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东西学术志沟通，文笔东南第一峰”讲的正是柳诒徵先生（1880-1956），也被赞誉为“才学识兼一世雄”，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先生在历史学、古典文学、图书馆学、书法等均有所成，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

柳先生毕生勤恳，自订“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一者，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而保身；二者，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而修德；三者，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而勤学。先生涉史学更为深切，一方面强调由经学入史学，实证论点，断不可随意捏造；另一方面讲究经世致用，不作无病之呻吟；最后，史学与精神结合，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另，先生为人行事上，最见其风骨，终其一生，奉行“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上述治学精神与为人态度，无不体现于《中国文化史》——“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一书中。

先生著《中国文化史》，八十万余言，初次成稿于1923年，原为教学讲义，此后在《学衡》杂志上陆续刊载，再后有书局以著作形式出版发行。主要版本有：1932年钟山书局全二册本；1948年正中书局全三册本；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下册全本；2007东方出版中心上下两册；最近版本主要有20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全二册；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一册；201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全一册。除此之外，各种印本不在少数。著作规模宏大，涉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兼涉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告等无不详为搜集，各种史料多达六百余种。著述视野开阔，究察微毫，史料权威，体大虑深。全书按时代顺序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时期编撰，每编分章论述，对我国历代典章、政治、教育、文化、社会、风俗、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等进行了系统清晰的绍述，或援经史，或征诸子，或引中外学人谠论，以史证今，以今鉴古，史论结合，启人深思。先生著述以时居之，感国家之纷乱，叹民生之凋敝，倡国人之思反自求，凭己之察，概国史真相，明文化得失，示“吾民独创之真迹”，欲以醒众。全书计分为三编：

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依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且此三部分并无断层界限，是作者根据中国文化史自身的蝉联蜕化略分之以求明绎。整部著述究察实证，严谨论述，从中国幅员广袤、种族复杂、年祀久远、相承勿替之特殊而言及，沿时间脉络，重揭我国历史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的因革源流与得失，寻民族文化自信之根由。其著述别具一格。

一者，著述采用原古文引证之势，夹叙夹议，有史实有史观，有理有据，援古证今。

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后世且崇祀之，亦不可谓鲧为无微功也。

《祭法疏》称鲧障鸿水殛死者，鲧塞水而无功，而被尧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之。若无微功，焉能治水九载。

《世本》云作郭城，是有功也。（71页《治水之功》）

一般讲到治水，免不了以对鲧的“堵”的治水方式进行批判来赞扬大禹的“疏”的治水方式。《治水之功》一章讲到鲧治水不得法是事实，但是不无微功也是事实，否则怎会治水九载，死后仍得祭祀。看待历史态度要严谨端正，不可人云亦云，要有根有据。

二者，因果论述，究察始终，论述严谨，体现先生的“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一主张。

治此期之历史，所当致疑者二事：吾国文化何以中衰乎？印度文化何故东来乎？欲解此二疑问，当就种种方面推究其原因。兹举其大者数端以明之。

则坏于盗贼无赖也……

则坏于科举利禄也……

则宗教信仰之缺乏也……

则东西交通之适合也……

（397页《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自太古至秦汉是我国历史上的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时期，从汉开始为我国文化的中衰时期。印度文化的传入与本土化发展，甚至比其发源地还要兴盛，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做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力。历史事实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前因后果，甚至可以成为下一个后果的原因。作者通过质疑，解答，增强了历史事实的联系性。每一个历史事实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三者，见解独到，观点丰满，不偏不倚，而非随波逐流已已。

世多谓汉武帝黜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乐坏礼崩，圣上喟然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祕府。”（358页《两汉之学术及艺术》）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历来史学评判都是批判汉时期儒家一家独大，限制了其它学派的发展。然而作者认为不然。《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朝兴立，改革秦代的弊政，广泛收集各种典籍，打开献书的途径。到了孝武帝时，书册又有所散失短缺，礼乐衰退败坏，皇上感慨地说：“对此我非常忧虑！”于是建立藏书的办法，设立写书的官员，以及诸子百家的解经的书，皆有祕府来管理。从史料记载来看，儒一家言不其然也。

最后，致力于彰显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失去灵魂，民族就不可能有自尊、自立、自强。《中国文化史》一书，就是一本寻根记。

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学真义，惟此而已！（275页《孔子》）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内忧外患之时，要发扬民族精神，坚定民族意识，自是胸中浩然，坦坦荡荡，坚强不屈，自寻救国救民之法。

近人病宋学者，往往以为宋学虚而不实，或病其无用，或病其迂腐，要皆未知宋儒之实际也……及《论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心量之广远，迥非区区囿于一个人、一家族、一社会、一国家、一时代者所可及。盖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与天地同流。故所言所行，多彻上彻下，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此其所以独成为中国唐、五代以后勃兴之学术也。（591页《宋儒之学》）

今人诟病宋学，虚而不实，迂腐之至，没有多大用处。然而，作者却提到，在今人看起来宋学里毫无用处的，却真真是实际。宋学中包含的“心量”和“雅观”是真知灼见的人性。事功并非止境，亦禅寂并非指归。经世致用，才为最终价值。

概言之，“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中国文化史》正是这样一本察时变，顾人文的中国文化史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文化始终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柱。观《中国文化史》，了解古今之变，求当世门路，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