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多利安人的入侵令希腊走入“黑暗时代”（Dark Age，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在这个时期，整个爱琴海地区陷入一片衰颓的景象，陶器的制作技术退化又粗糙，墓葬中没有贵重的陪葬品，大型的建筑几乎停摆，文字写作也日渐减少终至消失，官员或官僚系统也瓦解不见了。而且，人民的饮食内容又退回畜牧时代以肉类为主的状况，谷类的食物几乎不存在了。根据估计，在迈锡尼文明的核心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人口几乎少了90%，许多迈锡尼的大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雅典逃过多利安人的直接冲击，但雅典城内的宫殿也跟着消失，仅剩下一些村庄取代原来的城市与宫殿组织。
虽然没有发达的城市生活，但在人口分散的乡村，仍进行一些经济活动，如耕种、制陶、纺织等。至少，古希腊语仍然是普遍沟通的语言。就是在这片残垣断壁的基础上，新的文化开始发芽生根。我们对于黑暗时代的了解多来自荷马的史诗以及约与荷马同时期的赫西俄德（Hesiod）的作品，但也多限于晚期。
虽说荷马的史诗主要是叙述迈锡尼时代的英雄故事，但实际上反映的是黑暗时代晚期的故事，因为荷马史诗主要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约相当黑暗时代的后期），在此之前，这部史诗还经过多人的集体创作与改编，因此早已脱离原来的史实面貌。在荷马史诗中，迈锡尼的政治是寡头的贵族式政治，但是也有自由人参与其中，人民生活也比较自由。但是我们根据线形文字A或B中的记载，迈锡尼的政治与社会毫无疑问是属于权力集中式的，类似中东的城邦政治与再分配的经济形态。
黑暗时代早期的社会组织比较松散，阶层间的位阶没有像迈锡尼社会那么大与严格。这是个小规模且独立自治的小单位世界。每个小单位的首领称为“basileus”（即荷马史诗中的“国王”），相当于部落的酋长，以抵御外侮为职责。在外敌不断的时代中，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在酋长的身边，围绕着一群战士，有的来自酋长的家族，有的来自亲朋好友，有的甚至是来自他方的流浪战士。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酋长必须靠慷慨的飨宴、礼物，以及善战的能力来维持他的地位。策略性的婚姻联盟、体能竞赛的成功，也有助于提升酋长的地位与声望。
在黑暗时代早期，各地方所产的剩余物资都通过征税、贡赋等形式与渠道流入中央的酋长口袋。然后再由酋长做统筹分配，或是通过酬劳、（工匠）原料、济助等方式分配给各部落的成员，至于分配后的剩余物资，则送到外地买卖。以黑暗时代人口简单，社会与经济组织也单纯的模式而言，这种再分配的形态非常适合。
从荷马史诗中我们也可以知道，黑暗时代也有商业，但是规模不大，例如当时的城市没有市集，该地的卫城（agora）也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聚会或裁判的地方。在荷马史诗中，甚至没有专门的名词称呼“商人”
。
荷马史诗对商业的看法与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相似，他们都认为商业是不好的、卑鄙的行业，尤其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行为。他们唯一能认同的商业行为，就是有助于家庭经济的自给自足。此外他们也都认为商业应该是外国人的行业。
黑暗时代早期单纯的再分配形态，到了公元前9—前8世纪（亦即黑暗时代的晚期）逐渐转变。此时祭祀品开始增加，谷物也渐渐成为主食，更出现犁车以及铁制的犁头，显示人口与粮食生产都开始有了增加，私有财产的观念也跟着兴起。
在这一波经济变动中，一般小民的生活不再安定，因为他们不能再指望上层精英照顾他们的生活所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日常所需打拼，并时时生活在社会与经济的压力下，以前他们只需要将剩余产品交给中央再分配即可，现在他们得为自己的剩余产品找寻出路，例如赫西俄德就记载他将剩余的产品运到港口输出海外。在此波新的经济转型中，小民往往不敌大人物的巧取豪夺，陷入债务的困境中，债务又导致土地与财产的丧失。这种情况在荷马与赫西俄德的诗作中都可见到，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就是教导面临这种变局的小民，如何勤奋工作来维持家计和生活。这种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家庭经济”，追求的是自给自足，例如自制工具来改善收成状况，像是《工作与时日》中就有教导如何制作犁车、杵臼、车子的内容。
过去在再分配的经济体下，中央与一般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当人民收成不佳时，均可指望中央伸出援手。但是在家庭经济的年代，人民不能指望中央援助，于是改为寻求朋友与邻居的协助。邻居的感情与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因此《工作与时日》一再强调要加强与邻居的感情，包括公正、公平、分享与慷慨。此外，当一切要靠自己时，勤奋的工作伦理就产生了，像是赫西俄德也一再强调“工作、再工作”。
我们可以以赫西俄德的农场为例，一窥当时经济生活的运作模式。赫西俄德操作犁车，后面跟着他的女奴（可能是帮忙松土），还有一位壮年的男士帮他犁田。当农忙的时候，赫西俄德还得雇请一位短工或季节工，这位工人来自农村中没有财产的失业人口。如果一时忙不过来，赫西俄德会向邻居、好朋友寻求帮忙，所以他觉得邻居比亲戚更为重要。大体而言，赫西俄德的家庭单位约有8—12人（包括妻子、儿女、奴隶、雇佣工），农场的面积约15—20英亩（约6—8平方千米）。为了预防灾荒，赫西俄德农场里还有仓储设备。
仔细观察，整体家庭经济的财富基础是土地，土地可用来种植粮食作物、葡萄、橄榄、果树、蔬菜等，希腊的农夫也知道采取三轮耕或是二轮耕，让土地得以休养。同时土地也能用来饲养牛、猪、羊等动物，人们还妥善利用各类土地，例如树林边不适农耕的公共土地用来牧猪
。
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描绘的是一般平民的家庭经济，约略同时的荷马史诗中反映的经济状况则多属贵族或是酋长的家庭经济情形。但不论何者，都可以归纳出“家庭”是个重要的经济单位，所有家庭成员仰赖着一家之长，由家长分配工作、监督工作、分配成果，由家长决定成员间的所得，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家庭越大，仰赖的成员越多，家庭有如企业，家长像是总经理。
金属与奴隶是家庭中不能自己生产的，却是贵族家庭必备的。所以希腊武士贵族除了经营农业以获取财富外，还靠掠夺和战争取得财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就是叙述如何通过战争取得财富与经济所需。获得经济所需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组织性的掠夺，一如《奥德赛》史诗所透露的。经由战争或掠夺得来的战利品都要拿来与大家分享，而且需遵守论功行赏的公正原则，不能让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被剥夺了，或短少了。
在荷马史诗中，那些战士努力通过战争彰显自己的德行，以赢得地位和荣誉。许多希腊的美德都是围绕战士的伦理而来。勇敢与善于打仗的特质被称为“好”（good, agathos）。相对的，懦弱、不会打仗的则称为“坏”（bad, kakos）。一位领袖尤其应该是英勇善战的。因此，一个“好人”应该尊敬神命，遵守约定和誓言，对朋友和其他战士忠诚。他必须是自律的，也是慷慨的，更要尊重妇女与老人，对乞丐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要伸出援手。这些也都是战士社会所讲究的伦理道德。荷马所描写的战士不只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猛，在对待敌人方面也非常暴力。他们打劫败者的财物，焚烧他们的村庄，也屠杀存活下来的人，连婴儿都不放过。他们更强暴妇女，还将她们卖为奴隶。
无论在战争或和平时，这些战士都强调竞争与赢得荣誉，他们期待赢得公众对其技术与成就的认同。对他们而言，因战争得到的财富远不如因战争而得到的荣誉与声望。这些声望的象征就是可以多得一份飨宴的肉，多分到一些战利品或者多分到一份有价值的礼物，包括土地在内。假如在分配战利品时，他们没有得到足以彰显英勇与声望的配额时，那将会视之为羞辱。例如在特洛伊战争中，阿伽门农（Agamemnon）羞辱阿喀琉斯（Achilles）的方式就是将原本分配给他的女奴收回来。这件事引起两人激烈争吵，终于导致悲剧的产生。通常被羞辱的人（不论是个人或家庭被羞辱）都会寻求报复，而这种报复的械斗往往导致希腊政治不稳定。
“交换”也是获取经济所需的方式。交换与贸易不同，市场交易的功能是以物品为主，而“交换”则是以社会关系为主。有时交换或交易不成，当事人很可能就会以掠夺的方式取得想要的物品，例如《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战士大多身兼商人事务，从事交易或掠夺的行为。
交换礼物或物品的原则与技术非常微妙，多少之间的拿捏也非常重要。在礼物交换中，当事成员期望能让公众认可他们的技术与成就，这也是非常紧要的，否则会破坏双方的关系，甚至引来灾难。给一件礼物，或是收一件礼物，有时不是立即的行为，可能会被期待很久，才会回收或偿还期待中的礼物或服务。总之，一件礼物一定附带着回报的义务。礼物与服务的交换，使得家庭经济更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也分享了地位和友谊。在荷马史诗中，有的英雄要花很长的路程与时间去与别人交换，为的就是得到家中没有的东西，也为了建立与拓展人际网络。
在荷马史诗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根据他在家中的地位而定，尤其是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因此身份最低的未必是奴隶，而是家中的依赖人口。这种人被称为“thete”，他没有自己的财产，只好出卖他的服务给别人，而成为依赖人口。这种人非常危险，因为他不像奴隶，没有人会负责照顾他，经常成为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
荷马史诗中的黑暗时代，奴隶的待遇并不坏。他们与自由人一起工作，没有差别待遇。通常奴隶与农夫主人一起耕种。家庭中奴隶的地位也都不一样。除了执行主人交代的例行工作的一般奴隶外，还有享有特权的奴隶，他们能赢得主人的信任，而参与家庭经济的管理过程。有的奴隶甚至可以从主人那里得到一小片土地以自行耕种，他们甚至还可以购买自己的奴隶。
家庭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的角色与功能开始提升，这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因此黑暗时代的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妇女，仍有其地位与功能。由于婚姻联盟关系着贵族社会与政治地位的加强，因此妇女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此外，一如《奥德赛》中奥德赛经常远游、打仗或是旅游，妻子的治家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奥德赛的夫人佩内洛普（Penelope）在丈夫远游的漫长岁月中，不仅得维持家务，还得应付那些想要取代奥德赛位置的男性追求者。在荷马的史诗中，妇女也常被当成战争的战利品，或是战胜者的奖励品，几乎所有的英雄都有情人或妾，不过他们却严格要求自己妻子守贞节。但是比起后来的城邦政治，这个时候的政治仍多在家族中运作并作决定，因此妇女还有参与的机会。等到了城邦时代，政治移到了户外，妇女又不得参与公共政治，妇女的功能与地位就开始大幅下降了。
昔日的学者多认为，人口增加导致土地不敷使用，于是希腊人开始往外寻求农业殖民地。但是新一代的学者则主张人口增加并未促使希腊人往外寻求农业殖民地，反而刺激了专业分工，从而增加生产，生产增加使希腊人有了向外贸易的能力与动力，因此他们向外寻找适宜贸易的据点。根据这种说法，希腊殖民运动是贸易与经济繁盛的产物，而非人口问题造成的。贸易的逐渐兴盛，刺激希腊社会与经济转变，终于使希腊人摆脱黑暗时代。
尽管新一代的学者认为，贸易是早期希腊人建立殖民地的主因，但是仍不能排除农业殖民的可能。例如赫西俄德的父亲就是为了摆脱贫穷而渡海，进而远走他乡。他在新的地区不仅选地耕种，也从事海外贸易，将多余的产品通过船只送往外地贩卖。即便赫西俄德，他虽然终身从事农业耕种，也从未出过海，但是他也将多余的产品送到港口，经由他人的船只运到外地去卖。他并没有直接将剩余的产品送到附近的城市去贩卖，这可能因为陆运不安全、成本高、利润低，亦可能是担心直接对城市人民贩卖乡村产品，会遭到压榨。
在这一波的希腊殖民运动中，人口增加的城邦如雅典等，并没有进行殖民运动，反倒是生产较多、经济较发达的城邦积极建立殖民地。其次，在这一波殖民运动中所建立的殖民地，多是可耕地不大，却适宜发展贸易据点或海洋贸易线的殖民地。这些希腊城邦希望用自己所产的原料，如铁、金、银等，换取海外产的奢侈品。贸易活络带动经济的繁盛，进而改变了社会与经济体制。新的经济发展使得原来的再分配模式无法维持，因为有钱的酋长或大人物变得贪婪，他们希望控制所有的物资，好为自己牟取更多的利润。新经济导致财富分配不均，打破了原有的近乎平等的社会位阶，转变成阶层式的社会组织。在新的社会组织下，既有的精英极力拉开他们与下层的距离，以合法化他们的方式，维持更多经济优势的地位。
在这一波的对外贸易中，希腊人最早的贸易对象是中东叙利亚北部的阿尔米纳（Al Mina）。这原本是腓尼基的港口城市，后来希腊人也活跃于当地。早期时，希腊人与腓尼基人一起做生意，他们对腓尼基的仰赖甚深。刚开始时，希腊人看上中东的铁和其他金属，从阿尔米纳进口铁、纺织品、奴隶等。后来希腊人更开始做起转口贸易，他们将从阿尔米纳购买来的铁以及其他物品运往其他地区，如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Etruscans），希腊的铁甚至导致伊特拉斯坎的制铁技术大为精进。《奥德赛》中还记载希腊人将铁运到塞浦路斯以换取铜。考古数据甚至显示，希腊人用酒换取中欧的金属。随着希腊、中东、欧洲之间的贸易发展，出现了联结这些地区的贸易网。参与这个贸易网的商人不限于希腊人，腓尼基人也相当活跃，他们贩卖珠宝、牛羊牲畜、酒、谷物和奴隶。这些腓尼基人有时也会干起海盗的勾当，将商旅掳为奴隶贩卖。虽然希腊人喜欢腓尼基人提供的商品，却不信任这批腓尼基人。尽管希腊的部落酋长或国王刚开始时轻视商业，但是他们对埃及的象牙、伊特拉斯坎的青铜器、腓尼基的纺织品，以及西西里（Sicily）和黑海的奴隶有所需求，使希腊的海外贸易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