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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埃及位于人科家族“出非洲”的必经路上，自古以来埃及便接收了各路非洲人种，又因为物产富饶以致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的各路人口，因此埃及自古以来就人种复杂。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活在这块土地（含东西边沙漠、尼罗河谷地与三角洲在内）的人群，包括牧牛与农耕的聚落居民、四处游走的游牧部落逐渐联合起来，成为古埃及人的主体。这时期约相当于埃及传说中的上下埃及统一时期。这对于人种复杂的大埃及地区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艰辛且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工程。
事实上，统一以后的每位埃及法老不仅需要为维持上下埃及的统一而伤脑筋，也得为团结境内各族群而奋斗。因为即使当埃及王国建立以后，仍有不少的新移民从亚洲、非洲各地加入古埃及人家族，都被埃及人同化，并接受他们的农耕生活方式，甚至王国时期的外来雇佣兵，在退役后也留下来过着农耕的生活。因此，基本上整个王国时期的埃及无论在人种还是生活方式方面都少有大幅的变动，即使到了今天，这种人种与生活方式的一统性仍可在南部的上埃及地区看到踪迹；自古以来，北部的下埃及无论在人文、地理或人种方面都较南部的上埃及要复杂得多。
尽管中央王权面临许多人文上的困境，不过埃及历代法老都善于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能够达到大一统的局面，营造出安定与和平的环境，转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局面。
在中东地区，水利设施和多难兴邦对于王权的兴起有重要的影响，埃及却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埃及地大物博，人口又远不及中东的多，更没有外来或内在的军事威胁，为何也会产生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组织，而且比中东的城邦组织更为阶层化、中央化、威权化？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与史家纷纷提出一些与经济相关的理论。
当古埃及人进入农耕社会，水利就变成一项重要的议题。虽说尼罗河会定期泛滥，无须太多人为的干涉与努力，但尼罗河的泛滥时间与水位变化也有反常的时候，因此需要有人能预测泛滥与播种的时间，也需要有人能施展“魔法”好让尼罗河正常运作，通常能预测或施展“魔法”的人就是部落的酋长，这种情形在今天苏丹（古代的努比亚）的许多部落中遗风仍存。据一些埃及学者猜测，古埃及法老极可能就是由这类巫师发展而来的，为的是应农夫对于水的需求。一旦当巫师能正确预测尼罗河的泛滥，保证它的正常运作，人们就愿意听从该人的指挥，王权于焉兴起。
为了确保尼罗河的水能在适当的时候泛滥与消退，也为了保证尼罗河泛滥的水位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每年当尼罗河水开始泛滥时，法老就要举行一些仪式，并记录尼罗河泛滥的水位。我们现在在亚斯文急流区附近的岩石上还可以看到存留下来的刻痕。
法老的政权基础就在于他们能预测与适当运作尼罗河水的能力。一些学者甚至主张：法老金字塔中的金字塔文与一些绘刻在石碑或墓壁上的神秘雕画、咒语、图像文字等，就是在传递各式唤水法术与咒语。因为有些密室只有法老能进入，一些密文也只有法老才能阅读、观看。因此，早期的金字塔属于法老的独占性建筑物，一直要到法老的神性衰微后（约相当于古王国晚期、第一中间期时代），法老的秘密方才流落民间，而法老秘密的外泄更加速了法老神性的崩溃，随之付出的代价则是法老的神权政权瓦解。
持人口膨胀与管理论的学者强调埃及文明与国家的出现是经过长期演变而成的，而且这个发展过程非常缓慢与悠久，甚至等到法老时期结束时仍在继续发展中。早期埃及人固然需要领袖的“魔力”，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物质需求的膨胀，埃及人更是需要一位具有中央权威的法老存在。当尼罗河谷地的可耕地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时，埃及人就需要另外开辟谷地之外的沙漠绿洲与沼泽地区，例如位于尼罗河与西部沙漠边缘的法雍（Fayum）绿洲，就被古埃及人开发成为农垦区。当埃及对于粮食的需求日益增长时，埃及人更需要动脑筋提升土地的单位生产量，这就使水利规划、工程设施与管理更重要了。当人口多时，维持“秩序与正义”遂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必须有一群人起来确保每个人的收入都能集中在一起，然后做最公平与最大效益的分配，而每次泛滥后的重新丈量土地更是越来越要求准确。这些需要就导致了埃及王权的兴起，而如何刺激与确保农业生产的繁荣，就成为法老主要考虑的因素了。
埃及土地上本来存在许多独立且平等的聚落或政治单位（类似城邦或城市的组织）。他们彼此相安无事，各做各的贸易。但是当贸易越来越繁盛，而且贸易范围或市场越来越向外扩充后，就形成几个单位短兵相接的局面，于是在相互竞争、市场重组或兼并以及资金膨胀的引导下，先是几个邻近的小单位兼并成一个大单位，接着大单位又连缀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于是在埃及传说中南北统一（即公元前3100年开始的第一王朝时代）的前几百年，埃及就已形成南北两大对峙的政治单位与经济单位。
上下埃及的统一绝非骤然出现，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而来，在过程中也不是倚靠单一方式达成，而是以经济、社会、宗教交流为前导，继之以武力与政治谈判，其中贸易至为重要。埃及人很早就了解到大一统有诸多好处。首先，大一统且强有力的中央组织有助于地方秩序的维护，更有利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发展与维修，强大的政府力量亦有助于开发周遭的沙漠绿洲地区，使沙漠变良田，从而增加粮食；沙漠的开发绝非个体所能达到的，它需要强大的动员、组织与财力方能达成。当然，大一统的帝国对市场的扩张与贸易的整合贡献也颇多。
更重要的是，大一统国家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社会上升的管道。当大型的统一政府建立起来后，就会提供众多的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的增加缘于统一的中央政府成为全国最有钱、最大的资本家与雇主，唯有他们能够满足工匠所需要的精品市场，也唯有政府能供养得起庞大的官员与知识分子。当众多人口转入工匠与官员（包括知识分子）队伍时，会转而刺激整个国家与社会对粮食的需求，这又带动了农业与商业的活络。当埃及人经历过大一统的诸多好处后，无怪乎在分裂的时候会强烈怀念大一统的太平盛世，进而要求建立新的统一帝国。
几乎从史前时代开始，南方上埃及的经济实力就较北方下埃及为强，社会的同构型与凝聚力也较北方为强，因此上埃及往往能取得统一的主导权。因为南方有陆路经东边的沙漠地区通往红海，因此当北方陷入混乱或为“亚洲人”所控制时，南方仍可通过这条贸易线取得各式所需的资源与货品。然而就北方而言，当时海上贸易尚未发达，他们只能通过西奈半岛进行对外贸易。一旦北方因分裂而无法掌控这条贸易线，或被“亚洲人”阻挡，则北方就会因无法对外贸易而陷入经济衰颓。这时，北方在经济上只能仰靠南方的供应；经济的依赖易造成政治上的依靠，因而易为南方所统一。另一个原因是南方的地理位置介于北非与中南非之间，除了向北做生意外，还可以往南与非洲内陆贸易。更幸运的是，非洲内陆一直无法出现一个足以与上埃及抗衡的政治组织，以至于这条贸易线可以完全操控在上埃及人的手中，例如努比亚的黄金就这样源源不绝地输入埃及。北方的下埃及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他们并不直接与努比亚接壤，而必须通过南方的上埃及与非洲内陆贸易，这就必须要看上埃及的脸色决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上埃及发动统一的总攻势时，下埃及往往无法抵挡，只能听从。
值得注意的是，当上下埃及统一后，地区的差异性仍然存在，而且经常是统一与分裂并存。于是，尽管早期法老号称“上下埃及之法老”，却并不一定是实际情形的反映，往往这些“上下埃及之法老”仍在为统一上下埃及而努力，或是为消弭地方的分离企图而奋战。当统一大于分裂时，法老就能掌握全国的资源，发展大型的建筑，如金字塔和神庙。当分裂大于统一时，资源就分散于民间私人手中。这并不意味着埃及变穷了或是民不聊生。这时就出现了地方性的建筑，如私人的小型金字塔或地方神殿。
历代史家都认为，神话与神学体系在埃及强大王权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到底占多少比例，一直是学者间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其中的争辩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发展强大的法老王权除了要具备足以说服人的理论外，还必须要有实质措施的配合，以作为政权的基础。我们现在就来看支持法老强大王权的基础为何。
从古王国初期统一上下埃及开始，法老就逐渐以王室成员取代原来的地方首长，好将王室的力量伸展到地方。对于不能取代的地方，或是当王室成员人数不足时，法老就尽量以轮替、轮调的方式逐渐斩除地方官、部落酋长的地方势力。这个制度本来施行得很顺利，王权也的确随着王室成员而扩展到全国各地。但是随着王朝的更迭，前一朝的地方官（即前朝的王室成员）反而变成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这种情形到了古王国晚期更严重，几个前朝的王室成员或地方官变成了据地为王的封建势力，因而造成第一中间期。
虽然许多被征收来的地方谷粮仍然存在地方谷仓中，但却得受中央的统筹分配与调度。荒年时候的赈灾就是在中央的名义下进行，用以安抚人民，稳定人民对中央的向心力。平日，这些征收来的谷粮货品则用作酬劳，奖励顺从、能干、忠诚的地方官员，借以取得地方人士对于中央法老的效忠与拥护。
这顶实质措施包括兴修水利、建庙等建设，提供工作机会，进而拉拢工匠与书记等中层阶级的人士。金字塔的修筑更是具有刺激经济、提供工作机会的功能，其受惠的人群不仅包括上层的官员、祭司，还扩展到中下层的商人、工匠、农民等，难怪修筑金字塔的工人甚少奴隶，而多是自愿征调而来的工农等人民。
借赏赐寺庙土地、金钱与贵重物品以拉拢宗教人士，同时以建庙和优待地方庙宇显示法老对地方神祇的尊敬与支持，巩固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埃及的祭司与中东的祭司不同，在埃及，祭司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阶层，仅是代表法老举行宗教仪式并伺候众位神明，在服侍神明与举行宗教仪式之余，埃及的祭司尚从事书记等其他职业。因此，埃及的祭司并非神明的代理人，而是法老的代理人或代表，代表法老敬神与祭神而已。在宗教认同强烈的古老年代，地方人士非常在意法老是否尊重、接纳他们所信奉的神祇
，而法老对地方神祇的敬重则表现在建庙和赏赐上。
名义上，埃及的法老一个人治理国事与人民，官僚仅是法老的代理人，代表法老治理百姓，实际上官僚乃是维系法老与人民关系的媒介，又因具备代表法老的身份，因此一个值得信赖的官僚体制有助于法老赢得百姓的爱戴与效忠。于是，为了要取得人民的信赖，埃及的法老都相当重视官员的选取。早在古王国初期，埃及就出现了一批非常具有专业技术的科技官僚与书记。科技官僚可以精确地丈量土地，记录尼罗河的水位，计算个人财产如人口、牲畜等，以帮助法老更有效率、更精确地收税。书记则记载祭祀所需的祭文，以及行政管理所需的信件、饬令、档案等清册，对于进出货品的数量和状态，书记也记录成精确与详细的清单。
为此，埃及很早就发展出来一套训练官僚与书记的教育系统。除了文字书写外，埃及的官员都必须具备数学与算术的能力，包括如何计算圆形、椭圆形、正方形、多边形等各式形状、物体的面积。同时，埃及的官员还得学会在进行重大工程前，先算出所需的人力、建材、补给品，更必须算出每个地区、族群所应贡献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又如农业播种之时，官员们也必须算出所需种子的数量、如何进行分配，待丰收之时尚得统计收获量以便征收，更别说尼罗河水位退去后重新丈量土地的问题了。在这一连串的算学训练与实际操作下，难怪后来的古希腊学者会佩服古埃及的数字精确度，进而要求大家努力学习与效法。
埃及虽然拥有一批训练有素、博学多才的官僚，而且他们是专职官员，但是埃及官僚的职务尚未达到专业分工的地步，官员的职务可以随时调动。例如一位官员在丈量完土地或财务后，可能会被调去统率军队或办理外交、贸易等工作，全视政府当时的需要与该官员的平日表现而定。
法老将征收来的剩余物品与谷粮进行对外贸易，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在埃及，法老拥有对外贸易的独占权，商人仅是代表法老进行贸易而已，所有的贵重物品、奢侈品均流入法老的宫殿，其他人若想得到这些物品如原料、奢侈品、必需品，甚至黑檀木制作的床铺与椅子等家具，都必须通过法老以酬劳或礼物的方式得到。上层的官员与精英直接从法老那里得到赏赐与礼物，下层的官员或地方官员则通过上层官员得到法老的赏赐或礼物，也就是上层官员也以赏赐或礼物的形式将他们所得到的法老礼物再赐给下层官员。每一位高官的属下都希望能从上司手中得到这些“礼物”。
这种层层分配与赏赐的“礼物”加强了法老的经济力，也扣紧了法老与贵族、精英间的关系。譬如，埃及人重视来生、强调厚葬，尤其是贵族与富人等，但他们必须通过对法老的效忠与服务方能取得来生所需的奢侈品。同样的，工匠所需要的贵重原料如珍贵木材、天青石、铜、锡、象牙等，也必须通过法老方能取得。
在这再分配的过程中，埃及一如两河流域的人们，非常强调正义、公平的原则。中王国时期智慧文学的一篇故事，就明白地透露这种理想：“有一天，一位非常善于辩论的农夫带着载满货物的驴子到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中途遇见一位贪心的地主，诱骗他让驴子走到地主的麦田里，驴子看到麦子就咬了一口，地主立刻以此为由强夺了农夫的驴子。农夫不甘，于是告到地方首长那里去，并努力地发挥他的辩论能力，终于以正义之名取回了他的驴子。”这则故事反映国家应该维持正义的原则，支持小民。
总而言之，法老为了巩固与加强他的权威而采取上述诸多措施，有助于埃及中央化、集权化与大一统的发展。不过这些虽加强了法老的权威，却也拉大了法老与民众的距离，并增加了其他人对法老的依赖。
当法老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和高高在上，贵族、精英、工匠等人士对法老的依赖日益加深时，法老就开始扮演埃及文化与时尚趋势的火车头角色。官员们争相模仿法老与王室的穿着、喜好、时尚与品味，精英文化因而形成。中央的精英文化随着地方官的指派与轮调而散播到地方，并带领地方文化的发展，终至全国上下、朝野在文化上盘根错节式地紧紧攒成一体。之后，即使中央政权改变，地方却仍持续固有的文化传统，甚至外来的政权，如喜克索斯王朝（The Hyksos，公元前1640—前1550年）和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公元前305—前30年）等，都无法摆脱或漠视埃及的传统文化，只有被同化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