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凿空以后,陆路方面,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则率取道徐闻、合浦。广州之成为中西交通要地,当在汉末以后;中国之政治中心既形分裂,孙权建国江南,从事经营海上,乃有康泰、朱应宣化海南诸国之举。自是以后,广州遂为中西海上交通之重镇,六朝时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其富庶可想矣。唐代广州犹为中西海上交通之唯一要地。泉州、明州、澉浦兴于唐末以及北宋,华亭、太仓之兴则又为元明以后之事。
唐代商胡大率麇聚于广州。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是以黄巢攻陷广州,犹太教、火祆教以及伊斯兰教、景教等异国教徒死者至十二万人。 [1] 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故《太平广记》中屡及洪州之波斯胡人。 至洪州后,或则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则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大江道远,风涛险恶,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钱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风景清幽,足供留连,旅途实亦较大江为平安也。至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是以扬州之商胡亦复不少,田神功大掠扬州,大食、波斯商胡死者竟至数千人。 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故唐代之广州、洪州、扬州、洛阳、长安,乃外国商胡集中之地也。
天宝乱后,回鹘留长安者常千人,九姓商胡冒回鹘名杂居者又倍之,此九姓胡是昭武九姓,说已见前。前引《通鉴·代宗纪》谓此辈“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德宗纪》亦谓“代宗之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所谓殖赀产,当即《德宗纪》之“举质取利”,盖此辈中最少当有一部分人营高利贷以为生也。贵显子弟亦有向彼等贷款者。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六月,右龙武将军李甚之子即因贷回鹘钱一万一千贯不偿,为回鹘所诉,甚遂被贬为宣州别驾。随诏禁与诸蕃客钱物交关。诏曰:
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以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
中国质店制度,唐以后始盛,或者与此辈营高利贷之胡人有关,亦未可知也。
唐代西域各国胡人流寓长安,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夥,而贾胡则似多聚于西市。段成式《寺塔记》平康坊菩萨寺条云:
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段氏《支动》又云:
予幼时尝见说狼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老僧贤泰云:“泾帅段祐宅在招国坊,尝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狼巾。……”
《续玄怪录》记杜子春事,老者约子春于西市波斯邸,其辞云:
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
同书记刘贯词事亦谓:
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
《南部新书》云: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皆云西市有贾胡及波斯邸,能辨识珠宝。而回鹘在长安,亦辄与西市商胡狼狈为奸。李肇《国史补》云: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此段末句必有脱误,今按《通鉴·宪宗纪》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史炤注曰:
元和初,回鹘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是遣归国也。
史炤注正足以补《国史补》之讹脱,西市必多昭武九姓商胡,故回鹘可与囊橐为奸,殖货纵暴也。至于长安胡人之聚于西市,在唐初当已有之。刘肃《大唐新语》云: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馀请不问。……”俄果获贼。
此虽泛指西市居胡而言,然西市贾胡聚居,就以上所引诸文,已甚显然矣。
长安布政坊有胡祆祠;醴泉坊有安令节宅,波斯胡寺,祆祠;普宁坊祆祠;义宁坊有大秦寺,尉迟乐宅;长寿坊有唐尉迟敬德宅;嘉会坊有隋尉迟刚宅;永平坊有周尉迟安故宅;修德坊有李抱玉宅;群贤里有石崇俊宅;崇化坊有米萨宝宅及祆祠。所有西域传来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家宅,多在长安城西部,祆祠唯东城清恭坊有之。中宗时,醴泉坊并有泼胡王乞寒之戏(解见后论《西域传来之绘画与乐舞》一节),足见其间为西域人聚居之所,故能有此胡戏。则西市之多胡店,其故似非偶然也。
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其梗概已约见上述。此辈久居其间,乐不思蜀,遂多娶妻生子,数代而后,华化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西域人东来长安,为数既如此之盛,其中自夹有不少之妇女在内,惜尚未发见何种文献,足相证明。唯唐人诗中屡屡咏及酒家胡与胡姬,如王绩《过酒家》诗云:
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
是当时贾胡,固有以卖酒为生者也。侍酒者既多胡姬,就饮者亦多文人,每多形之吟咏,留连叹赏,如张祜《白鼻 》诗云:
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 。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
李白天纵奇才,号为谪仙,篇什中道及胡姬者尤夥,如《前有樽酒行》云: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罏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白鼻 诗》云:
银鞍白鼻 ,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醉后赠朱历阳》云:
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皆可见此天才诗人之狂欢也。当时长安,此辈以歌舞侍酒为生之胡姬亦复不少。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之一云: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青绮门即霸城门,日本石田幹之助氏以为即唐之春明门。杨巨源《胡姬词》云:
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度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愁。
词中“妍艳照江头”一语,疑指曲江头而言,是长安城东春明门至曲江一带,其间当有卖酒之胡家在也。李白《少年行》之二又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关于金市之解释,余亦同意于石田幹之助氏之说,以为系指长安之西市而言。长安胡店,多在西市,则其间有侍酒之胡姬,固亦至为近理者也。
[1] 公元后第九世纪,阿拉伯人 Abu - zaid 曾综合各游历者之言,著成一书,其中述及一人于回历二六四年(公元八七七—八七八年)在广府亲睹此事。又谓有Ibnwahab者曾至Khumdan(长安),谒见皇帝,皇帝示以耶稣骑驴与门弟子偕诸像云云。此书收入法国E.Renaudot: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1718。此事见E.Renaudot: 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p.42,1732;又见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es par les Arabes ,pp.63—64,1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