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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魏使访问日本、女王卑弥呼的使者万里迢迢前往带方郡以至都城洛阳的时代，中国本土和朝鲜半岛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自公元184年发生黄巾起义以后，汉王朝（东汉）便踏上了衰落的道路，虽然在名号上还是东汉时代，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三国的动荡期。当时，公孙氏占领着位于朝鲜半岛最南部的辽东一带。中平六年（189年），公孙度成为“辽东郡太守”。到了他的儿子公孙康时代，把乐浪郡完全置于其统治之下，并新设置了带方郡。《魏志·韩传》记载：
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
因为公孙康继承父位是在建安九年（204年），所以新设置带方郡的时间也应是在公元204年以后不久。日本方面，当时卑弥呼已即位为邪马台国女王，同时掌握了统辖着松散联合体的倭国的领导权。《韩传》记载“是后倭韩遂属带方”，也就是说，在卑弥呼的倡导下，邪马台国对于公孙氏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的类似独立王国的政权，抢先采取了从属的姿态。
公元220年，东汉名实俱亡，历史进入了三国（魏、吴、蜀）鼎立时代。但东北边陲上的公孙氏政权势力在三国时代仍然存在。对魏国来说，公孙氏政权是同吴、蜀并列的外忧之一。并且等到发现占据江南的孙权与公孙氏有相互勾结的动向时，魏国的忧患便表面化了。景初二年（238年），魏国派遣名将司马懿前去讨伐。
景初二年秋八月，司马懿包围了辽东郡的治所襄平，大破公孙渊，并将其首级传至洛阳。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女王卑弥呼第一次向魏王朝派遣使节是在景初三年。
事实上正值公孙氏覆灭的第二年。女王卑弥呼此前一直依附于公孙氏政权，向魏国派遣使节，大概是为了应付公孙氏政权灭亡这一紧急事态而想到的起死回生的妙招。从卑弥呼态度变化之快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当权者充满了非同寻常的警惕性。
访魏使节的首席是难升米，次席是都市牛利。他们携带男奴隶4名、女奴隶6名、斑布2匹2丈，通过新近直属魏国管辖的带方郡，万里迢迢来到都城洛阳，请求进贡。这与至带方郡相比，要多出一倍的路程。
对此，魏帝（魏明帝）下诏敕曰：
……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任命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授予金印紫绶。
另外还赐予金帛和五尺刀（两把）、铜镜（百枚）等大量的物品，对难升米等使节也极为郑重地进行了接待。众所周知，刻有“景初三年”的三角缘半圆方形带神兽镜已从大阪府和泉市的黄金冢古坟中出土，一般认为它就是当时所赐予的铜镜之一。
第二年（240年），建中校尉梯俊等人携带上述诏书和金印紫绶等物品特意来访日本，其目的大概是为了视察倭国。这是最初的魏使。
三年后的正始四年（243年），倭王卑弥呼
第二次派出使者（伊声耆等8人），并献上生口（奴隶）及倭锦、帛布、丹等。
然而，此后数年，魏国和日本都发生了不测。从魏国方面来说，朝鲜半岛南部的当地势力在带方郡发动叛乱，导致带方郡太守弓遵战死。从正始八年（247年）新太守赴任一事来看，当时似乎已经平定了叛乱。同时，卑弥呼向带方郡报告了与国内敌对势力狗奴国作战的情况，可见倭国方面也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态。带方郡派出塞曹椽史张政等前来授予诏敕和军旗，以勉励卑弥呼政权。
黄金冢古坟出土的景初三年铜镜（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
这么看来，女王卑弥呼积极地与带方郡来往，派使节不远万里来到洛阳，对魏表示臣服，其原因之一无疑是出于对内的考虑，即卑弥呼既作为邪马台国女王，同时又是倭国王。作为“亲魏倭王”加入当时中国的中心王朝的册封体制，这对于提高卑弥呼作为各国联合体且君临各国之上的“倭国王”的权威，大概极为有效。而且，在同狗奴国等“不归顺”敌对势力相较量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加具体的援助，即便只是精神上的援助，但对于“邪马台国女王”兼“倭国王”的卑弥呼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不过，卑弥呼的“亲公孙氏外交”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亲魏外交”的真正目的恐怕还在别处。那就是对朝鲜半岛的关注。
当时日本是否已在朝鲜半岛的一角以某种形式占有“倭地”尚不清楚。但也绝不能断言“没有此事”。
《倭人传》的开头部分记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
一般认为狗邪韩国位于朝鲜半岛东南岸的金海一带。《倭人传》的其他部分还记载：
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关于“周旋可五千余里”中“五千余里”这一数字的来源，（如上所述）可能是从“自郡至女王国万里二千余里”的一万二千余里中，扣除带方郡至狗邪韩国之间的七千余里而算出来的。要是这样，倭国的领地就只能认为始于朝鲜半岛东南岸的狗邪韩国（陈寿等人提供了让我们这样认为的根据）。
不仅如此，《魏志·韩传》的开头部分记载：
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
《牟辰传》也明确记载：
其渎卢国与倭接界。
不言而喻，这个“接”是表达地界相连的意思。这些问题内藤湖南和稻叶君山早已指出，但主张邪马台国九州说的学者们（白鸟库吉、桥本增吉等）都认为这“……除了视为谬误，没有其他的解释方法”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无缘无故的否定。
《牟辰传》还记载：
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
这段记载很重要。卑弥呼统治下的邪马台国之所以把朝鲜半岛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也许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出于对铁的关注。这点姑且不论。恐怕还应当认为这段记载表明了：在朝鲜半岛上可能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权益，同时还存在可以作为某种据点的政治权益，即朝鲜半岛上有倭国的领土。
当然，我所说的上述情况并不一定意味着日本在三世纪时就已经侵入朝鲜半岛南部的土地，企图搞殖民扩张。不过，我也不敢苟同所谓骑马民族征服说。我认为，北九州一带同朝鲜半岛南部沿岸地带在历史上有着亲近性和一体性。如果充分发挥想象力，由于这种一体性，可能存在一个以伊都国为盟主，北九州诸国同朝鲜半岛南部沿岸诸国形成联合体的时期，而邪马台国则有可能从最高层对其加以控制。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邪马台国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确保朝鲜半岛南部的铁资源。
沿上述思路考虑，便可明白卑弥呼“……所在逾远”，而万里迢迢派遣使者到魏都城去开展亲魏政策。开展对“大陆”外交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开展对“朝鲜半岛”外交。只有这样考虑，才能理解为何当公孙氏设置带方郡、开始在朝鲜半岛南部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倭”就抢先以从属姿态同它往来。当公孙氏一灭亡，“倭”就摇身一变，立刻向灭掉公孙氏的魏国誓表忠诚，获得谅解。这说明以卑弥呼为首的女王国的统治集团最关心的大事，是确保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
根据近年来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和观点，弥生时代前中期的遗物中铁器很少，即使有，也是外来的成品。但从弥生时代后期（二三世纪）到古坟时代前期（四五世纪），就大大增多，并且不是外来的成品，而是用从朝鲜进口的原料锻造制作的。而且，据说这些原料是以铁板的形式进口的，且出土地仅限于大和、河内等关西地区。这一事实可以说是富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