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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以来，人就得不断地为衣食住行奋斗，除了希望能获得足以维生的粮食、衣服、住宿、交通条件外，还希望能过上更好、更有质量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人类不止追求面包以维持生命，还要追求蛋糕，好让自己过得有品味、有尊严。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人类不仅自己奋斗，还通过组织，以集体的奋斗朝目标前进，其中组织涉及社会的问题，而为生存奋斗、追求幸福则涉及经济的问题。在奋斗的过程中，人类首先会观察环境，设法将所有不同的自然现象串联在一起，并予以了解。然后再设想如何利用，这就涉及经济思想的问题。剖析社会、经济与经济思想，从中勾勒出人类如何了解、认知环境与自然，如何以组织的方式不断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将是本书想要一探究竟的课题。
人类为生存奋斗与追求快乐幸福的行动内容非常庞杂，包括经济动机、经济发展、经济思想与制度、社会与经济的互动、社会阶层与阶级、休闲、消费、生产、分配、城市、人口、物质生活、两性分工与互动、家庭制度与关系，等等。
无论“经济”还是“社会”，都是很难定义的名词与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本书所说的“经济”或“社会”都不是指学术圈所研究的“经济学”或“社会学”。事实上，这两门学问都是近代才兴起的学问，一直要到20世纪，这两门学问才成为学院派的独门生意，即成为专门的学科。在这之前，探讨与研究人类经济行为与经济思想的人士，都不限于学院中的专家学者。
纵观古今，不少哲学家、法学家、神学家、商人、政府官员都曾留下他们观察、探索与钻研的记录，甚至连文学作品中都留有不少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描绘。到了现在，即便成立了专门的经济学科系，但研究经济问题的仍不限于经济学的专业学者，还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环境学者、数学家和管理科学教授等，经济学已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际整合学问。
“经济”（economics）的字源来自古希腊的“家庭管理”（oikonomia），意指家庭经济的意思。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与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都曾写过有关家庭经济（oeconomicus）的著作。他们认为治国如治家，一个无法有效理家的人没有统治国家的资格与能力，因此家庭经济的原则可以适用于国家经济。
实际上，当时的家庭经济比起现代的家庭经济要复杂得多。因为当时的家庭犹如微型的国家，除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成员外，还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商人、工匠、农民与奴隶等，除了管理土地生产外，还有制造业与商业等经济活动。或许是因为这样古希腊学者才有发此想。
古希腊时代，经济学是哲学与伦理学的一部分，这样的情形直到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之时方告结束。他的《国富论》发表后，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在经济学中这个时期被定义为“古典经济学时期”。
在古典经济学的定义中，经济是研究人类在资源困乏的条件下，如何追求最大的福祉。在那个时候，幸福与满足被称为“utility”（功利或利益），即后来功利主义的来源：经济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
当古典经济学出现时，可供人类追求福祉的资源实在不多。但现在情况改变了，因此人类的经济目的也改变了：以前以生存为主，现在则是讲究质量。因此，现在的经济学不再只着重于满足生存所需，不再只是讨论面包的问题，还进阶到蛋糕的问题，亦即享受、休闲、消费等经济生活。于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探讨经济的行为表现（performance）与影响经济行为表现的结构问题。经济学不仅在探讨人类生产、分配、消费等行为和现象，也在探讨人类如何组织生产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望。早期人类的经济目的着重在如何战胜资源匮乏，慢慢地因为资源充沛而变成如何有效打理日常经济生活，而这些就涉及人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等面向。
随着新内涵的不断出现，“经济议题”也跟着扩大了。一般而言，现在所谓的“经济”，除了研究上述的经济行为与表现外，更包括人类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采取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制度、结构与政策等手段。
尽管学者们将经济研究的议题简化成行为表现、结构等大方向，但其实内部值得注意的细目还是非常多的。例如在行为表现和成就方面，尚需注意资本、生产制造、市场、分配、经营管理等。在资本方面，又包括如何筹集、组织资本，如何配置与调度资本。生产制造方面包括原料、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产出、劳力（如劳力的配置等问题）、生产方式、生产流程、管理等。市场方面，也需注意销售、原料之取得、成品的配销、市场结构与利润等问题。分配则包含财富分配、剩余分配与资本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亦需注意资本、技术、机器、劳力等要素之配合与协调。
至于“社会”的定义就更难了，几乎没人能说清楚或给出精确的定义。有人开玩笑说，三人以上的团体即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他们的社交、互动与关系等现象。当然，更复杂的社会中还包括组织、阶层、地位、价值观等问题。一般而言，社会与经济关系颇为密切，社会中的分化、群聚、互动、分层等都与经济脱离不了关系。这也就是说，经济与社会之间呈现相互依赖的关系，亦即彼此间相互影响：社会因素会影响经济行为与发展，而经济事务也会影响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
事实上，古代的学者如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其研究经济的目的在于重组社会秩序，而非在了解经济机制本身，可以说不是为了经济而研究经济，而是为了社会或政治目的而研究经济。即便到了中古时期，许多经济议题仍多围绕如何治理家业，或是如何减少财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仍偏向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目的，这也是近代以前的经济学多属于伦理学、哲学等范畴的原委了。
经济学门下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社会史，虽都是在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表现与发展，但是无论在研究性质、内容与对象方面都不尽相同，在研究方法、态度与目的方面也大相径庭。
简单来说，历史学门下的经济史是将经济史置于历史学的脉络中研究，包括使用史家惯用的解释与叙述手法，因此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以叙述、解释、理解为主。基于史学强调周延性、客观性的精神，除了要研究经济行为与经济发展外，还要探讨经济行为背后的动机、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以及经济行为对人类社会、文化、军事、政治与日常生活等各层面的影响，亦即探讨日常生活、社会表现、个人行为与经济事务间的相互关系。历史学家除了探讨影响经济行为与结构的问题，还希望能够观照到日常或特殊的经济生活，亦即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与不同时代的独特性。
经济学门下的经济史则强调深耕、精研的专业精神，是以验证，分析，建构抽象的理论架构、经济模式或典范为主，研究的议题通常都倾向经济专题与经济事务，主要研究对象为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以及影响经济表现之结构性因素。经济学门下的经济史以追求通则、定律与模式（models）为主。
更进一步说，经济学与历史学两者的学科与性质相异，遂造成两种旨趣相异的经济史；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而历史学则属于人文科学（humanities）。
社会科学是采用科学的方法与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事务，包括经济事务；人文科学则是以人文学者的精神来理解人事。当人文学者以经验的法则去观察和了解世界，希望能寻找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意义时，社会科学家却努力地想从一大堆烦琐的现实事件中找出影响事物运作的结构与原则。这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追求通则、普世性的定律与模式，历史学则是普遍与特殊两相兼顾。
社会科学家希望能找到深层结构与原则以解释万事万物，人文学者则认为社会科学家为了寻找一条万有定律，而牺牲了事件的丰富与多样性的内容，更忽略了其他可能的重要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论，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和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也大不相同。相对于史家从史料中重建人类的经济史，并强调特殊性与个别性，经济学家是从命题开始，逐步引申出逻辑的推论。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在研究经济社会史相关议题前，事先并没有一套理论架构或预设立场，也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架构开始，而是希望通过经验法则，以及对史料的观察、理解与解释，来了解具体的案例、事件、人物与发展，从而建构一套系统的理论架构或结论。历史学家这种研究方向可说是由不知到知，在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希望能达到全方位观照。譬如，历史学家不会将经济事务单独抽离出来研究，而是与其他人类活动、历史层面一起讨论，因而强调经济发展与其他人类活动、历史发展之关系，如经济与政治，或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包括因果关系、互动关系。
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径则与历史学家相反。相对于历史学家的理解与解释，经济学家则强调分析、验证抽象的理论架构。当他们研究经济史中的一项专题时，通常他们心中已经有一个理论架构，也建构好了一套理论，然后再利用史料做进一步的验证。他们的推论，往往在理论上或是抽象的思维中是可以运作的，但却经常与文件的记录相背离。对于经济学者而言，文件或史料只是用来验证理论的，而不是自我表述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者往往阻碍了史料自我表述的机会。不只是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也都有类似的倾向。他们认为：史料、文件的主要价值就是在建构理论架构；史料本身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也是死的。但对历史学者而言，史料是活的，它们会自己说话、自我展现，需要我们仔细地倾听与了解！
虽说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在研究旨趣与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不是大到双方毫无交集，以致完全不可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学与历史学内部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出现了各式流派，提供给双方不少可共同关切的议题。譬如，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强调自然律、理性等非自然人（impersonal）市场机制的古典经济论，亦即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的观点。现代经济学家讨论的议题也超越了古典经济论，不再围绕在生产因素方面，如土地、劳力、资本、市场、企业等问题。现在的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影响经济运作的非理性与“人为”因素，如政治制度、科技、人口、品味、习俗、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当经济结构与表现不再只限于理性和非自然人的市场因素后，经济学家就与向来重视人文的历史学家有了对话的平台。
事实上，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的确提供给史家不少灵感与刺激，许多史家也援引经济学的新理论，以解释人类过去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运作。更重要的是，受到经济学的刺激与影响，历史学的经济史不再只看重描述和叙述的方法，而开始强调解释的方法与架构。尽管历史学家与新近的经济学家都开始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并开始解释其间的关系，但是两者仍有区别：经济学家的解释仅限于经济议题，而历史学家却是以“全面性解释”为最高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决定论，并将非物质的文化组成视为上层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知识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
这些由文化构成的各式结构，后来又受到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反驳，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等，从而提出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现存的旧结构，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力和更贴近现实发展的一个新结构，因此还是脱离不了结构与文化的概念。
无论如何，人文学者受到马克思的刺激，将经济因素与结构的概念引进人文研究，史学亦复如此。相对于传统史家将关怀集中于政治、军事等历史的研究，新人本主义（Neo humanism）下的史学开始正视经济的重要性，并强调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可见，人本主义影响下的历史学者将文件、文本和档案等史料的解读工作变得更复杂、更细密与精致化。许多传统史家所忽略的细节现在都被重新解读，从而呈现出另一种活力与面貌；一些不受传统史家重视的史料，如地契、家谱、家信、生活用品等经过新史家的琢磨后，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历史风华；更有不少被传统史家视为无意义的史料或记录，如民间的版画、教会的注册登记、通俗小说等，也变身为有意义的史料。
这些细微、烦琐的史料，成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宝贵素材。这类材料虽丰富，但却缺系统性整理，不如官方与精英的文本档案那样整齐划一，因此需要花费功夫整理、解读，有时还需要一点想象力。
相对于经济学家抽象、纯思维的研究，属于人本主义派的经济社会史家为人类经济生活的研究注入一些美感和温情，使经济史的研究显得不再那么冷酷无情。在专业的经济史家研究下，人类的经济事务与经济生活似乎只剩下了饥饿、贫穷、分配、土地、竞争等残酷的现实面，但在历史学家的描绘与叙述下，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其实充满了不少欢乐、和谐和创意，而不是只有破坏、痛苦与悲伤。在叙述与写作方面，专业的经济史著作强调严谨且具逻辑性的专业术语，让一般民众因敬畏而却步，但历史学家的作品则多添几许柔情，让文章架构和文字铺陈方面多了一些亲和力。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不少史家希望将历史挤进社会科学的殿堂内，甚至将历史重新定位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因而引进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计量史学即为一例。但是这种尝试似乎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仍将历史归类于人文学领域，而史学似乎也因此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和方向。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史家再度寻找史学的真谛与学术地位。不少新生代的史家不再满足于人文主义的定位，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还是结构与文化的人本主义。新生代史家期望能搭起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桥梁，让历史学兼具两种学科的长处，且修正部分专业与通则的缺陷，亦即将史学归属于“人文学—社会科学”（humanist social sciences）的领域。
总之，新生代（亦即21世纪初）的史家融合了人文与科学、理论与叙述、解释与叙述的方法。他们也引入了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精神，以扩大史学的领域和专业性。譬如，新史家在名词的定义、假设和方法上更为严谨和精确，一如社会科学家之为学态度。其次，新史家又开始注重理论架构的建构、应用和验证。然而，理论架构追求的是通则、定律和普世性的“大同”，往往牺牲了特殊性。因此，新史家在采用理论架构、追求普世通则时，更不忘特殊性，在强调集体性时也不忘兼顾个体性，更不忘照顾不同时代、文化、社会与地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新史家在用史料验证理论或是用理论套史料时，强调要让史料自行说话、自我展现。
在此脉络下，历史学门下的经济史研究因而再度发生转变。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者非常关心结构的问题，例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其形式和构造如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各经济中的表现和成就又为何？他们花了很多篇幅与精力在处理结构的问题，却少了许多解释的功夫。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史家则加强了解释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的功夫。新生代的经济史家不仅强调影响经济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科技、人口等具体的因素，更探讨影响经济的精神与心理等抽象因素，如宗教、思想、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还有社会与个人的心态与意愿等因素。除了这些因素对经济结构、经济行为的影响外，新生代史家更注意到它们与经济间的相互关联性和互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中，经济学者也注意到这些“人为”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于是，经济学也走出了古典的自由经济论，从强调理性（rational）的经济运作发展为强调人文的新古典经济论，在讨论有形的物质资源外，还包括了无形的社会地位、名誉等资源与利益。
本书探讨自上古至中古、近现代之欧洲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演变趋势，以及促成改变的因素与后续影响。此种活动与组织不仅关首人类的存续，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达到生存与文明之目的，不同时代的人们发展出各项经济制度、组织、策略、行为模式以及思想理念等。发展过程中尚涉及不同族群与利益团体间的竞争、妥协与合作等错综复杂之互动关系。不同时代与不同社会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策略与着重点更是不同：有的强调增加生产；有的强调正义或公平分配；有的强调理性规划；有的强调道德规范等。在生产方面，有的强调以改善生产工具、运用科技以达到量产、量销的目的，有的则强调管理和企业经营途径。
以近代工业经济为例，有利于经济发展之工具、科技或生产方式（如工厂制度、工业机器等）在西欧地区接受度较大，从而导致该区经济发展得以突破，包括生产量激增、财富大幅积累等，进而带动社会组织与文明性质之激烈转型。但这些工具、科技与生产方式在某些地区却因某些传统的观念、文化模式、社会制度、政治形态等因素之阻碍，而无法发挥经济效力，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由兴转衰，变成穷国。阻碍或促进经济发展之各项因素亦为本书之重点议题，包括政治制度、两性关系、通俗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宗教因素、财经政策，乃至影响集体经济发展之个人与家庭因素。
我们将通过历史性的解释与叙述，将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融会其中，从而协助读者初步了解经济世界之运作原则，进而产生对经济之兴趣；毕竟经济乃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