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后汉书·倭传》上还有这样一段独特的记载：
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大意是，“在安帝的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师升等人，献上奴隶160人，请求谒见”。
关于前述的“倭奴国”，说实话，直至本居宣长（1730—1801）提出不同的见解之前，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整个日本的总称（因为在某一时期，有这样的历史观盛行：神武天皇即位建立日本的时间，应上溯到公元前七世纪。所以，说它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倭国”（将倭国用作总称）则更是这样。没有任何人怀疑它不是整个日本的总称。首先对此提出质疑的是本居宣长。
质疑发端于《后汉书》的记载与明代所编的类书《唐类函》所引用的《通典》中的文章不一致。所谓类书，是一种中国式的百科全书。分立有许多条目，各个条目均引用了许多书籍的相关史料，再重新汇编而成。对于在调查编修时还存在而现在失传的书籍内容，或者纠正现传版本的错误等方面，类书是非常有益的。《唐类函》的情况就是这样。本居宣长发现，在《唐类函·边塞部》“倭国”条所引用的《通典》（唐代编撰，该书也属于类书性质）中，记载了“倭 面土地 王师升”。
推动这个问题进一步发展的，是“二战”前京都中国学的核心人物内藤湖南。他以渊博的知识指出这样的表现方法还有：
“倭面土国”（北宋版《通典》）
“倭面上国”（一条兼良《日本书纪纂疏》所引《后汉书》）
“倭面国”（《释日本纪解题》所见《后汉书》）
内藤湖南进而明确指出，《后汉书》原本记载的字句应是“倭 面土 国王 师 升等”，但在抄本的过程中一错再错，最终抄成了“倭国王帅升等”，并流传开来。
然而，内藤湖南的结论是把“倭面土国”读为“yamato国”（也就是说，理解为当时的日本完全由大和朝廷所统一），事实上又回到了前本居宣长时代的观点。推动这一问题继续沿着本居宣长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是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指出“面”的古体字是“囬”，容易被误写为“回”字。也就是说，白鸟库吉认为“倭面土国”是原本的“倭回土国”的笔误，实际上是“倭”的“回土国”，即“eto（ito）国”（《魏志·倭人传》的伊都国）。
要想知道“倭面土国”是否确为伊都国，是十分困难的。但起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倭面土国”不是“倭”的总称，而仅仅意味着“倭”之中叫作“面土国”的小国。在这种情况下，“倭面土国王师升等”这句话和里面的“等”字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是王及其臣下这一含义，就不必用“等”字来表示。这应该理解为有多个“王”。这样一来，这个王就应该不是整个日本的王，而是倭的某个小国“面土国”的“王”。
这样看来，应当说《后汉书·倭传》同前述有关奴国的记载共同表明了一个事实：从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初期，位于北九州的小国（至少就奴国而言，可以如此断言），单独或联合起来同中国往来，进而建立了种种关系。当然，同《汉书》的记载相比，内容变得稍微具体了，交流本身也不断深化了。
此时，倭国遣使的对象已经不是乐浪郡这类边境地带的驻外机构，而是住在都城里的中国王朝的皇帝本人。而且由于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了印绶，奴国王就将自身置于中国的册封体制之中。这可能是对日本的其他小国的牵制，或者是与朝鲜半岛的动向相关的活动。反正，这一活动极具政治性，超越了仅仅是摄取文化或经济交流的范围。“面土国”国王师升等进贡了160个奴隶，其目的虽尚未明确，但仍然是一个基于高度政治性判断的举措。
然而，进贡160个奴隶，这在当时实在是一次果断而豪华的进贡。即便是此后三世纪的邪马台国，进贡人数也仅为10人或30人，这次的尽力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当时的船只究竟有多大规模尚不清楚，但带着160名奴隶上路的使团，恐怕至少也达到四五百人。这些人乘坐相当数量的船只前往中国，其费用肯定是非常惊人的。
航路自然是从朝鲜半岛西岸北上，但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即便横渡对马海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当说这是一次很可能血本无归、承担着巨大风险的冒险航行。或许这次行动是迫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但仅留下“师升”二字之名的日本某小国之王赌上一切的拼死气魄，却跃然于纸上。
奴国和面土国之类的小国，赌上国家命运，以单独或者联合的方式，力图同中国王朝直接交流，显然表明了当时日本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时代（公元前一世纪时）一样，处于尚未统一的小国分立的状况。但同时也可以说，它表明到了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产生了虽然微弱，却指向统一的趋势。
从奴国主动希望置于中国的册封体制之中，不仅可以推断出上述状况正在发生，而且正如记载面土国时的“等”字所表明的那样，从几个小国联合起来、冒着许多风险、花费巨大费用、派送使节的派遣方式中，人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微弱的联合体姿态的显露。
此后，人们经常谈到的邪马台国，便以更为明显、更为强有力的形态出现。
松下見林：《異称日本伝》（1688年）。
本居宣長：《馭戎慨言》（1778年）。
上田秋成：《漢委奴国王金印考》（1784年）。
三宅米吉：《漢委奴国王印考》（《史学雑誌》3—37）（1892年）。
内藤虎次郎：《倭面土国》（《芸文》2—6）（1911年）。
稲葉君山：《漢委奴国王印考》（《考古学雑誌》1—12）（1911年）。
中山平次郎：《漢委奴国印出土状態より見たる漢魏時代の動静に就いて》（《考古学雑誌》5—2）（1914年）。
楊守敬：《委奴国王印考》（《考古学雑誌》5—6）（1915年）。
白鳥庫吉：《倭女王卑弥呼問題は如何に解決せらるべきか》（《史学雑誌》38—10）（1927年）。
志田不動麿：《委面の意義と邪馬台国在南方論の否定》（《史苑》4—5）（1930年）。
藤田元春：《後漢書の倭奴国（委奴と倭奴）》（《上代日支交通史の研究》所収）（1943年）。
藤間生大：《埋もれた金印》（1950年）（第2版、1970年）。
水野祐：《倭奴国考》（《史観》48）（1957年）。
栗原朋信：《漢帝国と印章——“漢委奴国王”印に関する私印説への反省》（《古代史講座》4、補論）（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