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齐如山（1877-1962）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阳人，京剧剧作家、理论家。自幼喜爱戏曲，家藏戏曲文献约400种，其中多稀见版本、孤本。1908至1912年间，齐氏三次赴欧，其间在巴黎、柏林、伦敦等地接触了西方戏剧。1914年，齐如山与梅兰芳订交。自1915年起直至梅兰芳因抗战迁居上海的二十几年间，齐如山先后为梅兰芳编写的新戏、改编传统老戏有二十多本。现今舞台上的梅派剧目，多数是曾经齐氏之手。此外，齐如山还参与了梅兰芳排戏中的安排身段、舞蹈，以及古装造型、服饰等方面的革新。至于他与梅党人士策划、组织梅兰芳出国演出，则是至今为止影响最大、也最成功的中国戏剧对外交流。抗战期间，齐如山留在北平，闭门谢客，专心研究国剧。1948年12月，齐如山离开北平赴台。在台湾的十几年间，齐如山继续其国剧研究工作，著述颇丰。其中，1961年出版的《国剧艺术汇考》，凝聚了齐如山毕生研究中国戏剧的精华，成为其最重要的代表性著述。1962年3月18日，齐如山病逝于台北。

齐如山研究中国戏剧的路数与王国维、吴梅不同。王国维从不看戏，对舞台艺术始终隔膜；吴梅是集作剧、填词、制谱、度曲、藏曲、演出于一体的全才，惜其兴趣只在昆曲。中国戏剧最核心之处在于其舞台艺术，打开这扇门，才能真正参透中国戏剧。齐如山的国剧研究，正是从剧场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是逢人便问，每逢看戏，我在后台，总有人来围着我说话，他们也很愿告诉我，关于衣服、盔帽、勾脸、把子、检场、音乐等等，只要他们不忙，我就坐在旁边问长问短，都是勤勤恳恳的告诉我。好脚家中，我也常去，总是带着本子铅笔，一面问一面写” 。在整理这些丰富而又零散的资料中，齐如山逐渐悟得中国戏剧的真谛。中国戏剧的奥秘就在其台前幕后，然而艺人忙于生计，又为文化所限，能担此任者寥寥。文人嗜戏，但能放下身段去后台来研究戏剧的更是稀见！彼时民国风气初开，齐如山的眼界、胸怀、诚恳、勤勉，成就了他的戏剧研究与实践。人多言梅兰芳生得其时，死得其时，实则齐如山的研究与实践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京剧最好的时代，他所接触到戏界人士，哪怕是后台打杂的，都对戏曲有着一定的认知。如果是当下，齐如山就算问遍全国各大京剧院团，也注定问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了。

《京剧之变迁》就是齐如山进行访问、调查、甄别、对比、总结的著述之一。该书初版于1920年，1935年再版，是北平国剧学会出版齐如山剧学丛书的第二种。“所谓京剧之变迁者，意思是戏剧在北京的变迁” 。看似拉杂漫谈，实则保存了大量的京剧史料，涵盖了剧目、行当、演员、表演、戏班、演剧习俗、戏园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从前”如何如何，“现今”（或“如今”“至今”“后来”等）如何如何，则是全书中最常见的行文方式。

从前武戏起打，是各戏有各戏的套子，各各不同。如今是无论哪一出戏，几乎都是一样，只有《恶虎村》尚是旧样。旧戏各套，将已失传，惟范福大，还能说的上来。

这是描述武戏中武打套子的丰富逐渐走向单一、同化的历史。又如堂会点戏规矩的变化：

从前堂会，大致无预定戏目，来宾可随时随意点戏，如今未演之前均须预定各脚演何戏，临时更动者已不多见矣。

这样的行文方式、用词习惯，正与《京剧之变迁》这一书名相吻合。该书将京剧从前的某些情况与齐如山时代的情况进行对比，显示出京剧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这种演变乍看是零散的、片断的，实则汇聚起来，就是一条条京剧艺术从晚清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轨迹。齐氏以这种抚今追昔的叙述方式，展现出的是京剧从剧目、行当、表演到行头、化妆、服饰、音乐、习俗等方面的或明显或细微的历史变迁。

戏曲史述中一般将乾隆时期视为中国戏曲的转折期，自此之后，艺人取代文人成为戏曲的主导力量。昆剧的发展在乾隆之后进入衰退期。然而，《京剧之变迁》中，却披露了更加细致的转变过程：“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昆腔极盛，咸丰同治的时代，昆腔与皮簧可以算是平等，到光绪初年，昆腔就微了，但各皮簧中，每日仍有三两出昆腔，以后越来越少”。相对于戏曲史述偏重于从剧本创作角度论述，齐如山更着眼于演出实际。在昆剧创作呈现颓势的乾嘉时代，其演出仍维持盛况，即令到了晚清，昆腔仍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在光绪初年，京中昆腔尚盛行，观客听着皮簧，就如同现时的观客听梆子戏一样”。不仅如此，齐如山还披露，嘉庆以后，“昆腔皮簧，都用笛子随着，所以彼此可以互用。到了同光年间，因为皮簧改用胡琴随唱，所以就与昆腔完全分开了”。这些对于我们考察戏曲史、特别是昆剧史是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这部篇幅不长的书中，梳理了上百部京剧剧目的题材来源、演变和演出情况，从中可见京剧发展之初的吸收与融化能力之强。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赖齐如山之介绍，尚知一二。《宇宙锋》《天河配》源自梆子腔，《艳阳楼》和《甘露寺》分别出自宫廷大戏《忠义璇图》和《鼎峙春秋》，《南天门》出自《后倭袍》弹词，《五花洞》则来源于吹腔，等等。今天看来，有些失之简单，缺乏必要的论证，有些则已被证实有误（比如对《四郎探母》来源的考察），但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仍有相当的借鉴价值。而剧目演出中，因某个演员而改变该戏的情况时有发生。像“《天雷报》之妈妈从前都是老旦演唱，尤以周长顺为最好。自从罗百岁与鑫培一唱，王长林继之，现算是小花脸的戏了”。

像这样可以改变某个剧目行当、剧词与表演的演员，在齐如山的这部书中提到的不止一位，但多数只是简单带过，唯独对谭鑫培的叙述较多。这大概是因为谭鑫培在京剧老生的发展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位置。既择善而从，吸收程长庚、卢胜奎、王九龄等前辈老生和其他行当的优长，又能根据自身条件转化、升华，最终成就了谭派艺术。齐如山在书中叙述了谭鑫培从一开始被鄙视，到后来广受推崇的过程与原因。同时也披露了谭鑫培对《搜孤救孤》《卖马》《汾河湾》《定军山》《琼林宴》等剧的改动。如“《卖马》一戏，原先乃是店主的重头戏，后亦因谭鑫培演唱，加了些材料变为秦琼的正戏了”。自谭鑫培改后至今，这些戏基本上仍按他的路子在舞台上演出。齐如山书中记述的这些剧目、演员，实际上正是京剧从晚清到近代发展中的变化种种。如果没有人记述，那么我们的戏曲史书写将会缺失很多有价值的史料。

自然，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了舞台上男女所穿褶子有别，可是齐如山告诉我们，原本男女所穿褶子一样，都是大领大襟。后来女褶子改为立领对襟（当时称“时式褶子”）。“则旧规矩之女褶子，如今成为道姑衣之专用品矣”。齐如山披露的这类史料，使我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些在今天即令戏界中人也少有人知的来龙去脉，所连带的正是京剧历史的变迁。如果说这类变化在齐如山看来，还是京剧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正常变革，那么演员表演、戏场规矩、音乐等方面“极不合规矩的地方”，这类变化则让齐如山发出今不如昔的感慨。像“头本《虹霓关》随夫人的四老将，从前扎靠起霸，都是郑重其事，如今都变成起哄了，且是各班都是一样，这很不对”！又如“从前龙套下手等绕场，皆有一定的牌子。如走太极图，则一定‘五马江儿水’。场上走完，牌子亦打完，尺寸均须合式。如今脚色太懒或走的太快，不等牌子打完他早就下去了，往往闹的半截牌子，无法交待，这是极不可规矩的地方”。如果将齐氏当日慨叹于当下京剧演出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连慨叹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也是一种变迁，却难称“发展”了。

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齐如山逐渐进入中国戏曲研究界的视野，齐如山的著述不断出版，其学术成就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将他与王国维、吴梅并列，推为现代戏曲研究的大家。当然，齐如山的研究，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从学理层面看，缺乏严谨而细致的论证与严密的体系，思辨性不足。这部《京剧之变迁》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过，作为一部闲谈戏界掌故之书，其实倒不必过分苛责。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徜徉于齐如山勾画的京剧时间和空间上的种种变化，感受一下晚清到京剧的黄金时代的荣光，已经足矣。再看当今京剧舞台上可怜巴巴的那几出戏，唯有咂嘴摇头而已。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好好研读该书和齐氏其他著述中的众多京剧史料，在京剧史述、京剧研究中进行充分的利用，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毕竟，齐如山剧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很大的上升和拓展空间。

胡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