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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落后的女真族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十年之间，吞灭辽国。宋徽宗君臣联金灭辽的结果，却使女真贵族看准宋朝是比辽国更加虚弱的对手。
中原地区的富庶和繁华，也使他们垂涎三尺。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冬，即金天会三年，金太宗令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和南京路都统完颜斡离不（宗望）分兵两路侵宋。完颜斡离不（宗望）后升右副元帅。
金军初兴之际，显然胜过辽和西夏军，不仅善以强悍的女真骑兵在野战中驰突，又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攻城战，故能深入中原。完颜粘罕（宗翰）一军，因宋将王禀组织军民死守太原，而屯兵城下。但完颜斡离不（宗望）一军，因守燕山府（今北京市）的原辽将郭药师投降，渡过黄河，直趋开封。
宋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根本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徽宗君臣还一直沉湎于醉歌酣舞之中，直到燕北鼙鼓动地而来，才惊破其好梦。
官卑职小的李纲，甚至还不够上奏的资格，但忠愤激烈之情，已不可抑勒，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紧急向宋徽宗上“封事”，“宁忍缄黙不言，以图补万分之一！敢忘越职犯分之罪，冐进忱辞”。痛陈弊政，提出革除弊政，拯救危难的五条根本性建议，另加“选将励兵，多方捍敌之策”十条急务等。最后请求越职面奏，“陛下清燕之间，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臣进对，得尽其心”。“许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与众聚议。庶㡬刍荛之言，或有涓埃之补”
。
此时总算得到皇帝的特准，“有旨，赴都堂议事”。李纲在札子中强调，事势危迫，但“遣使讲和，必无可和之理”。应对危机，“上策莫如亲征”，“中策莫如坚守”，而“下策为避狄之计”。一旦采用下策，“远迩必溃。是以中原畀之豺狼也，事势一去，不可复振！臣恐京师朝行而夕乱，其祸故可胜言哉！”
宋廷中力主伐辽，而对两次大败负有罪责者，是王黼、蔡攸和童贯。到宣和七年十二月，称为“隐相”的宦官梁师成和太宰王黼已失宠失势，
任相者是太宰白时中和少宰李邦彦。执政有尚书左丞赵野、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同知枢密院事蔡懋等，蔡懋是前述“车盖亭诗案”的蔡确之子，都在政治上不起重要作用。宋徽宗其实也并非对童贯不存戒心，一度以宦官谭稹取代，负责北部边防。后发现谭稹无能，只得重新命令童贯负责。童贯亲驻太原府，闻风逃回开封。蔡攸时官至太保、领枢密院事，而官位却在白时中和李邦彦之上。他与朱勔、高俅都是宋徽宗信用至终的宠臣。
理应主管军事的蔡攸，眼看大事不妙，只是与朱勔等人策划，怂恿宋徽宗南逃。万般无奈的宋徽宗只得下御笔，由皇太子赵桓出任开封牧。接着，又匆忙宣布传位。他本来确实想传位三子郓王赵楷，只因金军进犯，将原先的盘算全部打乱了。在传位的过程中，蔡攸和吴敏确实起了特殊作用，而与吴敏关系密切的李纲也推波助澜。
时任给事中、权直学士院的吴敏，听到皇帝准备逃难的风声，就去都堂，对宰执们说：“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
他所以出此言，是因拥有草诏的职能。他尽管与蔡京和蔡攸父子关系较密，
但在抗金的大节上，却是主意分明。
宋徽宗后来承认：“处置许多事，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靠要做他功劳。”
史称“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却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属其客给事中吴敏，议遂定”
。蔡攸虽身为由宋徽宗指派的郓王赵楷的干兄，到此地步，决意向赵桓卖好。后来宋钦宗赵桓亲下手诏说，“忽降睿旨，建朕开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将内禅矣”。“是时，蔡攸领枢密院，自知罪恶贯盈，他日不免，乃引给事中吴敏，于宣制日入至玉华阁。玉华阁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处。又二十三日引敏连入。盖攸方经营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士，置在京师，候伺动静，中外相应。其事诡秘，难使众知，故引敏入深密之地，与谋耳”
。说明他对蔡攸并不领情，又连带怪罪吴敏。关于李纲在传位中的作用，据《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上说：
时建牧之命既下，公素与故相吴公敏厚善，敏时为给事中，夜过其家，谓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为牧，非也。巨盗猖獗如此，自非传以位号，使招徕天下豪杰，与之共守，何以克济？公从官，以献纳论思为职，曷不非时请对，为上极言之？”敏曰：“监国，可乎？”公曰：“不可，唐肃宗灵武之事，当时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上聪明仁慈，倘感公言，万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将悔祸退师，宗社底宁，岂徒都城之人获安，天下之人皆将受赐。非发忘身殉国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对，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则宗社灵长，圣寿无疆。”徽庙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万寿宫所谓长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见于此。”徽庙感悟叹息。敏因言：“李（纲）之言，盖与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禀议讫，随宰执至文字库祗候引对，实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具札子，大略以谓皇太子监国，特国家闲暇之时，典礼如此。今大敌入寇，天下震动，安危存亡，在呼吸间，而用平时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何以号召天下，率励豪杰，期成功于万分之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保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如臣之计，天下可保，在此一举！仍刺臂血书之。其日，徽庙御玉华阁，先召宰执、吴敏等对。至日晡时，内禅之议已决。公不复得对。
对照《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的原始记录，可补充如下一段李纲向吴敏建议前的形势和背景交代：“边报狎至，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狄之计，然其事尚秘，外廷未闻也。至十二月中旬，闻贼马逼近，始遣李邺借给事中，奉使讲和，降诏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师，且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宰执日聚都堂，茫然无策，津遣家属，散之四方，易置东南守臣，具舟檝，运宝货，为东下计。于是避狄之谋，外廷始闻。”但少了李纲交代自己“刺臂血”写奏札的重要记录。后李光挽李纲诗说：“大节终难掩，危词世罕传。”并自注说：“靖康初定策，无人知者。”
就是指此次上奏事。他作为李纲的朋友，是知情者之一。李纲此奏今存《梁溪全集》卷41《召赴文字库祗候引对札子》，而《行状》只是取其最后、最重要的一段的摘要。
李纲眼看君臣们“震惧，不复议战守”，“茫然无策”，国势阽危，位卑未敢忘救国的激情不由迸发。他力主皇帝传位，然而此古代皇权政治下的天大的事，如果说吴敏尚有进言的资格，而他官卑职小，还根本不够资格。于是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刺血，书札子”
。希望藉以感动宋徽宗。然而在匆忙之中，他“不复得对”，宋徽宗也来不及看他血写的文字。但是，在古代悠久的帝制桎梏下，李纲此议，正表明他有奋不顾身的大勇敢和大器局。
宋徽宗退位前，特命吴敏起草传位诏，破格提拔他任执政，“除门下侍郎，辅太子。敏骇曰：‘臣既画计，当从陛下廵幸。陛下且传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尔敢言！’”。宋徽宗“出居龙德宫，敏与蔡攸同为龙德宫副使”
。吴敏固然超擢于一时，结果也造成新立的宋钦宗对他的疑忌。
宋钦宗当了多年提心吊胆的皇太子，生怕被父皇废掉。然而到此地步，他却在“榻前恸哭，不受命”，最后宰执“请上皇降御笔，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并乞以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
。王宗濋是“上母王皇后之亲属也”，“宠异母党”
，头衔是主管殿前司公事和殿前副都指挥使。
命他执掌京都的重要军事机构，自然含有使宋钦宗放心之意。宋钦宗匆忙即帝位，尊奉其父为“太上道君皇帝”。两天后，又立即任命十四年的宫僚耿南仲为签书枢密院事。
耿南仲曾在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时，帮他疏通李邦彦，
自然成为宋钦宗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