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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九州说在方位方面有利，在里程方面则不利。榎说因为把其不利方面反转作为九州说的新根据，由此受到热烈欢迎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通过牧健二等人的补充论证，进一步加强了逻辑上的完备性，因此在“二战”后文献史料方面，出现邪马台国九州说压倒关西说的趋势。近年来的“古代史热”中，相继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学家领域之外的人发表关于邪马台国的意见。其中以九州说居多，这是这种趋势的自然结果（当然，站在更高处来考虑，所谓邪马台国问题，其核心是把日本的建国时期置于何时，是关系到全面理解日本古代史的问题。所以毫无疑问，九州说占据优势也必须联系整个古代史的现实情况加以把握。关于这些问题，在后面还将略微触及）。
确实，榎说中确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是放射线状的解释方法。榎一雄以《新唐书·地理志》上所引贾耽的文章为参照，指出在伊都国以后应解读为放射线状。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例文（牧健二也这样指出过），《汉书·西域传》有如下记载：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
这里的记载方法与《倭人传》的“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方向、国名、里程）是相同的，其表示的是从大宛国的贵山城至都护治所、卑阗城和大月氏的方向和里程。这样看来，按照中国古汉语的用法，把《倭人传》中伊都国以后的记载理解为以伊都国为起点，也易于为人所接受。
其次是关于“水行十日，陆行一月”的解释。参照《汉书·西域传》的用例以及《旧唐书》《宋书》等书中所见的用法，可以说并列式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解释方法。
在中国文人的表达中，可以看到像“白发三千丈”这样的过分夸大的修辞法。但在对待具体数字时，他们通常连十分细微的部分也考虑得细致周到，至少在形式上始终保持极为完备的逻辑性。就《倭人传》来说，各国之间的里程和带方郡至女王国总计1.2万里的里程之间，当然是有逻辑上的统一性的。从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完备的榎一雄说具有值得肯定的优点。
但需要强调的是，史料编纂者的意图具备完备的逻辑性，同史料是否反映了事实，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以《倭人传》为例，《魏志》的作者陈寿做到了所述里程和日程记载的逻辑相统一，榎一雄也准确地看到了这种逻辑上的统一。然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陈寿的理解本身有误，从而他的逻辑未能正确地反映事实，那么就不可能从文献史料的完备解释中，直接地引出正确答案，即历史事实。
如果从结论方面来讲，我认为，榎一雄通过对《倭人传》的完备解释，从北九州的山门郡，进而在筑紫平原来寻找邪马台国是错误的。事实上应当在从伊都国出发需要陆行1月、水行10日的地区，即关西地区来寻找邪马台国。
在这一点上颇富启发的是山尾幸久的论证。下面，我详述他的见解并结合个人看法如下：
如果以今天的知识来对照以上各国之间的距离，我们会发现，尽管其里程数远远超出了实际情况，但仍可以看到其具有一些基本一致的特点。如果除去一支国至末卢国之间这种极端例子（它超过了实际里数的十倍；另外伊都国至奴国的陆行里程基本上为实际里程的两倍左右，又少得极端），大体上说，是实际数字的四倍至六倍。邪马台国北九州说的错误就在于把比例上的统一性套用于伊都国至邪马台国之间（1500里，约600千米），于是在距离伊都国很近的地方，亦即筑紫平原等处，来寻找邪马台国。
山尾幸久同意榎一雄的放射线状理论。他同意伊都国至邪马台国之间相距1500里是历史学家（据山尾的说法，陈寿是以王沈的《魏书》为根据）根据水行10日、陆行1月换算来的，并承认也是根据这一换算方式，推导出带方郡至女王国之间的总里程为1.2万里。他还认为（与榎一雄一样），魏使（据山尾幸久的说法，首次来使是带方郡的建中校尉梯俊）所携带的报告书是撰写《倭人传》（《魏志·倭人传》的基本资料，是鱼豢撰写的《魏略》，或者是据山尾幸久所说的王沈撰写的《魏书》的“倭人”条）的基础史料，然而魏使其实并未到过邪马台国。
不过，主张邪马台国北九州说的榎一雄是从女王的神化来找寻支撑，而山尾幸久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是因为邪马台国离得太远了。也就是说，到达北九州的魏使，大概听说去女王都城所在的邪马台国还需要“水行十日，陆行一月”，便骤然而止了。
如果邪马台国位于筑紫平原一带，从被认为是位于伊都国的丝岛半岛一带出发，仅仅数日的行程。咫尺之间便可望得见女王的都城，魏使却“常驻伊都国”，没有前往邪马台国，这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此，持北九州论者认为，“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是不愿让魏使进入都城的倭人的谎话。如果是谎话，根据这一谎话算出1500里，再通过比例上的统一性加以缩小，以此来推断邪马台国的位置，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就是讲不通的。而假使承认魏使进入了“位于北九州的”女王国，那么《倭人传》记载的“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就成了奇怪的文字。如果把源自传说的“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认定为事实，邪马台国北九州论本身就瓦解了。应当说，取决于里程论的北九州说已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
于是，山尾幸久认为“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这一记录含混不清，《倭人传》上表明路程的记载毋宁说“还是可信的”。因为这个记录是以从熟悉当地情况的倭人（如在《魏志·倭人传》上所见的“大率”，以及难升米、都市牛利等倭外交官）那里听来的传闻为基础的。
关于投马国和邪马台国的人口，《魏志》是用“可五万余户”“可七万余户”这一推测性方式来表达的，这同断言式记载其他在对马海峡和北九州的国家的户数不同。另外，路程记载也认为以“陆行一月”为基础算出1500里，并以此数字为主要依据，推断出“郡至女王国”之间的距离为1.2万里。但《倭人传》上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并未记为1500里，而是用天数来记路程，这是因为它同魏使梯俊所实际走过的路程记载在史料的性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历史学家也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
同认为源自传说的“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是比较“可信”的想法相对，为什么被认为是魏使实际走过的里程记载，反而全部与实际数字大相径庭呢？而且这些数字几乎都是实测数值的四五倍乃至六倍，这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为了说明上述错误的根源，山尾幸久举了带方郡至狗邪韩国相距7000余里的例子。同时他还举了《魏志·韩传》记载的与此数字有重要关联的“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中的“方可四千里”。
当时的“韩”比现在的大韩民国要狭小，四千里四方（1700多千米四方）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数字〔如果以此为基准，那就等于说朝鲜半岛大体是一个南北跨度为八千里（3000多千米）的巨大半岛，几乎达到中国大陆的南方一带，要伸到太平洋上了〕。山尾幸久认为《东夷传》的其余部分（夫余、高句丽、东沃沮等）中表明距离的数字大体是合理的，唯独对《韩传》中的这个数字与实际相差悬殊产生了怀疑。他推断这同带方郡至狗邪韩国相距7000余里这一错误数字有关，甚至前者（《韩传》的四千里）可能是从后者推导出来的。
那么，这个7000余里又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山尾幸久认为“这属于不可知问题”，但也提出了一种猜想，他认为“郡使起码会报告，从郡坐船到末卢共用了几天”。而航行受气象等各种条件所左右，有可能花费了超过普遍判断的天数。而且，从《倭人传》的记载来看，中途还在各处停靠，并非直接开往目的地，这也延长了距离。以上这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郡使花费了超过预想的天数，并以此为基础推算出里程数，就很有可能为实际数字的好几倍。
不过，是否可以作如下考虑呢？
《韩传》上有“方可四千里”的记载，但这个“方××里”的表达方式包含两重意义。一是通常所说的四方××里；一是表示四周边长合计为××里。例如今本《汉旧仪》卷下记载：
长安城，方六十里，经纬各十五里。
这正是按照后一种意思来使用的例子。
《魏志·韩传》上的“方可四千里”，事实上是否也是这样的用法呢？这么一来，上述问题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韩传》和原始史料是按这个意思来使用的，而陈寿所参考的历史书的编纂者却错误地理解为“四千里四方”，并据此得出带方郡至狗邪韩国7000余里这个过大的数字，陈寿则在《倭人传》中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这一数字。
关于跨越朝鲜、对马两海峡的里程，另有记录。这可能正如山尾幸久所说，是以天数为基准的。以上仍旧只是臆测，不过作为一种思路暂且写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