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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上的角逐

如前所述,关于日本在卑弥呼的宗女台(壹)与派遣使者向新诞生的晋朝朝贡以后的情况,已无法从文献史料上清楚地探知。但不管怎样,首先有一项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即在这一个半世纪的空白期里,日本诞生了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大和朝廷的由来仍存在着种种异论。

能够具体说明这一事实的就是雄伟的古坟群——特别是前方后圆的坟墓最为常见。一般认为(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这些古坟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三世纪后半叶。

因此可以推测,日本建立以大王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时间,大致是在三世纪后半叶至四世纪前半叶之间。可以推想,正是这股实现统一的强大力量,促使日本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了比三世纪时更为积极的进攻朝鲜半岛的政策。

能够体现出这一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填补文献史料空白的,正是石上神宫(天理市布留)的七支刀,以及建在鸭绿江中游北岸地区的好太王碑的碑文。

七支刀是一把全长约75厘米的铁制双刃剑,因其左右各有三个小分支,故名七支刀。其剑身中央部分的正反两面都有铭文,由于难以读懂的文字较多,所以异说纷纭。多数观点将铭文解释为,泰和四年百济王与其世子为倭王所造。

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泰和四年”的年号,因此有些难以理解。于是又有观点提出,是否可以推测为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确实,因为将“太和”写作“泰和”的实例散见于各处, 如果根据这一观点,七支刀应为公元369年制造。巧合的是,《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纪》“五十二年”条有百济献上“七支刀”的记载。 并且《神功纪》和《应神纪》在纪年上往往需要加两轮干支,即120年,才能得出正确的年代。所以在神功皇后在位的五十二年(252年)上加120年,即公元372年,这就与铭文推测的年代大体一致了。

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理解,就是七支刀于公元369年在百济制造,并于三年后的公元372年赠给日本。 尽管还有一些不甚明了的细节,但如果以上理解正确,那么七支刀就成为揭示四世纪后半叶日本与百济关系的珍贵史料。

还有更加重要的史料,那就是好太王碑(广开土王)的碑文。好太王碑是为纪念在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去世的高句丽王广开土王(好太王)的功绩而建立的。它是一个高约6米的方柱,四面刻有共计1800余字。

关于碑文,一些朝鲜历史学家认为,拓本在拓取时被篡改过。 确实各种拓本之间可见若干不同之处。我认为首先必须从正确地理解史料着手,所以暂且通过从前公开发表过的碑文来考察。其中有如下这段著名的文字: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驾,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罗,以为臣民。

认为上文的“辛卯年”为公元391年的看法几乎已成定论。这一点暂且不论。问题是,近年来日朝两国的历史学家对这段文字(权且当作是正确流传下来的文字)的阐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日本长期以来将这段文字解读为:

百残(济)、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驾。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济)、□□、新罗,以为臣民。

而朝鲜学者则把这段文字解读为:

……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倭)。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朝鲜学者之间虽然也存在若干意见分歧,但在将“渡海,破”这一部分的主语解释为“高句丽”方面,大多是一致的。

虽然也有观点赞同朝鲜历史学家的这种解释方法,觉得这符合历史事实,但从文法看,“渡海……”以后突然变更了主语,这一点还是难免令人心生疑虑。这里恐怕还是应该像滨田耕策所主张的那样, 从碑文整体的记载方式来推断,“渡海,破……”的主语和前面的一样,解释为“倭”才是正确的。

由于篇幅有限就不详细论证了。这段文字后面紧接着记载:“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科残国……”可见前面有关“辛卯年”的记载并不是孤立的,且可以认为其表明了丙申年高句丽王亲自发动讨伐战争的原因。

这样的话,这段文字就表明了四世纪末,日本在朝鲜半岛上实施了相当激烈的军事介入。即使朝鲜历史学家的理解是正确的,也无法否定这段文字是表明当时日本(暂且不论势力的优劣)进占或者企图进占朝鲜半岛的一部分史料。

好太王碑的碑文上还有其他一些记载:

……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

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兵方至,倭贼退……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

十四年甲辰,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倭寇溃败,斩杀无数。

表明“倭”曾在朝鲜半岛各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本书的第二章已叙述过,日本在三世纪的卑弥呼时代就已经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狗邪韩国(加罗)一带占有据点。而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窥知,到了四世纪后半叶至四世纪末期间,日本为了进一步扩张据点,维护并扩大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发挥了更加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力量。

此时日本的主要敌人是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正如好太王碑文上所记载的“百残(济)违誓,与倭通好”那样,为了在同高句丽的战争中占据优势,“倭”采取了同百济联盟的政策。

至五世纪,倭五王极力开展对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朝鲜半岛上存在着上述情况。 RwjzMp7mLWVpp8Ytqh2QwAdleIG7IK685nd/kECK7b+5BWnmc1tInz5OjSA3JD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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