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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进入了城市文明与国家时代，但是由于早期人类能力有限，且资源也少，因此改变环境与利用环境的能力更有限，以致他们必须仰赖天然环境。于是，生活于不同地形的人，他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生活与行为也大不相同，例如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人士，他们的欲望仅止于拥有一头驴子、一个花园和一栋房子。以下仅就中东、埃及、古希腊与古罗马所构成的环地中海区为例说明之。
古代环地中海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既有平原、三角洲，也有山区、沙漠与海洋地区，每个地区因应地理环境而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特色。
山区的人比较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的资源比较少，改变环境的能力更是有限，因此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最大。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山区人士的经济目的以生存奋斗、维持生命为主。山区的粮食多靠自然界提供；山区少有种植业的出现。但是山区豢养不少的牲畜，如羊和马。山区的经济发展也有限，经济活动以狩猎、畜牧、游牧为主。
资源匮乏，以致山区支撑大型人口小区的能力有限，因此大多是人口少的“小小区”，政治组织也多以部落为主。当山区的人口多了以后，就必须靠向外移民来解决人口的问题，通常是往山下的平原区移动，不少平原地区的劳力主要就是来自山区的移民，从古代到近代都是如此。
平原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适于人居住，也比较容易改变。中东的平原地区还有河谷平原、冲积平原和平地平原的区别。不同的平原，灌溉的方式也不同：河谷地区主要靠雨水，平地则靠人工的灌溉系统。不同平原地区的生活与文化形态都不同。
平原地区的生活仍无法靠个人的力量达成，必须靠集体的力量方能营造舒适的生活空间，这就形成了各式人类组织，如社会、宗教与国家等。平原地区的资源不见得多，但一定是多样化的，有沼泽、湖泊、河流、森林等。这些资源都比较容易利用，因此大幅提升了人类利用与改变环境的能力。
平原适于种植，因此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农业因为产量比较稳定，且可以预测，因此可以供养比较多的人，以致平原地区的人士不必为生存担太多的心。因此，平原地区的经济目的在提升生活质量、追求进步。
农业的收入虽然比较稳定，但需要动员与组织人力方能取得，例如发展灌溉，开挖运河、沟渠等。此外，平原地区易发生水患，也需要靠集体的组织力量方能解决。这些发展与需要，都使得平原地区人口众多，因而产生组织的问题，遂发展出大型且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组织，如阶层社会、城邦。
此外，农业需要的工具与科技都远胜过山区，因而刺激制造业的发展，如制造耕种的工具、烹煮用的锅碗瓢盆、储藏和运送粮食谷物的大型容器等，地中海的考古就发现了许多古代的大型双耳罐，就是用来运送粮食谷物或橄榄油、葡萄酒的。制造业又会带来原料的问题，为了取得金属（如铜、锡等矿产）与木材原料，于是有了长程贸易。人口多、生产量大且多样，又产生规划、分配与贸易媒介等问题。于是，在农业、制造业与贸易的相互牵引下，平原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与精细。
沙漠一如山区，资源少，人也少，人类必须仰赖自然所产的食物与资源。因此，沙漠地区的经济目的也以生存奋斗为主。不过，沙漠通常位于各方交通必经之地，因而才发展出另一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沙漠人民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游牧，另外就是兼营商业，他们用来营业的交通工具是马与骆驼（早期是驴子和骡子），这也是沙漠人民豢养的主要牲畜。沙漠地区还盛产矿产，如黄金等。位于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路线多掌握在游牧民族的手中，两河流域大部分的陆路贸易也都是由游牧民族经营的，例如著名的商业民族亚述。
但是，游牧民族可交换的物品比较少，需要的东西反而比较多。因此在无以交换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利用掠夺的方式，以暴力取得所需的东西。当然偶尔也有强迫交换。另外，游牧民族为了追求经济机会与经济产品，也会入侵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冲突，就成为上古中东史一项重要的议题。农耕民族往往会建筑长城以阻挡游牧民族的入侵。例如，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就曾在巴比伦北方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地区修筑了一道长达270千米的长城，以防止阿摩利人（The Amorites）的东向迁徙。
位于平原地区的农耕民族除了面临来自沙漠民族的威胁，还面临来自山区部落的骚扰。与山区部落的侵袭比起来，游牧民族仅能算是骚扰而已，因为山区的人远比沙漠的人还剽悍。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只注意到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却忽略了平原民众与农业民族侵夺游牧民族土地的问题，例如埃及就不断地往沙漠扩张。其次，许多人认为游牧民族无法建立城市，因而无法发展出文明。但是，考古数据显示：游牧民族也是可以建立城市与文明的，中东的马里（Mari，位于今日叙利亚境内，为阿摩利人建立的城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比起陆运，水运发展得较晚，主要是因应贸易而兴起。水运包括河运与海运，河运主要是对内，海运则是对外的。海运之所以能发达起来，乃是基于中东有靠海的海洋地区。海洋地区主要位于地中海沿岸。地中海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宜贸易，因此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人民也多从事贸易。地中海呈现一个盆地地形，四周环山且面海。由于地中海沿岸多山，沿岸平原也都是靠山面海。这种地形有利于当地人往海洋发展，而不利于往内陆发展，因为往内陆发展需要越过险峻的山脉，对上古人而言是一大难事。此外，地中海靠近岸边的近海地区，多海湾、港口、岛屿。港湾、海岛的分布密集，呈跳板式排列，以致航行地中海不需要特别先进的航海技术与工具，非常适合上古的人民沿岸航行。
早在公元前9000—前6000年，这一地区就已经有航行红海与地中海的记录：早在地中海航线出现之前，叙利亚就已经发展出红海的贸易线，主要以贩卖香柏木为主。公元前1000年左右，造船业兴起。航行地中海的船只分为马头形的船、长形船与圆形船（平底船），各种船形的龙骨、桅杆、摇桨各有不同。例如长形的船，船底呈长方形，船身分两层，下层摇桨，上层装货，属于重型船，适于跨海航行。至于平底的圆形船则适合走岸边。地中海的海运繁忙，并使海河连成一片，以致中东人终于征服了地中海，一个整合型的地中海文明就此出现。
一如沙漠的游牧民族，不少海岸人民也没有过多的产品与内陆人民进行交换，因此他们多进行掠夺。地中海的海盗不分种族，各色人种都有。海上民族的活跃，对内陆民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最后甚至导致青铜器文明的结束，以及中东帝国时代（埃及帝国、亚述帝国、赫梯帝国、米底帝国）的结束。
在地中海活跃的海上民族，包括希腊人、黎凡特人（The Levant）、叙利亚人、迦南人、腓尼基人等。埃及人是最晚加入队伍的。这是因为埃及的经济比较能够自给自足，故无须仰赖外来的货品。况且，埃及的商业由法老垄断。在需求量不大的情况下，埃及的贸易多由外国人经营，尤其是叙利亚人。
海洋经济具有一些特色：
1.需要较多的成本、技术与知识，这些条件致使海洋民族的文化水平高、识字率高。因此，最早简化文字的民族就是在近海，如商业活跃的腓尼基、亚述、迦南人。这些民族为了提高商业效率而发明了拼音文字。在此脉络下，埃及商业的不发达，亦可以由其复杂、精致的象形文字可见一斑。
2.机动性强，海洋民族的殖民能力、行动力与活动空间都非常惊人。
3.建立据点，海洋民族不仅殖民地分布广，文化散播的范围也广。他们在各国、各个港口、岛屿都建有据点、补给站、中继站。这些据点通常都是由他们自行管理。
4.海洋民族易产生开放、宽容的社会，社会的流动性强，权威度较低，易产生民主之社会与政治。海洋民族也容易扮演文化中介的角色，进而形成融合文化。
5.海洋地区由于经商人多，制造业较为发达，但是仍以农业为主。商人在这些地区仍算是少数，且有垄断的情形。
远古时代的人类无法完全突破山区、平原、沙漠、海洋等天然障碍，遂造成区域性的发展，且区域性大于整体性。虽说以区域性发展为主，但是各文明区之间仍互有往来，并主要是通过政治、战争、移民、贸易、王朝通婚等方式。上古地中海沿岸，并无孤立之文明。即便埃及比较独立、闭锁，但仍有对外之往来。早先促使埃及走入中东地区的军队，开始于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86年），等到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3—前1085年），埃及更是融入地中海文明体系。地中海文明的出现，也是人类最早全球化的发展证据。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游牧业、工商业等经济活动是并存的，甚至在一个家或一个人的身上也都同时存在。譬如位于黑海北岸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The Scythian），虽号称游牧民族，但是在他们的民族队伍中仍有不少农民存在。
在上古时代，由于市场不发达，人类无法完全靠市场取得所需、满足欲望，因此除了正规的贸易外，还产生不少非正规的经济活动，如礼物经济、掠夺经济、战争与赏赐等。上古人民靠战争取得战利品，特别是劳力，以弥补本国劳力之不足，那就是奴隶，如古希腊、古罗马。中东亦然，该地区的奴隶、战俘多工作于矿区以及其他比较危险的地方。赏赐在上古时代也很流行，不少机构依靠赏赐取得劳力与服务，类似于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例如，加喜特人（The Kassite）的封建制度，就是君主以土地换取臣民的军事、行政等服务。
各经济区的互动与交流，让各文明向外延伸，终使古代文明结成一个网络。