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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唯至隋唐，则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之晋昌县境。隋炀帝大业七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射匮所败，走高昌，炀帝因遣裴矩将处罗可汗母向氏往谕之。《隋书》卷八十四《西突厥传》云：
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甯晓谕之，遂入朝。
《元和志》卷四十瓜州晋昌县云：
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元和志》县东二十步一语，清王琦注《李太白集·胡无人》诗引《志》作二十里，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讹误也。隋于玉门关并置有关官。《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下注云：
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县改为常乐。有关官。
据《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关置令丞，上关令、中关令为从八品，下关令、上关丞、中关丞为从九品。唐制略同。隋常乐县属瓜州，唐于敦煌置沙州，别于晋昌郡置瓜州，治晋昌，即在隋常乐县，而于旧广至则立常乐县。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
唐贞观初玄奘法师西行，亦取道瓜州之玉门关出伊吾以至西域。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纪法师过凉州至瓜州出玉门关云：
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
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
《传》云玉门关在瓜州北，出关西北行过五烽凡五百里，即入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则谓五烽在玉门关西。
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瓠
河，冥详《行状》作胡卢河，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
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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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则在其北。据岑嘉州《玉门关盖将军歌》，唐时守关戍卒数达五千，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
隋唐时代之玉门关关址应无所更动。惟《元和志》谓关在州东，《慈恩传》谓在州北；奘师自瓜州抵玉门关后，经五烽涉大碛以达伊吾。五烽，《传》谓在关西北；《状》则谓在关西，《传》《状》互异，未知孰是。斯坦因据《慈恩传》，因谓奘师至伊吾，所取者即沿今安西经星星峡以至哈密之大道，其言甚辨。
唯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七十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则不无千虑之失耳。
至于汉以来原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何时始迁至敦煌以东瓜州境内，史无明文，不甚可考。惟按《三国志·魏志》十六《仓慈传》云：
仓慈……太和中3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
自太和中上推二十年，当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十六年之际，其时马超败走凉州，陇右氐、羌继叛。延康元年（公元二二〇年）酒泉、张掖复大乱。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郡人遂推功曹张恭推行长史事。中枢失政，边陲云扰，西域因而阻隔。黄初三年（公元二二二年）鄯善、龟兹、于阒王来献，西域复通，因置戊己校尉，即拜行敦煌长史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
典午继起，敦煌以僻在边裔，仍多篡乱。《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二年二月甲午下云：
初敦煌太守尹璩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
唯其时地方虽多变乱，边防似未尽废弛。伦敦藏石室本
S
.5448《敦煌录》有云：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三沙州四至八到云：
西北至河仓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
此所谓河仓烽即《敦煌录》之河仓城，以今地考之，即在古玉门关故址之小方盘城东四十里，俗名为大方盘城者是也。三十二年十一月夏作铭、阎文儒二君于大方盘城东面土台内掘得晋泰始十一年石碣一，石刻文曰：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 乐生
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公元二七五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乐生为何人，无可考。
泰始十一年上距黄初三年凡五十三载，犹从事于筑河仓城以为屯积军储之需，则玉门关之尚未废弃，经营西域仍自未懈，可以推知也。其后五凉鼎沸，四郡鱼烂，割据独立，有如弈棋。然自前凉以至后凉，时有西征之举。前凉张骏曾以兵力慑服西域，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三八二年）苻坚遣吕光伐龟兹，龟兹即平，坚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太元十年（公元三八五年）光据姑臧，又以其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
西域校尉，当即指戊己校尉而言。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护军三营，疑俱承魏晋之旧而加以恢弘扩大耳。
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周书》卷五十四《高昌传》末云：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又《北史》卷九十七《高昌传》云：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据此是伊吾路之开通盖始于六朝也。《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纪太元十年光自龟兹东归：
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
杨翰劝梁熙守高桐、伊吾二关，二关今地无可考。然既以伊吾名关，必在伊吾，则吕光东归或已取伊吾路矣。又《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暠传》纪暠于庚子元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四〇〇年）。
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此处之玉门已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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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全册》中《古迹》记苦峪城东半里有故刹遗址，断碑没草莱中，《志》唐朝断碑条云：“在寺基内。字画不甚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之极佳者，而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联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义潮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百亿京坻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意与前大略相仿，似颂曹义金之语。夫张、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统。此处总系瓜州地方，但当日此处地名，碑文缺落无考。”乾隆初常钧著《敦煌杂抄》卷下苦峪城条亦著录苦峪城断碑，文字与《肃州新志》同，当同出于采访册。《西域水道记》卷三及此，则又承《肃州新志》之旧。唯张义潮于大中初收复瓜沙以及伊州，咸通二年收复凉州，咸通八年即归觐长安。十余年间戎马驰驱，曾未少息，诸书亦未有言义潮在瓜州境内兴复水利大事屯垦者。则苦峪城断碑不一定为颂扬义潮功德之作也。案《旧唐书》卷一百三《张守硅传》（《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三《张守珪传》文略同）云：“（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
死，河西恟惧。以守硅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张守珪在瓜州兴复水利重整屯垦之举，与苦峪城断碑所纪颇相仿佛，则此残碑者或即史书所纪之州人纪事之刻石耳。故疑世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即唐代之瓜州故址也。
[2] 王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云：“至前凉时西域长史之官始见于史。而《魏书·张骏传》则又称为西域都护。《传》言骏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案张骏时西域有长史无都护，都护二字必长史之误，或以其职掌相同而互称之。斯氏于此地所得一简云：今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称长史所居为营下。又斯氏于尼雅北古城所得木简有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语，此又《魏书·张骏传》之三营其一当为西域长史之证也。此三营者戊己校尉屯高昌，玉门大护军屯玉门，而西域长史则屯海头，以成鼎足之势。则自魏晋讫凉，海头为西域重地，盖不待言。”静安先生《序》认张骏时玉门关尚在敦煌西北，于其东徙不置一辞。夏君作铭云：“《晋书·凉武昭王传》云：隆安四年暠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似玉门关时已东移。玉门与阳关并列，当为关名无疑。汉时之玉门关在沙碛中，不能广行屯田。其时暠初僭号，未得酒泉，凉兴郡乃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而成。似玉门在晋昌宜禾县之东酒泉之西，或即在唐时之瓜州境内欤？其所指之玉门，乃在敦煌之东，不独就其文句在东伐之下可证，且若指伐西域而言，则‘玉门以西诸城’一语范围过泛。又下文暠自述功业谓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未提及有西征之举，亦可为旁证。疑此时以前玉门关便已东移，但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仍保存其旧名，关废名存，诸书记载，因生混淆耳。”夏君之言如此，因并著之。
案：此文初稿成于三十三年二月，三月稍予修正，题曰《玉门关阳关杂考》，以方回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一卷第四期，自页三八九至页三九八。三十四年三月复加改定，重写一过，三月二十日写了，因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