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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筹划的概念
税收筹划思想发源于19世纪中叶，在发展历程中，纳税人逐渐具有普遍的法律意识，认识到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所拥有的合法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在不违法的范围内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以降低税负。税收征管与税收筹划不仅是矛与盾的冲突关系，而且也是互补关系。纳税人秉持“法无不可即可为”的思想，从税法中找寻“漏洞”，求得税收利益；而税务机关发现由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造成税源流失，则会尽快弥补税法漏洞，使税收征管措施更加完备。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税法所指定的特定税收优惠，必然是当前阶段的发展重点和改革方向。例如，“税收洼地”的形成就是一定的税收政策导向的结果。在税收优惠的引导下，纳税人趋于投资于税收鼓励类产业，这也实现了税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初衷。因此，税收筹划并非是“钻空子”的投机行为，它是一种推动税制变迁的重要力量，更是促进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力抓手。
2.常见的税收筹划方法
常见的税收筹划方法主要有以下类型：
（1）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税收筹划。为了鼓励或者扶持某些行业，国家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充分了解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在有优惠的行业或领域进行投资，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税收优惠的好处。
（2）采用税款递延方式进行税收筹划。由于一些交易活动没有现金流，国家会对这些交易活动给予一定的递延纳税优惠，企业可以通过这种优惠来获取货币时间价值。
（3）采用分割法进行税收筹划。将征税对象按照计税依据进行分割或者分解，使得尽可能地适用较低的税率，从而降低实际税负率。
（4）在交易活动中，和上下游企业协商，尽量晚地确认收入，尽量早地拿到购货发票，这样就可以早点实现进项税额抵扣，晚点确认销项税额，从而获得货币时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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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税收筹划成本降低
税收信息化征管系统的搭建，主要采用人工智能、分布式计算等技术，为纳税人申报缴纳税款提供了便利。纳税人所申报的征管系统数据、纳税人基本涉税信息、生产经营活动信息、涉税调查数据以及其他相关公文，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格式有序地提交至税收征管系统，降低了税收筹划成本，同时也为办税人员节省了时间。
2.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选择更具准确性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对企业税负有较大影响，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所以企业应慎重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举例来说，企业若选择了不合适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可能会导致成本较低，从而使利润虚高，加重所得税负担。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会计估计方法也是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前预估不同会计估计或政策下的大致税收负担，从而做出最佳决策。
3.商业模式多样化和服务数字化提供了税收筹划的空间
新兴的商业模式，如网络支付、线上交易、配送售后混合销售等，因支付款项、交易发生及商品流转之间存在差异，使得企业的现实运营与四流一致（合同流、资金流、票据流、货物服务流）并不完全匹配，出现了税收征管的空白地带，给予了纳税人筹划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筹划时适用政策的风险。
依靠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信息服务行业，并不需要服务提供方与消费者之间产生实物性质的商品交换，但是在数字化服务的流转中，确实存在资金流转与税收监管问题。比如软件交易，这类电子信息产品的交易款项就面临着界定为特许权使用费还是营业利润的争议，甚至可能会出现国际税收纠纷。
4.税收筹划操作涉及的信息安全维护风险加大
信息化程度的加剧无法避免数据隐私泄露的风险，大数据背景下，企业的税收筹划对商业秘密等隐私保护的需求日益提高。在数据的流通阶段，如纳税人申报纳税数据时，与第三方机构开展合作，可能会遇到恶意病毒插件，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在数据的存储阶段，企业云端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与易获得性，是企业、税务机关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时需要注意的风险点。
1.数字时代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大数据具备存储空间大、数据读取快等特征，迎合了企业发展的需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从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展示以及数据应用等方面，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数据共享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企业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同时，如果企业发生虚增收入，伪造、变造会计账簿，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情况，大数据会对企业的信息进行筛查，识别企业的纳税申报数据之间的逻辑矛盾，时刻提醒企业税务风险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示作用，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防止企业出现逃避税现象，强化了企业的财务管理。
2.数字时代促使企业更好地安排经济活动与税收筹划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出台的政策及规定更新较快，税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数字时代，企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快地了解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管理规定，及时与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配合，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税收优惠，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税收筹划，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企业更好地安排经济活动，在法律框架下达到依法纳税、科学节税的目的。
企业可以依靠先进的信息系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业务情况，同时由于税收筹划是一种整体性行为，目标应该是企业总体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企业需要用系统论方法去分析自身的经济活动。而互联网、大数据对于企业经营活动及相关信息的整合，正好契合了这一需求，使企业能够从整体角度合理安排相关投资、经营活动，从而降低企业的总体税负。
数字时代的数字化、智能化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既定的财务目标。例如，通过大数据进行税收筹划分析，产品销售应该采用哪种促销模式，在“买一赠一”“打折销售”等多种模式之间进行比较，计算出税负最小的促销方案，尽量减少企业存货，加快资金回笼，提高企业净利润，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体现税收筹划的实践价值。
3.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为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推动下，B2B、B2C、C2C、O2O等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都十分迅速，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电子商务属于新兴产业，目前世界各国缺乏完善的、针对性的税收政策，这为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企业可以结合平台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合理地安排自身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降低整体税负。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业态模式，对于其交易的确认时间、产品的种类、交易方式等方面，目前的税法中都没有明确界定，仅是笼统地参照一般纳税的标准来进行规范。因此，能够在合理范围内，基于不违法的前提要求，通过延迟提供交易服务的时间、递延收入的确认时间等手段来实施税收筹划。
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分为第三方支付、众筹平台、P2P等类别，根据其运营模式的差别，可以采取不同的税收筹划方案。
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来说，其通常是作为一个资金的流转平台，例如淘宝、京东等销售平台。它们通过引进商户发布商品，再吸引客户到平台购物，在平台提供的付款方式中选择付款，而从客户支付阶段到最后确认收货完成订单的时间段内，资金始终是保留在平台中的。在确认收货后，支付平台则会将资金划入商家的对应账户。因此，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盈利来源主要有手续费、服务费、广告费、资金利息等。针对手续费或服务费，主要是来源于客户进行转账、提现、支付等资金结转业务加收的服务费（如支付宝、微信提现加收0.1%的服务费）。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还会提供一定的理财业务或代理业务（如支付宝的余额宝）。
对于在支付通道获取的手续费归为金融服务—直接收费项目，计6%的增值税；对理财等增值服务归为经纪代理服务—金融代理，计6%的增值税。虽然税率相同，但是并不以税率来对项目进行分类，而是根据项目性质进行分类记录，这样不仅有利于规范会计核算，也有利于后续政策改变时及时调整与应用。
针对资金在支付平台停留的这个时间段，由于当平台每天的支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在这个时间差和资金差内，支付平台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以获取收益，这部分收入被称为沉淀资金利息。根据央行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在3个月的期限内以单位定期存款或进行投资活动等法律允许的方式存放资金、获取利息。并且，在获益后，支付机构需要提取账户利息的10%作为风险准备金，剩余收入可归平台自己占有和支配，即为企业在这部分业务下最后获取的收入。此部分收入暂免缴纳增值税；若是来源于国债收入则可免缴企业所得税，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免税的收入，企业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平台通过帮助商家在平台上投放广告信息或者推广获取的广告费收入，按6%的增值税率计税。在营改增后，提供广告服务按照计费销售额和3%的费率加收文化建设事业费应缴费额，此时平台需要明确区分广告费用和其他业务收入，避免扩大税基。若此部分文化建设事业费对于月销售额小于2万元的企业可以免征，也可以在企业初期享受此政策。
企业需要有前瞻意识，根据业务的种类和运作模式制订不同的税收筹划方案，将其科学应用于企业的税收系统，这样不仅能够大大降低税收的处理时间，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筹划的合规性，降低了纳税风险。
4.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了税收筹划的效率与质量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企业的办税效率。计算机网络的“金税三期”上线，为纳税人建立起统一的系统平台，全新的纳税申报流程，实现了信息采集、发票管理、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于一体的办税流程。图6—1展示了作为自然人的纳税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办税流程，即申报人员只需提前设置月平均工资、年平均工资、公积金上限和年金扣除上限，并填入相关数据，税款就可以自动计算。
图6—1 “金税三期”综合所得申报简化流程
在税收筹划效率方面，“金税三期”以及网络办税平台的搭建，极大地简化了纳税人的办税流程，节省了办税时间和税收成本，同时使企业能够系统、全面地掌握自身的财税状况，从而提高税收筹划的效率。
在税收筹划的质量方面，一方面借助互联网与大数据企业可以快速掌握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出现虽然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却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丧失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另一方面，大数据对于企业经营行为的记录与比对，有助于打击企业虚增成本、伪造账簿等逃避税行为，引导企业选择合法的税收筹划手段来降低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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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数据洞察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和信息可以更快速地被处理并很好地整合成一个广泛的集合，这就是大数据。如今每天都有至少2.5万亿字节的数据产生，鉴于这种数据生成的爆炸性增长，世界上90%的数据都是在过去两年中产生的。这些数据是通过每一个数字过程生成的，从电子交易到手机，从社交媒体到视频直播，所有这些都是大数据，其中一些数据是结构化的，但大部分是非结构化的。大数据的质量各不相同，准确性可能会因为数量而被削弱。为了从大数据中收集真正有用的信息，税务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数据洞察力，需要对大量数据集进行分析以便在数据中寻找以前未发现的关系。这种数据洞察力可以是具有总结数据的描述性属性，也可以是具有分析预测数据不可见的预见性属性。
2.关注数据特征
大数据的决定性维度是数据信息的数量、种类和收集速度。数量是指可用的数据量；种类不仅指信息内容的多样性，还包括其众多的来源、格式和结构；速度是指数据创建和处理的速度。我们还要关注大数据的其他重要特征，如真实性和有效性等。真实性是指数据是否准确、纯净和值得信赖，而有效性是指将适当的大数据集与正在分析的内容相匹配。其他重要特征对大数据的可利用性的影响很大，使用有偏见的数据或者为了预期的查询而使用错误的数据集将会导致错误的税收筹划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当建立包含公共数据的专有数据集时，一个合理的担忧是公共信息的真实性。虽然结合多个来源的数据可以带来更好的决策，但只有当数据是可靠的，且该数据集包含适当的数据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对于数据集中的虚假陈述部分，如果偏向于不符合规定的特征，就会增加被选中审计的可能性。
1.经营模式的多样化提高了税收筹划的复杂程度
数字化趋势对社会分工和交易产品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的经营内容变得广泛而复杂。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互联网企业、网络科技企业普遍存在以下税收难题：一是由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的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高，与工业、制造业需要大量购进原材料相比，其能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对较少，从而面临较大的增值税压力；二是如果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25%的所得税税率会给企业带来较重的所得税负担；三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张，由此可能带来更多的税收负担。
数字时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已经延伸到消费者层面，企业到企业、消费者到消费者、线上和线下等多种运营模式层出不穷。网购平台如淘宝、京东不只是单一的实体财物销售功能，还包括信息服务、数据资源交换等无形的商品、服务或是平台售后返利、高额补贴等特殊的销售方式与结算方式。同时，完全通过互联网完成购买、交付的流程使得交易更加的隐蔽化，主体税源更加难以确定。这些混合的销售模式的支付、结算、流转阶段都有所不同，使得企业因此产生的资金流、票据流、服务流与传统的税收政策无法进行直接的匹配，需要企业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选择，在遵循现有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归纳和分类。
2.交易种类、数量的增长和信息的滞后性增加了纳税的核算成本
由于会计和税法在目标、主体、计量原则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企业对账目进行税务调整时，需要财务人员及时了解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及税率改变。但是，由于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和交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如果企业光靠人工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申报，将会大大提高企业在税收筹划方面的人工成本，也会降低筹划的效率和纳税的安全性。
另外，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税收管理系统，在交易活动的发生过程中，财税部门往往在最后一个环节才会接触并参与到有关交易的整体流程和数据结算中来，而此时财务人员已经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交易过程中产生或者可以规避的税收风险了。同时，由于税收的政策及信息会不定期地频繁变动或更新，假若没有快速地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及应用，仅凭财务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将会带来纳税隐患和不必要的税收成本。
3.税收征管的数字化、智能化压缩了税收筹划空间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建立起来的“金税三期”等涉税平台，不仅使纳税人办税更便捷，也方便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实施全面的税收监管。传统的税收征管处于企业信息流和业务流的末端，税收管理仅重视事后检查，这种征管方式给事前、事中的税收筹划都提供了可行性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涉税信息的全国联网正在稳步推进，税务局的税收风险预警系统也在不断完善，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管变得更加严格。
比如，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增值税发票系统，无论是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相关信息全部都要记录在数据库中。2016年增值税发票系统的信息增添了商品编码和服务编码，所有的普通发票和增值税发票都在系统中有所记录，因此，根据这个系统，国税局的税务监管可以完整地掌握企业每一笔款项的进出。这样，企业的每一步购销活动都处于税务局的监控之下，就压缩了企业事前与事中进行税收筹划的空间。
同时，税务机关还建立了精确的产出模型，监控纳税人的投入和产出信息以及对应数量，使得企业的商品流和资金流在纳税申报之前就已经通过系统监控实时地被税务机关所掌控。因此，企业不能再通过改变款项的类别等方式抵扣一定的增值税款项，因为每一笔支出都从源头被记录。
1.案例背景
2021年11月22日，根据杭州税务部门发布的消息称，税务稽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发现两名当红网络主播朱宸慧（雪梨）以及公司旗下艺人林珊珊涉嫌偷逃个人所得税款，将依法对两人进行税收稽查。
两名主播也因此面临着天价的罚款，根据杭州税务部门的通报，最后的处罚结果为：对朱宸慧（雪梨）处以罚款共计6555.31万元，对林珊珊处以罚款共计2767.25万元。从罚款的数额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偷逃税额金额之巨大。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宸慧（雪梨）与林珊珊都属于同一家MCN机构——宸帆电商，朱宸慧（雪梨）是这家MCN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董事长兼CEO。宸帆电商作为一家资格较老的MCN机构，由朱宸慧创立于2016年，根据天眼查显示，宸帆电商已经经过了多次融资，最近由众源资本领衔的一次投资就发生在2021年上半年，此次融资规模达到千万元级别。而这起逃避税收案件的另一个主人公林珊珊也在该家MCN机构中任职，职位为CMO，她在宸帆电商中的资格较老，属于首批甚至是首个被宸帆电商捧红的带货主播，她的年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在最近几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2.避税手段
根据税务部门的官方通报，朱宸慧（雪梨）与林珊珊主要是通过改变纳税主体和改变申报的收入类型等手段来偷逃税款。具体来说，朱宸慧（雪梨）与林珊珊主要是在广西北海、上海、江西宜春等地设立营销策划中心等个人独资企业，将收入申报为经营所得，并通过虚构业务将收入分拆给策划公司以降低纳税额。
如果以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为名义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适用综合所得税税率，而综合所得税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其范围为3%~45%。头部主播一场直播的收入很有可能达到百万元级别，那么这一笔带货业务的收入适用的最高税率为45%，而如果主播通过成立个人工作室或者个人独资企业，以个人工作室的名义承接业务并收取费用和销售提成，那么纳税主体就发生了变动，从自然人变成了个人独资企业，那么其获得收入就可以按照经营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的税率为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范围为5%~35%，适用的最高税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因此通过这种转换就能将税率降低。另外，由于个人独资企业往往会计账目不健全、会计核算不规范，因此对个人独资企业往往采用核定征收的优惠政策。在这次的案例中，广西北海、江西宜春以及上海崇明岛都属于比较出名的税收洼地，实际税负由于核定征收率较低，甚至可以达到10%以下的低税率。以广西北海为例，个人独资企业入住地方政府合作园区，申请核定征收就能享受核定征收的优惠政策，其中，企业所得税全免，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为0.5%，综合税负可以降低到1.6%。
事实上，通过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并且将其设立在“税收洼地”地区，是属于合理的税收筹划手段。但在此次案例中，这两名主播违背了两个基本的原则，导致她们的“避税”行为被判定为逃避税收行为。
首先，核定征收政策的设立实际上是对个人独资企业施行的一种税收优惠政策，个人独资企业一般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比如无法设立独立且详细的会计账目或者规模较小无法及时监管等，因此对这些纳税主体采取查账征收的政策，这反而提高了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而这些所谓的营销策划中心，事实上可以建立健全的账目资料以配合税务局的查账征收，但为了享受较低税率仍然选择核定征收政策。
最重要的是，朱宸慧（雪梨）与林珊珊都涉及通过虚构业务来逃避税收。由于在直播带货中牵扯的收入类型较多，因此她们通过虚构业务，要求商家将不同的费用，包括坑位费、提成等支付给不同的公司，并由这些不同的公司进行开票。业务拆分意味着收入被拆分，因此适用的累进税率可以降低档次，从而减少纳税额，而这明显是一种不正常的商业行为。
在本次案例中，对这两名网红主播的收入进行界定的最关键要素为，直播带货的收入应该归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还是生产经营所得。事实上，现行的税法并没有对于这一类收入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定义，再加上一些主播和平台公司对自身业务的商业逻辑以及对税法的认识不足，在税收筹划的安排上，只是简单地在公司架构上做出调整，从而做出了“虚构业务”的逃避税收行为。
4.数字时代企业税收筹划面临信息安全管理风险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的隐私信息如姓名、电子证件、购买倾向、性格偏好、信用情况，以及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海量数据都被收集，出现了一定的信息安全管理风险。一旦这些信息被泄露，将会带来一定的隐患。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了防止企业逃避税，规定企业纳税申报的相关数据必须公开化、透明化，然而数据高度集中容易受到黑客或其他不法组织的入侵，一旦信息没有妥善保存，个人或企业的重要信息发生泄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信息安全管理问题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问题。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一些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高端技术开发能力的企业而言，其核心技术一旦被泄露，企业将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对于企业税收筹划工作而言，如在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过程中对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对信息的存储缺乏加密处理，相关人员的访问权限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会增加企业财务数据、税收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在数字时代企业如何加强税收筹划中的信息安全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5.税收筹划新形势对企业财税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联网、大数据给税收筹划带了发展机遇，但同样也给企业财税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部分中小型企业财务人员的税收筹划意识相对淡薄，可能没能利用优惠政策为企业争取更多的税收利益。其次，税收政策本来就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尤其是新兴经济业态，相关政策的变化速度更快，按以前政策适用的税收筹划方案可能在当前政策下就失效了，甚至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税收风险，因此，对企业财税人员来说，新时代的税收筹划对他们理解与运用税收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处理的海量性、高速性和多样性是前所未有的，企业财务人员面临由纸质数据筹划分析向电子数据筹划分析的转变，若财务人员不能及时更新知识体系，对于大数据理解有偏差，不能将数据资源有效转化为决策的有用信息，就不能及时设计出适合企业未来发展要求的税收筹划方案。因此，面对海量的信息，财务人员必须培养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并依据相关信息进行正确的税收筹划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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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给现代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工具，它能够有效地提高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信息透明度，对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和企业风险防范都产生了极大帮助。在数字时代，如何有效地控制税收筹划风险就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件重要事情。
1.税收筹划的风险性加大
在数字时代，任何人或者企业的信息都变得非常透明，易于被收集且用于某种用途。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随着互联网信息收集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提高，过去税务机关面临的无法获取企业真实信息的难题，在数字时代已不再成为难题。在国内，税务机关持续推进税收信息化征管改革与智慧税务建设，与第三方机构进行信息共享共通，更易获取企业的交易信息。例如，2021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公开了金税四期决策，不仅将税务业务纳入系统管理之中，一些非税业务也会被纳入其中，形成更加全面的税收管控；同时搭建了各部委、人民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等机构参与的信息共享和核查系统，实现了企业相关人员手机号码、企业纳税状态、企业登记注册信息核查三大功能，这样企业就面临着更大的稽查风险。
在国外，OECD推出CRS信息系统，推动各国税务机关进行税务信息交换，在国际间实现纳税人情报交换。由此看来，大数据的发展对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形成更为严格的监管，税收筹划的风险程度也随着信息技术的精进而逐渐升高。举例来说，过去企业在低税地设立银行账户进行利润转移和存放，低税地一般会对客户的进出账及资产情况进行严格保密，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信息追踪更加精准，收入及资产流动信息将更加透明，传统的避税方法将逐渐失去其效果或者面临更高的税务风险。
2.如何降低税收筹划的风险
（1）事前防范：建立高敏感度的税负水平预警体系。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以及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建立高效的税负水平预警体系，以适应公司在不同时期、经营策略、外部环境、业务规模下的变化，进行事前防范。利用互联网技术自动收集各部门的税收信息，进行信息甄别和处理；对可用的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判断并追踪可能产生的风险点，将一般风险点和特殊风险点信息分类存入异常信息库，为将来类似事件提供预警和参考。
（2）事中应对：建立专业的信息化税收风险管理系统。企业应树立正确的税收风险管控意识，建立健全税收风险内部控制制度。从企业机构和岗位职责以及税收风险评估、识别、管控、应对、监督、改进等方面完善税收风险内部控制制度，将业务流程规范化。采用数字化手段建立税收风险管理系统，当实际风险发生时，利用智能技术收集相关政策和风险点，及时制订风险应对方案。
（3）事后管理：建立完善的税收风险应对体系。事在人为，面对税法和税收实践的复杂性，当前的大数据技术只能初步做出基础性的应对方案，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专业化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内外部培训增强财税人员的税收风险敏感度和政策把握能力，从而保证现有的财税人员能够拥有深厚的财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加强社会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招聘，提高企业后备力量的专业素质，带动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