得幸，自余俭德不可举数。”
他即位后，“自东宫时徙宫中，服御器皿与夫府库之积，闻兼辎重，共不及百担，而图书居其半，纬帐无文绣之丽，几榻无丹漆之饰”
。在正常情况下，宋钦宗倒是个标准的守成之主，其循规蹈矩，肯定远胜于宋仁宗，而不会胡作非为。但他面对复杂、险恶而多变的局势，却毫无措置能力。他的全部作为，就是来回摇摆于轻率的冒险主义和卑怯的投降主义之间，并且以后者为主。
在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下，有不少荒唐的积习。在宋人心目中，以文制武，以不知兵文臣执掌枢密院，主管军事，似乎是理所当然。宋钦宗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召李纲面对。李纲说：
今金寇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事，势必消缩请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増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増岁币，当告以旧约，以燕山、雲中归中国，故岁币増于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和好，不校财货，姑如元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坚，无为浮议所揺，可无后艰。
此段话表明了李纲的远见卓识，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他规划了与金谈判的必须坚持的底线。但往后的史实证明，皇帝根本没有坚定的意志，以执守李纲正确的建议。次日，宋钦宗遂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宋钦宗又急忙任命吴敏知枢密院事，李棁任同知枢密院事，吴敏兼任亲征行营副使，时年四十四岁的李纲兼任亲征行营使司参谋官，行营使司负责“团结兵马于殿前司”
。宋朝六部的长贰中，因为另有更高的枢密院管军事，兵部的职能最小。然而国难当头，李纲必须了解和学习军事。
在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中，宋朝其实面临三大严重困难。第一是真正的将才萎靡。一方面固然是积习，另一方面，在长期受压制的，地位低微的武将群中，一时也不知哪个真是将才。李纲在宣和初所著的《御戎论》中已指出，“古之将帅，付以阃外之权，不从中制，利则伸，钝则蟠”，“今则不然，为帅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见可欲进而不得，知难欲退而不敢，用度稍过，已从吏议，一有不然，片纸罢之”
。他后来又说：“自宣和以来，夷狄之祸，亦云酷矣，可以当大将之任，如种师道者，凋丧略尽，见存诸将，仅足以充偏裨之选。”
南宋人能举出的北宋末的大将，也就是种师道一人。但史实表明，即使种师道也算不上是真正能够折冲御侮的将帅，但还是比其他将领强。宋朝若干武将的军事经验，无非来在陕西与较弱的西夏军作战，至于对付远为强悍的金军，一时就提不出有效的战略和战术。故后来岳飞非常痛心而悲慨地说：“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
李纲任兵部侍郎前一天，向宋钦宗紧急提出二十条建议，第三条就是“今来御捍大敌，当择大帅三人，以朝廷大臣为之”
，也还是没有超脱文臣统兵，节制武将的传统军事思维。
第二是长期养成的军队腐败，遇到金军，往往“不战而溃”
。李纲说：“中国之兵，既失训练，又不用令者不必诛，逃亡溃散者反招集之。此风既成，习以为常，则有不可胜诛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御夷狄，积弊之渐，亦非一日也。”
以步兵为主的宋军，以野战中根本无以与骁悍的女真骑兵相抗，至多只能进行守城战。
第三，北宋当时是全世界发达和富庶的帝国，但宋徽宗君臣恣意奢靡和贪腐，完全掏空了国库，根本上无法满足军队的后勤供应。李纲在《御戎论》曾说，在陕西关中之地，“有司窘于泉帛，无以广籴”，“又行坐仓之法，士有饥色，其何以战？”
北宋后期，人称“独西兵可用”，
却处于“士有饥色”的窘境。在河东，“战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青菜钱七十文，铜、铁相半。是时，官中已不使铁钱，但以此充数耳。或攒聚数日阙乏，止支钱会子，一纸钱会子，止得三四百”。
后来开封围城中，“雨雪交作”，守城军士却“浑身单寒”
。当时棉花产量很少，御寒全仗蚕丝的绵衣，而至少相当比例的军士却只能穿单衣。战马当然在军事上有很大的重要性，而“诸军阙马者大半”
。
以上的三大严重困难，任何人也绝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整顿之效。
正月初四日，李纲“对班于延和殿下，闻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间”，就坚决请求与宰执们“廷辩”
。当时的宰执包括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尚书左丞赵野、知枢密院事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蔡懋和李棁。尚书右丞宇文粹中“扈从东幸”，随宋徽宗南逃，不在场。此外，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因“免签书”
，即挂空名。他害怕金军，“奉椒房（皇后）出奔”，逃离开封。
几年以前，李纲给梅执礼的信中说：“士大夫所养，以气为主，平时如虎，犹恐其临事之如鼠。”
不料竟相当快地得到了应验。尽管吴敏固然与李纲私人关系好，又身为管军事的长官，但显然一时也无主见。
虽然“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前此无例”，宋钦宗还是特旨允许。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李纲自述了此次面对经过：
余拜讫，升殿，立于执政之末。因启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将何之？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语未既，有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楼橹，创修百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壕河浅狭，决难保守，愿陛下详议之。”上顾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观，朕于此俟卿。”
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诣新城东壁，遍观城壕，回奏延和殿。车驾犹未兴也。上顾问如何，懋对亦以为不可守。余曰：“城壁坚且高，楼橹诚未备，然不必楼橹，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诚为浅狭，然以精兵强弩占据，可以无虞。”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默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甚，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傥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
上顾宰执曰：“执政有何阙？”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时宇文粹中随道君皇帝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尚书）右丞。”面赐袍带并笏，余致谢，且叙所以时方艰难，不敢辞之意。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的李纲，遂超升副相的末位。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在午饭时再次面对，“宰执犹以去计劝上”，宋钦宗也急欲逃跑，又马上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李棁为副留守。李纲只得再次苦劝，有宦官王孝竭说：“中宫（朱后）、国公（皇子赵谌）已行，陛下岂可留此！”宋钦宗“色变，降御榻”，哭着说：“卿等毋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又经李纲反复劝说，“意稍定”，说：“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不当稍有疏虞！”李纲“惶恐，再拜受命”。当夜就留宿尚书省。半夜，心神不宁的宋钦宗又派宦官传旨，责“令宰执供军令状”。
初五日清晨，李纲“趋朝，道路纷纷，复传有南狩之事，太庙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则禁卫皆已擐甲，乘舆服御皆已陈列，六宫襆被皆将升车矣”。李纲只得厉声对卫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卫士们高呼：“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找宋钦宗说：“陛下昨日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以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出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宋钦宗至此方“感悟，始命辍行”。
白时中当然是个十足的鼠辈，宋钦宗曾问他逃跑之后，“宗社何如”，回答只是“招募英雄，以图克复”，又不断指责李纲“所言皆书生纸上语”
。宋钦宗罢免了太宰白时中，改组政府，李邦彦任太宰，张邦昌任少宰，吴敏仍知枢密院事，赵野任门下侍郎，王孝迪任中书侍郎，蔡懋任尚书左丞，李棁仍任同知枢密院事，而新命耿南仲和唐恪任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还之”。又命李纲充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曹曚充亲征行营副使。
曹曚“具陈军情，谓亲征，愿死战，巡幸即恐变生萧墙，自是方绝出幸之意”
。
事实证明，李纲挽留宋钦宗，是十分明智而及时的。初七日，完颜斡离不（宗望）即兵临开封城下。如果宋钦宗出逃，就有可能被急驰的女真骑兵追击俘获。李纲紧急部署城防，“自五日至八日，治战守之具粗备”。金军因郭药师做向导，抢先扎寨于开封城西北的牟驼冈。“冈势隐辚，如沙碛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
，因而保证了金军的粮草供应，无疑也是宋方的一大失策。事实上，李纲在仓促和忙乱之中掌管城防之前，宋钦宗和宰执辈根本就没有对开封的城防有任何部署。
兵贵神速，对于受保守军事传统长期涵育的，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言，基本上是空话；对于金军而言，却是不说只做。当天傍晚，金军喘息未定，就立即攻城。开封城是一座土城，“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
。有宫城、里城和外城，形成了古时的纵深防御。外城周长五十宋里一百六十五步，
按现代的考古测量，东墙长7660米，南墙长6990米，西墙长7590米，北墙长6940米，略呈菱形。城墙底部厚五宋丈九宋尺，高四宋丈，城外的护龙河阔十多宋丈。唯有东、西、南、北四座正门设两重直门，供御路通行，其余偏门都按边城的瓮城门规范修建，里外三门，门道弯曲，若干水门也都设有铁闸门。城上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墙，除城上的通道外，城墙里还有一条内环路，便于运兵。
诚如李纲所说，“不必楼橹，亦可守”，从古代的军事学的观点看，开封城无疑是个易守难攻的庞大军事堡垒。其主要防御屏障，一是宽阔的护龙河，二是高耸而“坚密如铁”的外城墙，上在密集的马面和女墙，便于弓弩和砲石交叉射击城下敌军。
金军“攻西水门，以（小）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其目标是企图超越护龙河与外城两道防御屏障，由西水门（即利泽门
）直入外城。本不知兵的李纲亲自“临城捍御，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小）船至，即以长钩摘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排扠木，及运蔡京家假山石，迭门道间，就水中斩获数百人。自初夜防守，达旦，始保无虞”
。另一记载稍稍简略：“金人以大（小）船乘便流，纵放而下，急攻西水门。西水门之上流先已设械于汴水之中，为械所拒，大（小）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发，力御终夜，迨晓，金人方退。”
金军的斗志确实顽强，能连续作战，初九日早晨，又马上转攻北城的酸枣门（通天门）、封丘门（景阳门）一带。李纲“入对垂拱殿”时，闻讯，“乞禁卫班直善射者千人以从”。到达酸枣门时，金军“方渡濠，以云梯攻城”。李纲“命班直乘城射之，皆应弦而倒”。他“与官属数人登城督战，激励将士，人皆贾勇。近者以手砲、櫑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炮及之。而金（贼）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众。又募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烧云梯数十座，斩获酋首十余级，皆耳有金环”
。由于金朝对汉人等实行强制性的“剃头辫发”政策，
单纯从发型着眼，已无从区分金军的民族成分，而“耳有金环”则是女真人。
当天，除战斗最激烈的酸枣门外，其他北城的陈桥门（永泰门）、封丘门、卫州门（安肃门）都遭受攻击，而酸枣门“虏箭集于城上如猬毛”。这表明开封城过大，金军无力全面攻城，只是从牟驼冈大寨出发，偏攻北城四门。从卯时（相当于今早5—7点钟）直到下午未时、申时（相当于今下午3—5点钟），共“杀贼数千人”。经历一夜一昼交战，金军攻城受挫，“乃退师”
。当时隶属行营司的低级军官中，就有韩世忠。李纲开始与他结识，“每嘉其有忠勇迈往之气”
。
金朝女真贵族的聪明，表现于往往不仰仗单纯的军事进攻，而是“一面举兵，一面和议”
，“以和议佐攻战”
。此种策略，对抵抗意志十分薄弱的宋钦宗，后来死心塌地，屈辱求和的宋高宗，非常奏效。但李纲的主见是很明确的，求和也绝不可过于屈辱，早在李纲任兵部侍郎前一天，向宋钦宗紧急提出二十条建议，第二条就针对此事说：
今来金国遣使，有所邀求。臣虽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过五事：欲求尊大之礼，一也；欲得归明之人，二也；欲厚邀岁币，三也；言吾首败盟约过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窃以谓金国欲求尊大之礼，当屈体事之，如太王之事獯鬻，以纾一时之急，无不可者。欲求归明之人，当尽与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吾辞既直，而可以无狼子野心之虞，养济匮财之患，一举而三策兼得，无不可者。欲厚邀岁币，当答以旧约以燕云归中国，故岁币所以加倍于大辽；今既败盟，尽取燕云之境，岂可复增岁币？为两朝赤子之故，不敢爱惜，且如旧约，已为过厚。至于欲求割地，则祖宗境土，为人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境，岂可割以遗人？夫夷狄贪婪无厌，设使割地，复有所求，将何以赂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赖塘泊为固，今悉以与之，则险阻之地尽在彼，何以立国？当择辩士奉使，以死争之。
他提出自己的谈判底线，主要是不能追加岁币和割地。然而他对和谈活动，既不得插手，更不能做主。
在完颜斡离不（宗望）军抵达开封城下的当天，金军就放回“奉使讲和”的李邺，李邺回朝，又张大敌势，“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完颜斡离不（宗望）攻城失利后，又立即派吴孝民使宋。宋钦宗又继命李棁与李邺同往。
李纲记录此事说：
因遣使随李邺请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坚欲入城，余传令：“敢辄开门者斩！”竟俟明乃入，实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执起居讫，升殿奏事。引使入对，出斡离不书进呈，道所以举师犯中国之意。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议所以和者。上顾宰执，未有对者，余因请行。上不许，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棁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宰执退，余留身，问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刚，不可以往。”余对曰：“今虏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惧李棁柔懦，恐误国事也。”因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过许金币之说，以谓”金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觊觎，忧未已也。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审之。
以上记录表明，其他宰执大臣都是“临事之如鼠”，既不能提出好的和谈方略，更不敢主动临危请命而出使。李棁到金营，完颜斡离不（宗望）“南向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完颜斡离不（宗望）“遣燕人王汭等传道语言，谓都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赵氏宗庙，恩莫大也。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并交付一纸“事目”，“棁唯唯，不能措一词。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妇人女子尔！’”
与其他皇朝相比，宋朝确是最为优养士大夫，而其所养育者，又大多是李棁一流鼠辈。
诚如李纲所料，完颜斡离不（宗望）固然挟带屡战屡胜的军威，其实也是“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女真骑兵作战有很强的季节性，往往只能是盛暑休兵，而在秋冬弓劲马肥之际用兵，加之完颜粘罕（宗翰）一路屯兵太原城下，无以与东路军会合。初战的事实又表明，开封的守城战也并无多大困难。双方只消相持数月，金军必退。问题在于自小生长锦绣丛中的宋钦宗，根本不可能具备如唐太宗和周世宗那样的胆识，又被大群的士大夫鼠辈所包围。他们的投降主义言论，又正好击中和契合皇帝的畏怯心理。李纲忠实地记录了廷议的过程和结果：
十一日，棁至自大金军前，宰执同对于崇政殿，进呈金人所须事目，且道其语。宰执震恐，欲如其数，悉许之。余引前议力争，以谓“尊称及归朝官，如其所欲，固无害。犒师金币，所索太多，虽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数，况都城乎？当量与之。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余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顺、僖三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为今日计，莫若择使与之往返熟议，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币之数，令有司会计所有，陆续具报。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以孤军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以重兵卫出之，彼且不敢轻中国，其和可久也”。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城破在朝夕，肝脑且涂地，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上为群议所惑，默然无所主。凡争逾两时，无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胜众说，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数日，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者，徒以议论或有补万分之一。今与宰执异议，不能有所补，愿还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谕曰：“不须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欵我，此徐议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复前进曰：“金人所须，宰执欲一切许之，不过欲脱一时之祸。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为陛下了此？愿更审处，后悔恐无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复回，尚冀可以力争，而誓书已行矣，所求悉皆与之。
太宰李邦彦号“浪子宰相”
，他与王黼、蔡攸都只是在宋徽宗宫中充当俳优的角色，
“为道君狎客”
。他也颇为善于官场倾轧，
但在国难之际，又岂能指望他有作为。李邦彦的对策只是“坚主割地之议”
。李纲所说的“宰执”，当然包括他的好友吴敏在内，他也未出面帮助李纲，其他人就更不待论。宋钦宗甚至不愿拖延一段时间，就匆忙应允金军全部的苛刻的城下之盟条款。
宋徽宗被俘前的三十二个儿子中，四个年龄颇小的皇子，生母不详，其他皇子都是宠爱的妃嫔们所生，唯有第九子康王赵构的生母韦氏，根本不受宠爱，只是依靠义妹乔贵妃，才得以有了婉容的低位。他们母子在宋宫中的地位可说是鸡立鹤群。
宋徽宗南逃时，许多“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
，一说留在京城者唯有五子肃王赵枢和康王。
肃王是郓王赵楷的同母弟，其母是王贵妃，他在宋宫中的地位自然高于康王。在此情况下，宋钦宗只能命康王赵构与少宰张邦昌出质金营。
康王和张邦昌带去金营的宋朝回书《事目》，包括“下项：书五监，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杂色表段一百万匹，裏绢一百万匹，马、牛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已行根刷，虑或不足，须至稍宽期限”
。然而开封城中一时也拿不出偌大的财物，中书侍郎王孝迪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收簇犒设大金军兵所’为名，揭长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输之官。限满不输者，斩之。许奴婢及亲属诸色人告，以其半赏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宋钦宗还为之亲下圣旨。李纲实在看不下去，又对宋钦宗建言：“收簇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复许告讦，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又变，不可不虑。”宋钦宗方才下令停止告讦。
宋方“日运金银、币、帛之属”，“名果、珍膳、御酝之饷，使者络绎，冠盖相望”，送往金营，宋钦宗又以“御府珠玉、玩好、宝带、鞍勒以遗之”。但贪婪的金人“益肆须索，无所忌惮，至求妓乐、珍禽、驯象之类，靡不从之”。李纲多次规劝皇帝，“以谓（赐）此不足为德，适所以启戎心”，但鼠目寸光的众多臣僚却反而“称美上德”。李纲的诤言全然无效。
在正月十五日以后“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日数万人”，李纲的行营司“乃于四壁置统制官，召集之，给刍粮，授器甲，踏寨地，团队伍”。十七、十八日，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郑州南门（即西城偏南之新郑门，或名顺天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于是金人始惧，游骑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二十日，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与武安军承宣使、统制官姚平仲又分别率陕西泾原路和秦凤路军抵达开封，宋军军势为之一振。
由于伐辽败绩，种师道一度贬降，此回得宋钦宗急诏，他“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姚平仲“有步骑七千”，而号称“西兵百万”。
种师道到开封之初，就批评太宰李邦彦惊慌失措，据《三朝北盟会编》卷30载：
师道见邦彦，因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坚高如此，备御有余，当时公何事便讲和？”邦彦曰：“以国家无兵，故不得已须和耳。”师道曰：“凡守与战，自是两家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之民虽不能战，亦可使守。但患无粮食，粮食苟有余，京师数百万众皆兵也，何谓无兵？”邦彦诡曰：“素不习武事，不知出此。”师道笑曰：“公不习武事，岂不闻往古攻守事乎？”又曰：“闻城外居民悉为贼杀掠，畜产多亦为贼所有。当时闻贼来，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般畜产入城。遽闭门以为贼资，何也？”邦彦曰：“仓卒之际，不暇及此。”师道又笑曰：“好慌！好慌！”左右皆笑，又曰：“公等文臣腰下金带，不能自守，以与虏人。若虏要公等首级，如何？”邦彦不能对。又曰：“京师如此之阔，番兵只十数万，何能围匝，何故四门都闭，则番人得以纵掠，而吾民困矣。”
人称北宋末，“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
，将两人视为主战的代表人物。据说种师道“其性寡默”，“为人口讷，语言不能出”
，但从上述记事看，也未必全无口才。他在朝见宋钦宗时说：“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宋钦宗说：“业已讲和矣。”种师道说：“臣执干戈以卫社稷，不知其它。”他虽然主战，而在宋钦宗面前却“不能反覆力执”
。宋钦宗拜他为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事、京畿、河北路宣抚使。姚平仲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这是北宋晚期迫于军情，首次令武将统兵。
李纲向宋钦宗建议：“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宋钦宗却囿于宋朝的皇帝集权，臣僚分权的传统，到此紧急关头，却宁愿机构重叠，拒绝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他下御笔说：“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曚可也。”为种师道另设宣抚司的结果，“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宋钦宗“屡申饬，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托以机密，往往不复关报”李纲。李纲“私窃忧之”，也无可奈何。
正月二十七日，李纲与太宰李邦彦、知枢密院事吴敏、另有种师道、姚平仲和折彦质共同在福宁殿面对，李纲说：“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虏）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穽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计，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当时皇帝与众人都无异议。
宋方已清楚金军的军力，应当说，李纲此议是高明的，正是《孙子》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然而事情的变卦，又出乎李纲与种师道的谋划之外。“姚平仲者，古之子，屡立战功”，“为童贯所抑”
。陕西军重世将，种氏和姚氏都是世代将门，“种氏、姚氏素为山西钜室，两家子弟不相下。时平仲之父古帅熙河，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之会独归于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有怨言，达于”宋钦宗。宋钦宗“一日遣使五辈，趣师道进战。师道言：‘过春分节可击。’是时相距才八日，盖俟其弟师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营，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归。故师道言不用。既而平仲谋泄，虏先事设备。至是平仲率步骑万人，夜劫虏寨，反为所败而还”
。
事实上，此次劫寨也并非一败涂地，宋金两军“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余人，而（陕）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
。另据李纲上奏自述，他在当夜四更，突然接宋钦宗命令，“诏臣应援，顷刻之间，使者三至。臣适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阳门，至班荆馆，亲督将士，列在要冲，分遣兵马，解范琼、王师古等围；亲以中军捍御贼马，射杀金贼甚众。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复列阵，与贼相望，臣所统兵，士气百倍”
。
但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因其败而中伤之”
。“宰执、台谏（即）哄然，（以）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皆）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上震恐，有诏不得进兵。而斡离不遣使，以谓用兵特将帅所为，不出上旨，请再和。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意。’”居然提出缚送李纲给金军，而金朝“使人反以为不可”。于是宋钦宗罢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
。宋钦宗以“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子郎君”说：
初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还，一并持去。忽报初一日夜，有兵马在城外作闹，本朝不知事因，继闻辄至大金军前，不胜惊骇，寻遣人根问止约。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诸路军马作过，寻令勾捉，称本人未回军寨，亦见令人擒捕，候见，即正典刑，以戒贪功误国之士。又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协助，已先行出责了当。
他至此只得诿过臣下，以求屈辱求和，所谓“执政间有素与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者，当然是指李纲，尚不便明言。宋钦宗另“降亲笔慰劳，锡赉”李纲“白金、缗钱五百贯、两，且令吴敏宣谕将复用之意”
，算是私下的恩典。但此次姚平仲的失败和逃遁，却又使李纲长久地如俗语所说，被扣上了屎盆，甚至如后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
。李纲在给宋钦宗上奏中辩白得清楚：
姚平仲引众出城，几败大事。然平仲受节制于宣抚，不关白于行营。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与。其夜四鼓，陛下闻其交锋，诏臣应援，顷刻之间，使者三至。臣适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阳门，至班荆馆，亲督将士，列在要冲，分遣兵马，解范琼、王师古等围，亲以中军捍御贼马，射杀金贼甚众。
他当然完全不可能在上奏中当面说谎。宋钦宗对此次事件的经过和责任，无论如何也是心知肚明，他无非是从轻率的冒险主义，瞬间滑向卑怯的投降主义，玩弄皇帝的南面之术而已。故后来《朱子语类》卷130批评李焘史笔之误，“考订未甚精密”，“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
。
种师道也反对姚平仲军仓促劫金营，但在此举失败后，他曾“令更劫”，说“虏人以其不再来了，再劫却是”，“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贼遁矣”。有人问：“平仲之举为虏所笑，奈何再击？”他说：“此所以必胜也！”但惊慌失措的宋钦宗、李邦彦等人又“不能从”
。
于是开封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下数百太学生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他们聚集在大内宣德门（与明清故宫前之承天门、天安门相当）前，“乞罢李邦彦，用李纲、种师道”，其上书说：
臣等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奋不顾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妒贤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贼也。恭惟皇帝陛下聪明英睿，独智旁烛，贤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断然不疑，拔纲于卿监之中，不一、二日，任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复相邦昌，其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复罢李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此必为邦彦等挤陷。盖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臣等闻纲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乘间投隙，归罪于纲。
群臣劝陛下他幸，则中外恟恟，不敢自保，当时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舆播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何从复有天下？赖陛下聪明，不惑群议，断自圣志，特从纲请。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等无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纲之力岂曰小补之哉？是宜邦彦等谮谤忌嫉，无所不至。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在朝廷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使专之）。
陛下若以臣等之言为未足取信，愿试登御楼，呼耆老百姓一问之，呼军兵一问之，呼行道商旅一问之，试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纲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陛下不可不谨。
陈东“率士数百，伏阙上书”
，其中还有高登。
按宋徽宗崇宁时规定，太学和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后废辟雍，而“辟癰之士，太学无所容矣”，太学生应有所减少。
可知参加伏阙上书者，尚只占太学生中的小部分。这其实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事先根本没有严密的组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太学生由个别人的活动升格为集体性的运动，并且成为中华史上首次爱国学生运动。《三朝北盟会编》卷41载太学生沈长卿追述时事说：
臣闻二月初五日，陛下罢李纲右丞，太学生陈东等率士数百，伏阙上书，极言李纲忠义，李邦彦奸恶，冀陛下聪明睿断，罢邦彦而相李纲，以厌天下之论也。于时京城百姓群聚阙廷，不约而来者几数万人，仰天椎心，祈哀请命，莫不欲李纲之相，邦彦之罢也。洎陛下遣使宣谕，复纲旧职，众志遂定。其后乘时恃众，殴击内侍，盖缘平居细民受虐之深，积怨之久，（以至于是）。今日戎虏拥兵困辱中国，夺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间，发其痛以至于极，非士人所教而为之也。夫举数万之众，不烦召而群聚帝阍，若出一家，曾无异意者，岂陈东一布衣寒士所能驱率哉？
后陈东直到临死，也并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从此份上书看，他们也误以为劫金营与李纲有关。高登又另外上书批评说，“夫以一李纲在陛下左右，陛下谙悉其忠诚，尚不能笃意委任”。“群奸力沮种师道、李纲之谋，割二祖陵寝之地以啖之，国人闻者，无不垂涕”
。江致一也与陈东同时上书。
“诸生伏阙搥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
。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然而迫于形势，也明知自己理亏，只能下手诏说：
士庶伏阙上书，愿见李纲、种师道。朕深谅尔等忠义，已令纲、师道传旨抚谕。若更有乘时恃众乱行，殴打内侍，令纲、师道以军法从事，便令退散。如后去之人，当行军法！
当时“军民数万人拥伏阙下，相谓曰：‘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毋得归！’会百官退朝，自东华门至阙前，众指李邦彦，数其罪嫚骂，至前攫其履，欲殴之，邦彦疾驱以免。兼开封尹聂昌（原名山，宋钦宗改为昌）举鞭揖东等曰：‘诸公为此，可谓忠义矣！’逻者以闻，上令閤门受所上书。顷之，中人传旨云：‘诸生所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当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众哄然曰：‘安知非伪耶？须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乃退。’于是知枢密院事吴敏传宣云：‘李纲用兵未利，不得已罢之。俟金兵稍退，令复职。’犹不退。时已日晡矣。百姓乃舁登闻鼓，置东华门外，挝而坏之，山呼震地”。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危难之际，士民们业已认定，救国非李纲莫属。当然，群众运动也很难控制激烈的行为。“开封尹王时雍至，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犹愈于以奸佞胁之乎！’复欲前殴之，时雍逃去”
。诚如已故周宝珠先生所说，“‘忠义胁天子’，这是爱国军民在抗金中迸发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把‘忠义’抬到一个新高度”，“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愤怒的民众“杀伤内侍二十余人，（皆脔割之，虽毛骨无存者）。又诉詈宰执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等，殴击之，皆走散藏匿”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宗濋奏于上曰：“事已尔，亡可奈何，当黾勉从之。不然，且生变。”于是遣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言于众曰：‘已得宣李纲矣。’百姓数千人诣浴堂室院迎之。上益恐，于是相继而宣谕者络绎不绝。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谕未到，而后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肉，脔而磔之，即矫制曰：“杀内臣者无罪！”又取十余辈杀之，取其肝肠，揭之竿首，号于众曰：‘此逆贼也！’纲皇惧入对，泣拜请死。上亦即复李纲尚书右丞，充京西四壁守御使，而罢蔡懋。纲固辞，上不许。俾出东华门、右掖门宣谕，众亦稍去”
。李纲出面，“百姓见纲，皆呼曰‘右丞，且与百姓为主！’纲亦言曰：‘纲已在此，即登城矣，百姓不足忧。’促归照管老小。是日斩首乱者十余人，移时方定”
。
李邦彦“为都人所愤怨，才出门，争呼殴击，将杀之。马逸，偶脱，百姓独得其履。因乘妇人小舆，垂黄裙轿帘”。宋钦宗“命密匿于启圣院”。
但李邦彦仍不死心，他与同伙“谮东以布衣胁天子，不可赦”。宋钦宗“不从，邦彦惶恐，乃乞致仕”
。宋钦宗此后罢免了声名狼藉的李邦彦和王孝迪、蔡懋，升张邦昌为太宰，吴敏为少宰，李纲为知枢密院事。
此次劫营之最重要的后果，是宋朝正式割让太原、中山与河间三镇。金朝方面的要挟说：“今放黄河，更不为界，可太原、中山、河间等府一带所有地分，画立疆至，将来拨属本朝。”
不以黄河划界，算是大金的宽恩。但对宋朝而言，将自三镇以北的土地割让金朝，丧失河北与河东的一半土地，并完全失去了原辽宋边界的塘泊之险。故李纲一直坚决反对，并挽留着割让三镇诏书，然而据其自述：“先是，所留三镇诏书，余既罢，乃遣宇文虚中赍诣金人军中，复差臧（瑀）、秦桧为割地使。”
臧瑀后复姓程，他反对割地，但还是与金使北行燕山府。
正如李纲后来所追述：“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以孤军入重地，我之守御固，而援师集，其势不难于和。宰相失策，欲脱一时之祸，而不为久长之计，凡所邀求，一切许之，遂割三镇，而河北、河东之地几去其半。”
在李纲短暂罢官期间，蔡懋任守御使，“下令禁守御兵不得放矢石，范琼、马忠披城扎寨外，余兵尽退入城，贼复大肆”
。“号令将士，金人近城，不得辄施放，有引砲及发床子弩者，皆杖之，将士愤怒”。李纲复职后，“令施放自便，能中贼者厚赏。夜发霹雳砲以击，贼军皆惊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
，又一次击退金军。
在整个守城战中，“围城危急，羽檄飞驰”，李纲作为一个文官，却“寐不解衣，而餐每辍哺，夙夜从事”，“至于登陴拒敌，矢集如猬毛，左右指麾，不敢爱死”
，表现了舍身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完颜斡离不（宗望）所率金军显然不能，也无力在开封城下，与宋军长久相持。女真人耐严寒，不耐酷暑，其弓马到了夏季，军事效能也大打折扣，更何况悬军深入，后勤供应根本无保障。他的聪明是利用以强凌弱的高压态势，见好就收，及时率兵北归。宋钦宗被一次劫营失败吓破了胆，只求完颜斡离不（宗望）早早退兵。他致书完颜斡离不（宗望）说，“所谕骡、马、金、帛事，已纳金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一万二千六百两，绢一十万匹，表四十七万匹，竭尽府库旧积，仍敛民间所藏，尽数于斯，无可再得。只候军回之后，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数。骡已纳六百头，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余皆尫瘁瘦疲，素不养在城中”。“事至今日，岂敢不从？荷再造则天地同功，蒙一谴则社稷立陨。惟有投诚，且实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观他时之改悔，后或有违誓约，不顾大恩，天实临之，祸败不悔”
。
金人提出，要另遣地位更高的亲王为质。宋钦宗遂以肃王取代康王，金人又放康王回城。在宋徽宗诸子中，其实最有口碑者，是五子肃王赵枢和六子景王赵杞，赵杞为乔贵妃所生。
“肃王、景王温淳忠义、俱有贤德、国人共知”
。
完颜斡离不（宗望）遂乘机于二月十日退兵。“金人既得三镇之诏，及肃王为质，即不俟金帛数足，遣使告辞”，宋钦宗还“赐宴于军中”
。
围绕着金朝人退兵，李纲和种师道都主张“乘其渡河半击之”，李纲认为：“金人厚载而归，辎重既众，驱虏妇女，不可胜计，气骄甚。击之，决有可胜之理。”种师道说：“异日必为后患！”但宋钦宗前后反复，一度同意派兵追击，又听信若干宰执的“密启”，发御前金字牌下诏追还。
敌人不过暂时退兵，却使他感觉安慰。李纲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序》中总结说：
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何也？贼以孤军深入，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当是时，不难于和，而朝廷震惧，其所邀求，一切与之，既割三镇，又质亲王，又许不赀之金币，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诸道之兵既集，数倍于贼，将士气锐而心齐，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使贼人安然，厚有所得而归，此失其所以战也。失此二者之机会，故令贼志益侈，再举南牧，无所忌惮，遂有并吞华夏之志。
他在《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对后来的宋高宗说得更详：
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宋钦宗），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
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
第一次开封保卫战自正月初七至二月初十日，历时一月有余，其实战斗颇少，更无激战。金军自正月初七日夜到初八日昼之攻城，十七日和十八日，马忠率京西兵冲破金军拦截，进入开封城，后来又是二月初一夜姚平仲劫营“小衄”，金军乘势攻城，都遭失败。这其实是北宋末唯一一次转败为胜之机遇。如真按李纲和种师道之策，东路金军有可能遭受重大失败。然而难得的机遇，却全被宋钦宗的瞎指挥所扰乱而丧失。东路金军满载勒索来的大量金银等，以得胜之师凯旋北归，却真正埋伏了北宋皇朝败亡的祸根。
但从另一方面看，当金军初攻开封的危急关头，如果听凭宋钦宗和一帮鼠辈式的宰执处理国政，皇帝出逃而还可能被俘，百官星散，而偌大的都城肯定要遭受一次浩劫。北宋养士一百六十年，能够以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挺身而出，力挽危局，还只有李纲一人。即使是与李纲相好的吴敏，又处于更高的官位，其表现也远为逊色。
当时宋廷其实也只有李纲一根主心骨。如果庸懦无能的宋钦宗真正看准人才，全权委付，不加任何干涉，倒也是好事。可是宋钦宗却根本做不到，这是帝制下必然产生的荒诞。《朱子语类》卷130评论说：
问：“围城时，李伯纪如何？”曰：“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他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
人才和士气“消索”，是北宋晚期不容置疑的史实。正如宗泽后来评论说，“上下恬嬉，犹夷度日”。“有实欲贾勇思敌所忾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因循苟且，以致贼虏颠越不恭”。“皆繇无诚实之士鼓倡骄逸，率以敛迹逃避，曲辱不耻为智为勇耳。万一有慷慨论列，则掩耳不听，别造佞说，以相浮动”
。活画了北宋晚年大多数士大夫的心态和丑态。问题当然不是全无人才，前面说过，官场沉浮与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粪土上浮，也有人称之为逆淘汰定律。综观中华古史，特别在一个皇朝衰亡之际，往往如此。
陈东所领导的爱国运动，正证明在危难之际，原先尘埋庶僚的李纲，已脱颖而出，在士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太学生朱邦基所撰《靖康录》
记载，在此次运动中：
父老泣涕，恳切言曰：“争銮舆不出，乘城固守，以活我国人者，李右丞也。进营逼虏，卫我国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种枢密也。危社稷，弃国人，罢我右丞、枢密，以资寇者，李邦彦、李税、蔡懋也。谏官、御史无一言及之。赖诸公义不爱其躯，危言扶倾持颠，卫我国人，期于得请而后已。与其死于夷狄之手，宁若触逆鳞，而死于君父之手乎？”
德安府文士张柄上书说：
李纲忠亮刚方，有为有守，功在社稷，泽被生灵，万口一谈，人神系命。方金贼入境，而奋不顾身，自请督战，盖陛下裴度也。臣窃见纲于瞻对之际，不能无“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之言，是宜陛下待以心膂，无或携贰。
尽管士民们“万口一谈”，认定李纲是唐朝裴度再世，而宋钦宗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他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后操纵此次“伏阙”运动的任何证据，却“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
，“颇忌之”
。这又是专制政体下必然产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