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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认为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虽然埃及的可耕地分布于尼罗河两岸宽不到13—26千米、长不到1000千米内的地区，但是这条河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更为友善、可靠。一般而言，每年5月尼罗河源头的水开始上升，7—10月河水覆盖埃及的河谷耕地，到了11月耕地再现，往后的4个月，刚好可以让埃及人重新划地、犁田和播种，好让作物在3—6月成长。
尼罗河的泛滥周期与农作物耕种、收割时间相当配合，而每年夏季作物收割完毕，尼罗河就开始泛滥，正好可以灌溉焦干的土地，再添上来年播种所需的沃土。当尼罗河洪水退尽时，又到了播种冬季作物的时节，所以一点也没耽误到农作物的生长循环。此外，尼罗河又为埃及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灌溉系统，不需要太高深的技术，只需稍微加点工，便能建造简单的运河或灌溉设施，还可以耕种、发展农业。另一方面，由于水患的时间与范围是可以预测的，水利设施较易维持，不用经常更新，只需花点工夫维修就可以了。
尼罗河的泛滥似乎是规律的、可预测的，不过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可预测”是相对于两河流域的河流而言。实际上，尼罗河也有不可预测的时候，例如《圣经》曾记载埃及发生的连续灾难（7年大旱、7年大水），这也是埃及的最大隐忧。埃及在历史上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时期，每一个断代间都有一个中间期，这些中间期都与尼罗河连续的水旱灾有密切的关系。“预测尼罗河的动态”成为埃及法老政权维系人民信心的基础，一旦政府无法准确地预测尼罗河，导致财产、人民生命的损失，统治者的公信力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轻则动摇政权基础，重则有垮台的危险。
埃及的东西两边都是沙漠，在沙漠屏障下安全性较高。而尼罗河提供了上下埃及经济联结的快捷道路，因此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大单位经济发展，尤其是内需市场。加上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带，适于人居，不超过两岸的24千米，因此不需要过多的防卫力量，就可以守住这块地区，进而保障埃及内地的安全。另一方面，东北边的加沙（Gaza）走廊与西边的利比亚（Libya），又足以让埃及军队出境远征敌人。就整个埃及而言，只有南边的战略位置较差。南边与努比亚（Nubia，即今苏丹）相邻，较容易受到努比亚地区部落的骚扰，但是苏丹南部的苏德沼泽，却阻止了大批可能来自非洲内陆部落的侵扰。因此，埃及的南境也还算安全。大致说来埃及算是处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拥有非比寻常的农业成就和精致工艺，得以支持统治阶层建造大型建筑。直到公元前一千纪左右，因环地中海区各帝国的发展，埃及才无法维持特有的安全环境，此地丰富的农作物与资源吸引了亚述人、波斯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觊觎，埃及被迫开放，并融入地中海经济体系中。
埃及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整的经济体、文明区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而是由不同的区域经济逐渐融合而成。基本上，埃及的地形可区分为南部的尼罗河河谷地区，北部的三角洲地区，以及西边、东边和南边的沙漠区，沙漠区中还有大小不等的绿洲。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不一，天然资源与物产也各有所缺，必须通过交换、交流方能满足各自的需求。例如，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以及沙漠中的大绿洲适合发展农业，小绿洲适合发展畜牧业与游牧业。这些地方适合生产粮食与各种食物、工艺品，并以其产品向沙漠居民换取金、铜、银、石头等原料；物质的交换带动人文的交流，最终导向文明的兴起。
图3 埃及壁画中的农耕情景
埃及人以镰刀收割谷物，以牛犁田。
埃及聚落经济与中东一样，都不是始于多水的大河流域。现今出土的埃及最早聚落遗址（即新石器时代）是在西边的沙漠地区，既非尼罗河上游的谷地，亦非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即使东边沙漠的人类聚落也比尼罗河流域要早了许久。
与两河流域不同，埃及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是以养牛为主而非农耕，可见埃及的耕牛文化显然不受中东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然而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开始变得越来越干燥，该地区的耕牛聚落随之没落，改饲养山羊与绵羊为主，可能是由西亚传过来，显示这时期的沙漠文化在气候变化的严厉考验下，接受外来文化刺激而有不同的面貌与转型。等到公元前4400年之后，沙漠地区就几乎看不到人类踪迹了。
与两河流域相似，新石器时代的埃及文化与经济也是由西向东发展，因此尼罗河地区最早的经济遗址是在该流域的西部，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100年左右。至于是南边的上埃及为先，还是北部的下埃及为先，则仍为未定数，不过一般学者还是倾向于以上埃及为先，特别是从亚斯文急流区（Aswan Cataract）附近的象牙城（Elephantine，或译为“艾勒方丹”）往南的河谷地区。至少上埃及比下埃及要早发展出阶层化的社会组织。无论如何，尼罗河谷地的生产文化都比较晚，豢养山羊的时代比起西边或东边的沙漠地区都要晚了500年左右。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新石器晚期的埃及农耕与畜牧文化乃是中东文化的延伸产品。一直要到有史时代以后，埃及方才摆脱中东文化的附庸地位，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与文明。
从史前时代开始，埃及地区不仅动植物种类众多，矿产也丰富。在农产方面，史前时代的初民已经开始生产各式粮食、蔬菜、水果和实用作物等，如韭菜、莴苣、黄瓜、豆类、蜜枣、葡萄、麦子、亚麻等作物。在野生植物方面，有三角洲一带生产的纸草，各式可以调味、入药、闻香的药草以及装饰用的花花草草等。埃及唯一比较缺乏的是高级木材，如香柏木、黑檀木等，这些必须仰赖中东进口；埃及从中东进口的物品中还有天青石、玉石等各式宝石以及科技和工艺用品等。
图4 埃及壁画中栽种葡萄与酿酒的情景
此外，埃及人还饲养如猪、狗、羊、驴等，各式可用、可食的动物。牛则多产于努比亚以及西边的沙漠区。同时沼泽与河滨地区还有各式丰富的野生鱼类、鸟类（如鸭子、天鹅、鹤等）。这些动物使得埃及人比生活于其他古文明的人要更容易取得蛋白质来源。鸟类、鱼类以及沙漠里的各式野生动物如羚羊、大角山羊、野兔、鸵鸟、狮子等，不仅是猎物，还成为埃及人艺术、文学创作的题材。
埃及的矿产大部分来自东边的沙漠地区或西奈半岛，如金、银、铜。这些地区的居民一如尼罗河地区复杂，有“亚洲人”
、非洲人，但都属于非耕种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当地生产的矿产和兽类换取尼罗河居民的农耕产品。例如，西边沙漠的绿洲居民以兽类、盐等换取尼罗河产的酒、水果和粮食；努比亚的部落人民则以黄金、象牙、鸵鸟羽毛、鸵鸟蛋、石材、珍贵宝石等换取埃及的武器、纺织品和工艺品。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的游牧部落和尼罗河农耕社会的关系与两河流域不同。在两河地区，游牧部落拥有强大的组织与势力，足以向农耕经济挑战，而且两河流域的游牧人民有能力可以自己向外拓展市场与销售货品，许多重要的贸易线路更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在埃及地区，周边沙漠地区的游牧居民势力非常分散，除了缘于没有出现强大的政治组织，也因为尼罗河谷地阻碍各方游牧势力的整合与发展，以至于他们无法向尼罗河农耕经济与社会挑战，因此埃及地区的农耕与游牧关系多了些和平，少了些冲突。更重要的是，北非地区的游牧部落无法自行开发市场，他们的产品必须通过埃及方能转卖到亚洲与地中海地区，而游牧部落还得通过埃及取得外国货品，这使得埃及成为金、银、铜、象牙等非洲产品的最大输出国。
总之，埃及周围虽然也有不少游牧部落，但不会构成埃及的国防威胁，反而为埃及带来大笔的财富，因为开采重要矿产的庞大成本由部落人民承担，而埃及人却坐享庞大的转手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