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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中东民族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以前，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后来又因为埃及的繁荣与稳定，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前往埃及，其中包括奴隶、亡命者、雇佣兵等低层社会人士，他们视埃及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到中王国时期，埃及境内的外国人数量已相当庞大。这批外国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闪族人，他们多是借道西奈半岛而来，定居或寄居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并自成一个小区。
这些“亚洲人”，绝大多数都是以自愿、和平的方式进入埃及，而非被强迫的。这是因为埃及的经济机会较多，加上中王国时期对奴隶的需求量大，不只宫殿、庙宇、达官贵人拥有大批奴隶，一般平民百姓也都拥有一两名奴隶。埃及的奴隶待遇相当不错，许多奴隶甚至拥有自由的贸易权，因此不少外地人前来埃及为奴，当然也有不少奴隶是来自战俘，甚至有时“亚洲人”在埃及还成为“奴隶”的代称。
当然不是所有到埃及寻求新经济机会的“亚洲人”都为奴，也有不少从事其他的行业，如参军、酿酒、纺织、种田、凿石，以及参与公共工程等，如《旧约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为埃及人制造泥砖。由于埃及的经济机会多，因此每当中东遭逢天灾人祸的时候，“亚洲人”更是成群结队地涌进埃及，埃及政府还为此设立了一个“亚洲人管理部”来管理他们。
埃及在中王国时期不仅与亚洲贸易密切，还开始与地中海西岸的古希腊人（米诺斯、克里特岛、迈锡尼人）做生意，因此埃及汇集了各地来的商人，其中仍以亚洲叙利亚商人最为活跃，于是“说叙利亚语”在埃及成为“讨价还价”的同义词。除了商人外，埃及政府也收容了不少中东的政治犯或流亡人士。尤其是新王国时期，当埃及开始往中东发展时，每当征服一个亚洲城邦，或签订合约、盟约时，都会要求对方提供人质，其中“亚洲人”占了不少比例，有人说《圣经》中的摩西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埃及中央势力强盛的时候，这批外地人还能服从埃及的统治与管辖，但是一旦埃及势力衰微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反抗，在埃及境内建立自己的政权。早在埃及第八王朝因继承问题而陷入混乱时，就曾有一群“亚洲人”入侵三角洲地带，并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且将法老的势力逼退到上埃及的孟斐斯（Memphis）地区。之后，这群“亚洲人”又卷入埃及的地方势力争夺战，甚至还参与王室的王位继承战争。中王国建立以后，虽然消灭了“亚洲人”位于三角洲的政权组织，但却无法阻止“亚洲人”持续移民埃及，这股移民潮甚至因埃及对工人的需求而大为兴盛。到了中王国末期，“亚洲人”又回到三角洲旧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即喜克索斯（Hyksos）政权。喜克索斯人不仅占据北方的三角洲，还与南方的努比亚联盟夹击埃及，迫使埃及法老的势力往南撤退。
“喜克索斯”原意为“高地沙漠王子”，意指中东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高地沙漠的游牧民族酋长（如以色列人），后来在埃及就成为“外地统治者”之意，不仅是指外地人的领袖，也指他们整个族群的人。喜克索斯人的成员非常复杂，有来自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游牧民族，也有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印欧民族，更多的则是闪族人，包括以色列人在内。
根据埃及的年表，第二中间期约有6位喜克索斯法老
，统治期约为108年。喜克索斯人不仅采用埃及法老的称号与制度，也采用埃及的礼俗、宗教信仰，以至于有不少埃及的王子（中王国以后，埃及就陷入分裂的状态）向喜克索斯人进贡，或与他们通婚。当然也有不少埃及人不服喜克索斯人的统治，经常出现各种战争。根据一则传说，喜克索斯人曾攻打底比斯王子，宣称底比斯王子所养的河马戏水时拍打水花的声音太大，以至于吵醒了在700多千米外睡觉的喜克索斯王子。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底比斯王子乃是埃及反抗军的领袖。无论如何，埃及王子失败惨死，他的木乃伊后来被发现，而且死状极为恐怖。
除了战争外，喜克索斯人也为埃及文化注入不少新生命，他们迫使埃及人重新检讨过去保守、停滞的文化，转而采取新路线。同时，喜克索斯人也将中东的青铜技术、战车（在喜克索斯人统治之前，埃及只有用驴拉的战车，喜克索斯人统治之后，埃及才出现用马来拉的战车）、弓箭、佩剑、短刀等传入埃及，这对于日后新王国时期的军事革新均有很大的贡献。新的作战方式与新的作战工具，使埃及社会产生了一批新的族群，就是军人团体。这些军人虽然大多数是下层的常备兵，但是不乏有钱的军官，这可以从他们的战车、复合式弓箭都必须自备来推断。他们因为拥有新的技术、工具和知识而有强烈的企图心，成为新的社会精英。昔日的精英只要会写，懂得如何代表法老与神明打交道和知道为官之道即可，现在新的精英还必须具有国际观和军事专业的背景。于是，新的精英成为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挑战者。尽管如此，一如昔日的精英，这批新的军事精英，仍然得仰赖法老的慷慨赠予和赏赐，法老的赏赐也可换取军事精英的效忠与依赖。
此外，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喜克索斯人，也致力于发展环地中海的贸易，这使得埃及与地中海东岸的中东文明，地中海西岸的米诺斯、克里特岛文明连成一片，埃及也逐渐加入地中海的经济体系中。通过经济运作，不同的古文明相互接触与交流，有助于融合亚欧非三大文明的古典文明的出现。
当然，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也激起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和仇外的心理。到了公元前1550年左右，埃及终于在底比斯政权的率领下赶走喜克索斯人，结束喜克索斯的统治时代，并开启新王国时代。喜克索斯人对埃及虽然有不少的贡献，但也有负面的影响，那就是仇外的心理：从此埃及不再信任外国人，并对“亚洲”移民采取紧缩、疑惧、压迫的态度，这便是后来公元前13世纪《出埃及记》（Exodus）的背景。此外，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已不再处于平静，而是充满野心、战斗欲，此时的埃及处于一个开放、充满不安的时代，为了寻求国家安全，埃及不断地将国防线往“亚洲”方面推进，埃及因而逐步卷入“亚洲”纠纷中。
尽管新王国时期，喜克索斯人被赶出埃及，但是“亚洲人”仍持续大量涌入。每次新王国的法老出征“亚洲”后都会带回一批人，除了作为人质的王子外，还有工匠、佣仆、酿酒的师傅、雇佣兵等，再加上来自西边的希腊人、克里特人，南边的努比亚人，以至埃及境内居留的大批外国人，四面八方来的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使得埃及文化呈现不同的国际色彩，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使得新王国早期出现繁荣的景象，让法老有更多的财富奉献给神庙、建造巨型的建筑物和雕像。譬如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公元前1391—前1353年在位）不仅为自己修建了许多建筑物、雕像，甚至还在沙漠中为自己的爱妻建造了一个花园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